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寬容企業家

一個城市的興起，需要兩類人：第一是政治家，他們「劃地為城」，是「城」的規矩的制定者和維護者；第二是企業家，城以「市」為基礎，而「市」是企業家的事情。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大批世界級的企業家，需要一支企業家集團軍，否則，就是一句空話。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寫下這個題目的誘因主要源於幾個看似偶然的小事：一是作為雲南紅塔創始人的褚時健，因為貪污幾百萬而鋃鐺入獄；另一則是中關村兩個企業的嘩變，先是方正的主要股東鬧逼宮，讓王選退位，后是聯想解僱了它的總工程師和公司創始人之一的倪光南。表面上這幾件事沒有什麼關聯，但其核心本質則是一樣的：即企業是誰的企業？是企業家的？政府的？幾年前的一個無形資產評估報告，把雲南紅塔稱做是中國第一品牌，價值一千多億。紅塔集團在亞洲煙草行業中排行第一，世界第五，被譽為「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面旗幟」。集團擁有固定資產原值147億元，凈值116億元，共有在職職工22200人。1998年完成工商銷售收入760億元(其中工業銷售收入275億元，商業銷售收入485億元)，實現工商稅利283億元(其中工業稅利224億元，商業稅利59億元)。「玉溪」、「紅塔山」、「阿詩瑪」在中國煙民中一直是高檔的象徵。按道理講，把一個瀕臨倒閉的國有小企業辦到一個如此輝煌的企業王國，功勞可謂大矣。我無意於對褚個案的是非曲直說三道四，我也不知道身為企業的總裁什麼叫貪污，但區區幾百萬就把一個企業王國的創始人拖進了監獄，直到今天我都一直無法理解。沒有褚時健，也可能就沒有今天的雲南紅塔，但企業家卻被他的王國送到地獄。這樣的事在中國還在一直上演著。另一個事件的主角王選教授卻成了中國最幸運的企業家，制度的公正和北大的做主使王選得以在他的位置上繼續工作下去。還有一個事件是有關聯想的。聯想的總工程師倪光南被聯想的總裁柳傳志剝奪了工作權利之後，媒體的反應空前的激烈，「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不是科學家的企業」、「重技術還是重市場」、「總裁與總工誰說了算」等等問題被爭來爭去。公司總裁解僱其門下的科學家，這在中國國門之外的任何一家企業都應該是很正常的事，但卻因為中國缺乏一種正常的企業制度和透明的手續，再加上錯綜複雜的企業所有關係，使這個簡單的問題越爭論越給人帶來一頭霧水。我們一直在呼喚企業家，但如果沒有企業家成長的土壤，企業家永遠都不會出現。企業家不是呼之即出，招之即來的，沒有合理的制度，企業家很難真正產生，因為企業是企業家生存的土壤，企業家只能與企業制度一起成長。呼喚和建立企業家隊伍和企業家精神，成為一個社會話題。(一)企業家是國家富強的一種資源對一個國家來講，企業家也是一種資源，而且是一種稀缺資源。古典經濟學認為，生產力有三要素，即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現代經濟學把生產力三要素的概念推廣為四要素了，把企業家算為生產力中的第四個要素。這種新概念不無道理。在古代，由於生產自給自足的性質，生產與消費有著簡單而又直接的關係，小規模的專業化生產也主要是為滿足附近地區的市場需求。因此「生產什麼產品」、「該產品產量為多少」等問題對生產者來說有顯而易見的答案。而在現代社會中，生產是大規模的、標準化的、專業化的，其產品供給對象是在更大的區域里，產品市場也有更廣泛的意義了。與此同時，生產者(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到達了白熱化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生產什麼產品」和「該產品產量為多少」的問題就變得複雜化了。隨著教育和出版業的發展，許多產品的生產技術成為公眾共有的常識，這些產品的出產相對來講並不難，難的是如何在市場上賣個好價錢。如果某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該產品就成了廢品。這個問題不是每一個普通勞動者所能解決的，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被稱為生意人，能夠把生產和銷售都管理好的人被稱為企業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家在生產和銷售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也正是因為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的這種特殊地位，現代經濟學家們把企業家列為生產力的第四個要素。(二)企業家產生需要制度和文化的氛圍產生企業家，需要一種制度，更需要一種文化氛圍。為什麼美國製造成為世界經濟主題？因為美國的企業家是全球最幸運的人。在美國，企業家被冠之以「新美國英雄」稱號，美國人真切熱烈地崇拜企業家，甚至到了狂熱的地步。正是這種頂禮膜拜使美國的企業家一直佔據了社會的中心舞台，成為年輕一代追尋的「美國夢」。更讓人神奇的是，這個國家似乎像一架永動機，在二百多年時間中，製造出了一批又一批讓人嘆為觀止的工商業巨匠。