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3)

最後一次講演，題目是《文藝與武力》。他說，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學，統治階級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壓迫。但是無效，於是使用麻醉政策，收買一些無恥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飾。不幸文學是社會的，不是幾個人的，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無效，惡性循環，只好又訴諸武力了。他又說，言論與文學，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國，均屈服於統治階級。所以，爭取言論自由，與努力於新文學建設，實在是文化人當前的急務。北京、上海、南京，還有各地方的報刊，紛紛報道魯迅返回北京的情況，期間夾雜了不少流言。有說他受了不愉快的壓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說他負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說他「捲土重來」是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這些於一個戰士絲毫無損，他所關注的，惟是現實社會中的抗爭。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進攻山海關，接著進犯熱河。國民黨軍隊在熱河的20萬駐軍不戰自潰，致使關內大片土地相繼淪亡。民族危機非但沒有緩解階級矛盾，反而給統治者造成加強控制的機會。國民黨政府除了繼續出動軍隊圍剿中央蘇區以外，仍然以通緝、綁架、囚禁、酷刑、虐殺對付**人和進步人士，在壓制知識界中反黨治和其他反內戰的運動的同時，強化黨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訓政」的招牌下大力宣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對於大獨裁者來說，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主義的一種點綴品或代償品而已。經過將近半年的醞釀和籌備工作，一個以保護及營救政治犯以及爭取公民權利為職志的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於12月間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以她在國內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以及業已形成的國際聲望，成為民保盟的執委會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魯迅應蔡元培邀請入盟，補選為執委。比起左聯，民保盟是一個具有更鮮明政治色彩的組織，但它只是爭取民權，不專為一黨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權，是整個社會進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這就規定了它與**政府處在相對立的狀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在加入左聯之後，仍然參加了民保盟。民保盟自成立以後，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其中，如營救牛蘭夫婦，營救陳獨秀、彭述之、黃平君等政治犯，營救羅登賢、余文化、廖承志、羅章龍、陳賡等**人，營救許德珩等教授學生，抗議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調查南京監獄狀況，幫助國民禦侮自救會，聲援各地維護民權的鬥爭，抗議德國希特勒派一黨專政的暴行等等，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魯迅自始至終參加民保盟的鬥爭。對於平常的集會，包括左聯的會議，他是不出席的，但是只要接到民保盟的開會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對於一般事務，尤其牽涉到人際關係的，他並不善處置，而民保盟分派給他的事務，卻辦得整整有條。隨著政府方面的壓力，總盟和分會的十多個執委有的轉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應付，到5月間往德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時，骨幹分子已經不超過四五人。魯迅自然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5月14日，國民黨特務綁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後，應修人到丁玲家聯繫工作，被特務從三層樓的窗口摔下而犧牲。由民保盟等人發起數十名文化人共同簽名，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司法部長羅文干發出營救丁、潘的電報。同盟還組織了「丁潘保障委員會」，進行募捐和營救工作。文化界組織了「文化界丁潘營救會」，發表《文化界為營救丁潘宣言》，要求懲辦非法綁架的幕後策劃者。左聯發表《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宣言》，對此加以揭露。國際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繼發表了聲明。丁玲的失蹤使魯迅感到特別悲痛。但是，他沒有在所有有關的宣言上簽名。他知道，屠伯是決不會分神於抗議的；對於一個**政體，什麼宣言都將不起作用。他根本不願意向政府乞求什麼。這樣，剩下來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魯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書，讓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廣泛的流布!丁玲失蹤后的第三天，他找到鄭伯奇，建議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長篇小說《母親》，並且吩咐儘快出書，出版后還得大做廣告。他親自查明丁玲母親的詳細地址，告訴良友主編趙家壁，得將丁玲的稿費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緊接著丁潘失蹤，又發生了一起震驚上海的事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銓被槍殺了!魯迅與楊銓的接觸，始於民保盟成立前後。每次開會，楊銓總是事先寫了便條，請人驅車把魯迅接到會場，會後則由他親自陪送。接待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時，兩人的接觸稍多，還曾合影過一次。對於這位熱血男兒，魯迅是有所了解的。他曾經這樣對人說過，楊銓本來是國民黨方面的人，至於要同情**，也不過為了民族而已。說起楊銓被害的情形，他認為，汽車被打爛，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傷，可見楊銓臨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護了自己的孩子。對於楊銓臨死時所表現的鎮靜的態度和人性的流露，讚歎之餘，深表痛惜之情。在楊銓入殮的當天，他不顧朋友的勸阻，同許壽裳一起前往萬國殯儀館。走前不帶鑰匙。他準備好了一切。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