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同於會計、律師、醫學等專業，你根本無須任何資格的認證都可以參與管理。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絕大多數企業創業伊始都不是先從家族中選人送去讀MBA，然後再創業的原因。而是「土八路」先創業、打天下，到了一定規模，再請有資格認證的職業會計，請MBA學生進來。管理從組織開始。而組織的運轉與維繫需要制度。在經濟學上，有種比較經濟效率的方法：用自己的錢做自己的事情，既節約又有效率；用別人的錢做別人的事情，既不節約也沒有效率；用別人的錢做自己的事情，有效率但不節約；用自己的錢做別人的事情，有節約但沒有效率。這說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產權制度決定了企業制度。中國幾十年來國有企業改革成效不大的根本問題，是國有企業管理制度是「用別人的錢，做別人的事」，這樣一來，既不節約，也沒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是組織生存的基礎。用何種形式組織企業，是企業必須解決的問題。浙江方太董事長茅理翔先生在農民企業家隊伍中是個「另類」——喜歡著書立說。茅理翔在批評中國企業管理家族化傾向時說「要淡化家族制」，但他同時也認為，把方太的班交給兒子是最好的選擇。他甚至說，兒子與女兒是「兩個口袋」——老子、妻子與兒子是一個口袋，女兒則是另一個口袋。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則從另一個角度說：「現在，要讓創業者把經過多年拼搏創造出來的財富交給別人去打理，沒有幾個人放心得下。比較之下，還是覺得兒子比較放心」。企業傳承是企業制度問題，是中國企業面臨的共同問題，實際上也是關係到企業能否永久生存下去的根本問題，是生存的制度基礎。現代企業不同於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在管理上表現為民主、參與，是「舉手」政治；在財務上，則是公共財政。現代企業則不同。儘管有董事會，有經理團隊，上市公司還有股東大會，但這並不代表民主。由於資本和資本所屬的「人」(自然人、法人)掌握了企業的生命，那麼企業便以資本和資本所屬「人」的意志為意志，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事實上，我們仔細研究歐美的現代企業，它所代表的是一種類似於中國「封建時代」的結構。從政治上說，它是一種「寡頭政治」，但作為一個經濟體，它則表現出「寡頭經濟」。這兩個「寡頭」，決定了企業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就是企業制度。我們換句話說，建立企業首先面臨的是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企業和怎樣建立這樣的企業的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和解決，完全有賴於制度。制度是一種文化。當然，對文化的定義有多種，但我傾向於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關於文化具有三個層面內涵的表述：第一，器物層面。用什麼樣的生產工具、生活工具，便有什麼樣的文化。如東方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插吃飯。第二，是制度層面。第三是價值層面，也就是價值觀傳統。這三個層面既有區別，又互相聯繫，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再由精神反作用於物質的組合。而連接二者的，是制度。什麼是文化的制度層面呢？韋伯在其著名的《新教理論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新教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的最重要貢獻，是把「強調儲蓄、從事生產、擴大再生產」作為基督新教的基本行為準則，並且使這個準則在新教徒中普遍被接受。我們在研究中國儒家理論以及儒家理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時發現，儒家理論同樣強調了「勤勞節儉」，而且「勤勞」也一直被認為是中國人特有的美德。那麼新教與儒教(暫且這樣認為)的差別在哪裡？在我們這樣一個受儒家思想影響深遠的國家，為什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探索上經歷了三百多年的歷史？為什麼同是受儒教影響的日本(雖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還有佛教，但日本的佛教也是中國化、帶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儒教文化)，卻產生了具有自己國家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種區別，恐怕還在國家的制度文化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