在美國，改寫歷史和控制國家運轉的不是政治家，而是掌管商業帝國的企業明星。超凡企業家以其狂熱的氣質、偉大的人格、博大的胸懷、遠大的目光和超常的思維，聚集一流的人才，不斷籌劃宏大的事業，從而造就了偉大的公司。美國人普遍認為，20世紀初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對美國的貢獻大於該世紀中任何一屆總統，銀行大師Ｊ?Ｐ?摩根對美國的貢獻大於該世紀中任何一屆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企業家的社會地位並不比政治家的低，而政治家必須有企業家的支持。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再漂亮的上層建築也不會穩定。在以價值生產為目的的商品經濟世界中，有兩個相互關聯的事關宏旨的基本因子——市場經濟和企業家階層。企業家建構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同時也培育了企業家，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是整個企業家階層創造社會財富的宏偉方程式。只有形成一個企業家階層，才能最終造就現代企業制度、企業自主制度，進而造就市場經濟體系。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不是一種個別的、局部的現象，而是一項宏偉的系統工程。這一宏偉系統中的整體制決定，僅僅有個別的優秀企業家不行，僅僅有局部的經濟區中的部分優秀企業家的存在也不夠，它必須有賴於一個企業家階層的存在。我始終認為，當前，企業家的成長環境應該比企業家的素質更為重要。因為成長環境無時無刻不在提出特定社會對企業家的要求，而企業家具備的素質就是社會要求的綜合反映。(三)企業家不是「聖人」企業家，顧名思義是企業的專家。我們應該愛護企業家，而不能把企業家看成是一個聖人、一個政治家、一個道德的楷模。我以為可能有這樣的人，但這樣的人絕不是企業家。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不僅不是「聖人」，大多還很「另類」，而他們成為了時代的贏家。由於工作關係，我經常能接觸到一些企業的領導，實際上，他們的日子並不好過。社會上對企業家的要求是「能人＋聖人」，這個要求太高、太苛刻了，這使他們常常感到是在刀尖上過日子，壓力特別大。首先，他必須是個能人，不僅要能把企業搞好，還要處好與「上面」的關係，要能向銀行貸得上款，要有本事拒絕一系列的攤派，能夠搞好與地方的各種關係……總之，企業家不僅僅要搞好企業，還要搞好企業之外的方方面面的關係。其次，企業家還必須是個全才，不僅要懂管理，更要懂技術、懂市場、懂公關；不僅要搞好企業經營，還要為下崗職工找到就業門路，甚至還要幫助職工家屬和子女就業。第三，企業家不能犯錯誤，不能只懂業務，不懂處理人際關係。不創新當然不行，但創新不能有失敗，否則難免被人抓住把柄，難免搞得灰頭土臉。一個企業家如果負擔太重，是不可能搞好企業的。就說企業體制創新吧，不改革創新，企業斷不會有發展；而改革創新，就要準備「撞南牆」，當鋪路石。改革是利益的調整，肯定會觸動一些人的利益，因此，難免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難免會遭到人身攻擊，甚至有生命危險。如果有人反對，就會被上級認為不穩重、不踏實，甚至被認為犯了錯誤；哪怕把企業搞得再好，但如果有些企業之外的事情沒處理好，就會被認為不成熟、不全面。如此，即使堅持搞改革創新，也是畏首畏尾。這樣的環境，產生不了真正的企業家。而在國外，企業經營者只需管好企業的生產經營，其他一應事務，自有社會、政府去承擔。此中關鍵差別，就在於我國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並不是職業經理人，企業經營者還不是一種職業，而仍然是一種職務。一個很有成就的企業家，過了退休年齡，上級主管部門說，你放心干吧，只要不犯錯誤，我們不會讓你下的。也就是說，如果這個老總還想繼續當老總，就得小心翼翼，盡量「不犯錯誤」。如此，他如何能夠「放心干」？(四)尊重企業家企業家需要尊重，這種尊重既包括制度的也包括社會心理的。作為一個中華文化傳承的主體階層，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生力軍，企業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但我們這個國度的企業家資源的家底卻沒有多厚，企業家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面臨著短缺。其實，我們中國人不乏創造財富的智慧和先天素質，但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在歷史上卻沒有幾段讓企業家健康成長的時期，中國企業家的素質從來沒有得到真正的鍛煉機會。我們沒有完成培育企業家的歷史使命，沒有弘揚出中華民族的企業家精神，更沒有把它張揚為一種社會的主流文化，企業家的數量和質量還有待於得到增加和提高。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企業家的數量與我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的需求量來說，實在是太少了，而能夠走向世界，到世界上去比拼的有質量的企業家就更少了。