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生命組合(6)

學術自由的另外一個潛在威脅是資金短缺的大學沒有原則地向公司募集資金。諾丁漢大學從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obacco）那裡接受了將近400萬英鎊，用於建立一個社會職責國際研究中心。根據《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MedicalJournal）發表的民意測驗表明，85%的受訪者譴責這種行為。《英國醫學雜誌》的編輯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Smith）為此辭去該校的醫學新聞學教授職位。但是所有的學校都因為某種必然需要而和公司簽有協議，問題是這些贊助商對研究工作控制程度有多大。協議通常保護研究者發表的權利。而一旦院系依靠某一經濟來源支付工資和研究費用，在協議延期的時候會怎樣呢？照顧公司方面需要的壓力相當巨大。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太過敏感。要管理好一個龐大的學校，就得從所有可能的來源中獲取資金，而且要搞好平衡，才能保證自己的獨立性。天文學創立者的資助人就曾以為他們是要為自己搞星相學研究。但是應量力而行，避免貪婪，這樣才能抵制住來自資助者的過重的研究壓力。這種開發利用的壓力不僅來自公司，還來自政府及其他慈善機構，一方面他們迫切希望最大限度地使用有限的資金，另一方面又急於為此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在英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研究委員會就因為專門支持有利於財富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項目而受到指責。當今研究機構所面臨的商業壓力和競爭壓力非常令人擔憂。如果說研究機構不能獨立行事，還有誰能夠充當公平的研究者的角色呢？為了維持公平的體系，科學家們應該集體行動起來，不斷重申開放的交流是必要的，而且對其研究的蓬勃發展不可或缺。我是否過分強調了大多數科學家進行合作的必要性了呢？良好的科學狀態好比是自由市場和自由職業。規章和計劃是科學的一種詛咒，而無拘無束的自由狀態才是其必然歸宿。每個人都可以對任何事提出異議和挑戰，而且任何時候你只能以自己過去5年內的成就為榮（但是在政治和商業領域，可信度同樣相當有限，而我們的社會會因短期行為而受到損害）。只要有資金，研究人員就像沙漠中的植物那樣具有適應性，根須向四面八方延伸，一下雨就很快吸足水分，並且開花結果。此外，科學的起源不僅存在於商業里，也存在於哲學中；從事研究的人不僅有工匠和企業家，也有知識分子。我必須提醒大家古希臘的教訓。當時，思想完全被抬高得脫離了實踐，結果研究者成了科學的奴隸，哲學和現實脫節，最後不得不臣服於實用主義的羅馬人。因此，我們並不提倡由委員會進行科研管理，那樣做只能適得其反。我們只是講求科學倫理，必須承認：不斷積累增長的知識本身具有公共性，應該為所有人無償共享，而不應限定其用途。這本書中所記述的事件僅是整個大場景中的一小部分。事情並非如我最初設想的，僅僅是人類基因組測序並無償共享數據，這種想法太天真了。我曾經將人類基因組計劃想成一種單純無私的行為，未料到其他人卻將其當成一塊獲取商業利益和政治權力的墊腳石。我被迫意識到，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如果你無償貢獻出可以用來賺錢的東西，那無非是自找麻煩。我開始看到一幕幕悲劇在上演，儘管我本人並不是悲劇中的一角，但我也被捲入到自己狹小專業之外的領域的討論中。2000年的6月宣言過後，當時樂施會（Oxfam）的主任戴維·布賴爾（DavidBryer）寫信問我是否對一個會議感興趣，信中附上了一份給政府的關於全球化的最新報告。我當時驚呆了，因為內容和我的想法完全不謀而合。達夫妮和我都是樂施會的長期支持者。儘管我還不知道自己可以做點兒什麼，但至少可以試一試。於是，在一個寒冷刺骨的大霧的早晨，我開車到牛津去。交談后在午餐時間我作了一個講座。出席的人很多，顯然研究者們對人類基因組計劃及其背後的故事表現出極大興趣。我看到了一群聰慧的有思想的人。他們很清醒地意識到：僅僅掘幾口自流井、提供些食物，而不同時想辦法解決貧困的長期根源，是毫無益處的。他們的這種思想無情地指向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該組織實際上正在加大世界貧富差距這個事實。而減小貧富差距的鴻溝無疑是我們繼續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惟一明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