救亡與啟蒙(2)

至於說到大眾文藝，連環圖畫，唱本，魯迅並不認為是沒出息的。他說，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由來憎厭那種輕視民間文藝的自以為高貴的貴族化觀點，而且並不以為形式是決定一切的。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理論的論戰，由於左翼批評家是從黨的理論和政策立場出發的，所以，一經黨內的領導人的指示，很快地便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遲遲出戰的魯迅，卻在同一營壘中人歸於沉寂以後，竟獨力把論戰堅持下去。他接連觀察到這樣兩種現象：其一是這些貌似超脫的理論的提倡者，已經賣身權門，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為伍；還有一些更可怕的現象是，這些變化了的「第三種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聯成一氣，甚至惡意地拿他當玩具了。隨著情態的發展，尤其在1934年以後，他對所謂「第三種人」的態度也就變得日漸嚴厲起來。1932年11月9日夜間，周建人來寓，交給他一封「母病速歸」的電報。次日上午，他冒雨購得車票，晚上向內山老闆辭行，第三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到了北京，便立即寫信給許廣平，報道母親稍愈的消息。此間，許廣平也都不斷給他寫信，勸他寫小說，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溫存。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勢利之邦是看不到的。但是，許羨蘇已走，許壽裳不在，而許廣平此刻也只能作紙上談，內心是寂寞的。比起三年前的一次，顯然少了那一份欣悅，而多了中年以後的愴涼。在京居留期間，他什麼也沒有寫成，惟一的成績或許仍是演說。他一共講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學，在輔仁大學，在女子文理學院，在師範大學，在中國大學。聽講對象全是青年學生。關於講演的盛況，報章揭載說，「在各大學演講，平青年學生為之轟動，歷次講演地方均門碎窗破。自15年後，此種群眾自動的熱烈表現，惟東省事件之請願運動差堪彷彿之。」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講」。所講還是文藝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政治問題是透過這些貌似純文化問題來表現。他指出，稱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是不錯的。他對中國文學有一種很獨特的分類法，就是廊廟文學和山林文學兩大類。前一種是幫忙文學，但既幫忙也就得幫閑，幫閑文學實在也是幫忙文學。至於后一種雖然暫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闕，畢竟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便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時，這些人便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目下的文化人大談女人與酒；豈吉兆哉!在此，魯迅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回顧幾年來革命文學演變的歷史，魯迅指出，在**統治下所謂「革命文學」是怎樣成為「遵命文學」的。這裡說的遵命文學，完全不同於他對自己在「吶喊」時期的創作的統稱，而是指受官方保護的文學。他說，有幾類人物是值得特別研究的：其一，膽小而要革命，如葉靈鳳之流。其二如張資平之流，大講馬克思主義，其高超處使人難以理解，又絕非實際所可做到。這樣的革命文學，其實仍是遵命文學，還有，便是「為藝術而藝術」一派，對於時代變遷中的舊道德，舊法律，舊制度毫不顧及，表面上彷彿很純粹，實則也是遵命文學。他說，目下的作品，很難代表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多為勞苦大眾，以他們的思想和文筆，都不足以構成文學。中國到底有沒有無產階級文學，哪些才能算是無產階級文學?應當怎樣估量它們的價值?至今，他仍然沒有中止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的「文學革命」，即西裝先生的「皮鞋腳」勝利之後，下等人的「草鞋腳」要插進文壇；它遭到霸佔文壇的「皮鞋腳」的拒絕，這也是當然的事。關於知識分子，他分為新舊兩種。他的所謂「新」，並不包括浮遊於社會上層的部分。新知識者立足於現實，在實際鬥爭中尋求自己的藝術，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業既然同大眾結合，那麼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單單為自己的了。他指出，所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存在，至少得有一個可以容納個性自由發展的空間，可是，在中國這塊歷代**的國土上是連半點空隙也沒有的。所以，要贏得自由和獨立，就必須正對權勢者，如果力圖避開權勢者的注意而奢談什麼「自由人」、「第三種人」，以及「為藝術而藝術」之類，倘不是幼稚或淺薄，那麼簡直就是欺騙了。談到新興的未來派藝術，他的評說也很獨特。他說，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不過人家歐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文學，雖然看不懂，卻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的例子，老是做戲似的，常有新主義而貨色照舊。他說還有一點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學，徜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呵，窮呵，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呵，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一說及中國社會，說及壓迫和被壓迫，就不行了。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如月界，天際，可又沒有危險了。他告誡說，不要只注意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的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