我們現在正面臨一個企業家資源嚴重短缺的時代。中國是一個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但絕不可以說中國是一個人力資本豐富的國家。與水資源短缺、礦產資源短缺相仿，中國存在著企業家資源的短缺。雖然人力資本短缺是世界性的現象，企業家是所有生產要素中最為稀缺的要素，但這種短缺現象似乎在中國表現得更加明顯。近代以來，企業家群體的短缺與傳承幾千年的「環境場」有關。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有過企業家，但並沒有被我們民族進行很好的塑造、歌頌，或者包裝。中國的企業家在歷史上被冷落了，這一點在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張小泉剪刀，這是一個帶有國粹主義的知名品牌。名牌的定義，遠不只是功能和品質，而是蘊育著一種民族精神。在這個名品牌的誕生之前，首先誕生了張小泉和他的創業精神，他的精神恰恰是中華民族非常可貴的品質和精神。正是由於中華民族這種創業、敬業、精益求精的可貴品質，塑造、打造了一個非常優秀的品牌，這個品牌又支撐起了一個企業。然而，對這個老字號的企業，現在的年輕一代可能已經根本不在意它了，而且漠視了它在歷史上的輝煌。實際上是凝聚在張小泉剪刀上的可貴的民族精神和可貴的企業家精神流失了！張小泉，一個真正的民族英雄，被遺忘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把珍珠拿到陽光中來。類似這樣的企業和企業家，中國曾經有很多，後來都被歷史給湮沒了。比如中國近代化工的鼻祖、創造了三角牌燒鹼的侯德榜。這個名品牌背後是一種民族精神，是一種中國要有自己民族工業的拼搏和自強精神。可悲的是，這種精神並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同和支持，侯德榜的公司也沒有成為中國的「杜邦公司」。我覺得，對於企業家的短缺和流失，我們在列舉主觀原因外，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環境場」。英雄是需要塑造的，而我們從來沒把企業家當英雄來塑造。歷史進入現代，中國一些企業，比如長虹，曾經提出「要以振興民族工業為己任」的口號，使得許多人，尤其是消費者為之振奮，企業的股票也居高不下。還有「海爾，中國造」的企業精神也曾激勵過股民，從國人的種種衝動和熱情可以看得出來，我國民族需要企業家的振興。一個人人都想當官的社會，註定不是一個好的社會；一個人人都想當企業家的社會，註定是個富足的社會。我們對企業家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我們愛我們的文化，我們也要正視我們的文化。舉個例子來說吧，中國有四大發明，其中至少有兩項發明可能工業化。蔡倫的造紙、畢昇的活字印刷，絕不僅僅是實驗室的東西，應該利用這些先進技術發展成為一種行業，但事實上我們都沒有將其產業化。像火藥、指南針，是否可以做成一個產業？也不能說就不行，但確確實實沒有成為一種產業。在我們的文化中，沒有將發明變成產業的動力，這是需要改正的。企業家不僅要從傳統中學習到強身健體的本領，而且要學會把我們的文化變成商品，賺取利潤，這樣的學習才真正到位。這樣才能真正達到掌握並弘揚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這是學習的第二個層次。我們要讓別人來學習和欣賞我們的文化，並讓欣賞者付費。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想，美國企業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是怎麼得以保持的？後來，有了一個結論：美國企業背後的支撐是獨特而先進的美國文化，企業文化與國家精神、民族文化融為了一體。美國的精神在好萊塢的電影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理性主義。個人主義使美國人崇尚巨頭，富有競爭精神；理性主義使美國人崇尚周密的計劃。而這些恰恰又都是美國企業的特點，又恰恰是美國憲法所支持的國家意志、民族精神。美國的成功之處，實際上就在於民族精神與企業文化是黏合在一起的。還有一個重大的不同是，它的文化被包裝成了商品，從商品到企業，從企業到企業家，要想了解美國文化只要循著這樣的路徑去探討即可。而不像我們的文化，有時像是被人拿來拿去的古玩。研究美國的企業家艾柯卡、傑克?韋爾奇、比爾?蓋茨等這些英雄人物，他們身上體現出的精神素質彷彿就是美國文化的一個縮影。這些人對美國文化了如指掌，知道怎樣把美國精神灌輸到企業中去。企業家精神不是與生俱來的，正如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的，要培植大樹，得先培育適合大樹生長的土壤。中國企業家精神建設其背後，需要堅實強大的制度環境支撐。如果有這樣的環境，我們何愁沒有自己的企業領袖？組織的領袖是保證組織統一的象徵，組織可以沒有這個象徵，但沒有了這個象徵，組織將是一盤散沙。這樣的組織還能生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