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使命與民族意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有一個問題模糊了企業的國界。

這就是企業的民族和國家屬性問題。

我認為企業的經營可以沒有國界，但企業終歸是有國家的，再大的跨國公司都有其最終所屬的特定國家。

世界上最善於經商的兩個民族是華人和猶太人，但是，在整個20世紀，最強大的不是這兩個民族，相反，受到排擠、殺戮的卻恰恰是這兩個民族。

有人說，沒有貧窮的猶太人；在世界各地，屢屢受到排擠的華人，只要有條件，便可以迅速積累起來財富。

但不要忘記，沒有強大的國家支持，是不可能有所謂的富裕的。

即使有，這個富裕也是不安全的。

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以色列為了建立自己的國家，不惜付出幾個世紀、幾代人的生命代價了。

作為案例企業的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的成立，是由於1961年東南亞一些國家排華。

成立之初，中遠的船就是到東南亞接僑民。

任何時候，企業的使命都應該蘊涵民族意識。

近二百年來，爭取民族生存空間和民族發展空間，成為戰爭、政變和政治動亂甚至是恐怖行為的直接原因。

從長遠的時間跨度來說，民族生存和發展成為當今國際關係中第一要義，而意識形態則處於次要地位。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近年來熱遍全球的「中國製造」

，首先是中國，其次才是製造，是中國人的製造。

無論看好中國還是相反，都是出於本國、本民族利益。

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使命，應該包含更多的民族意識。

從企業和企業家來講，無論是戰略還是戰術，高舉「民族大旗」

，都是企業和企業家市場成功的策略和資本。

中國對世界的吸引，首先是成長空間巨大的市場，其次才是製作成本相對低廉的工廠，沒有前者也就沒有後者。

我們應該看到，美國是世界上製造成本最高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市場。

我認為，有這樣一件事、這樣一個人，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歷程中是可以載入史冊的。

這個人，是倪潤峰；這件事，是倪潤峰在中國市場率先挑起的價格戰。

發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市場上的價格戰和首先挑起這場戰爭的中國企業家倪潤峰，堪稱中國企業家中的民族英雄。

企業家應該具有霸氣。

長虹倪潤峰的貢獻在於他用企業行為第一次證明：中國企業能夠戰勝國外企業的競爭。

僅此，倪潤峰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

倪潤峰——他讓中國人這樣快看上大彩電，但他也是一個孤獨的領導者。

表面上看，長虹老總倪潤峰在家電行業首先發動的那場價格戰直接後果是使中國自己生產的家電佔領了自己的市場。

但不要忘記，倪潤峰和他的公司所抱定的信條是：「產業報國。

如果沒有這個信條，恐怕也沒有後來那場大戰，更不可能有中國市場和中國消費者對他們的接受。

民族精神是企業家和企業之魂。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企業整體經營理念非常明確，就是趕超歐美企業。

當時，連日本企業的組織形式和法律制度都是按照這一要求進行設計的。

日本的大企業雖然實行終身雇傭制度和論資排輩制度，但他們把歐美新技術、新思想、新觀點不斷吸收進來，變成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

日本聲稱他們就像一頭被蒙住眼睛的賽馬，拋卻了其他，趕超歐美。

他們的目的是通過企業高效率的生產，不斷把企業做大，通過增加銷售額擴大規模，擴大高層佔有率，並逐漸佔領國際市場。

就是這種全員一致的精神，創造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迹。

美國企業在近一百年中成為世界的領頭羊，但美國是一個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高度一致的國家。

美國經濟的發展有兩個「殺手鐧」

，一個是民族精神，另一個是民族工業。

美國實際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真正發展起來的。

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還只是個二流國家，當時美國的工業還遠不如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迅速強大起來，它率先製造了原子彈，率先制定了「曼哈頓計劃。

20世紀60年代，它又投入巨資搞「阿波羅登月」

計劃。

登上月球的宇航員非常機智，說：我在月球走了一小步，人類就邁進一大步。

民族自豪感溢於言表。

20世紀60年代中期阿波羅登月的成功，對美國民族精神的弘揚簡直到了頂點。

「阿波羅登月計劃」

，實際上也是美國繼「曼哈頓計劃」

后，又一次佔領技術制高點。

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執政，搞了個「星球大戰計劃。

「星球大戰計劃」

直接從精神上摧毀了前蘇聯，迫使前蘇聯解體。

從某種程度上講，美蘇高技術之爭，前蘇聯輸在了民族精神上。

後來，痛定思痛后的俄羅斯舉起了紅白藍三色的民族大旗，普京總統在俄羅斯的成功主政，根本的還是得益於他的民族精神。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柯林頓政府搞了個「信息高速公路計劃」

，這個計劃支撐了美國整個90年代經濟的高速增長。

其實，中國製造，最重要的是民族魂魄的製造，是民族精神的製造。

在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歷史上，曾湧現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歷史人物，他們的民族精神彪炳千古。

近代民族工業應該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

洋務運動發展民族工業是因為國家落後、挨打，清政府終於覺得必須發展「堅船利炮」

了。

後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也是一直在救亡和圖存的民族主題下進行的。

從歷史上看，「洋務運動」

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階段，其中又有兩個過程：先是官辦，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緊接著喚醒了民眾，很多的民族企業應運而生，代表人物有被**提到過的幾個人，如侯德榜、詹天佑等。

從洋務運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構成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第一階段。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民族工業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民族工業的魂魄基本形成。

當時，人們不是想活得更好更幸福，而是在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的情況下發展中國企業。

因此，民族憂患意識貫穿了始終，這也是中國民族企業發展的使命。

目前，我們許多企業的使命有很大水分。

對我們的企業來講，不是有沒有經營使命，而是要弄清楚使命到底是什麼。

從規模來講，中國的企業與其所負擔的使命比，還無法承擔重負；從實力來講，我們的企業還是弱小的企業。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企業缺乏國家理念。

由於企業整體缺乏理念，單個企業的理念就顯得混亂，目標不清，企業所謂的理念也很難起到推動企業發展的作用。

相反，我們再看看美國的企業(中國政府2002年提出，要讓國有大型企業開展對標活動，所以我拿美國企業比較，也算對標吧)，我們先分析一下微軟。

據媒體報道，2002年，美國微軟不僅把全球支持中心放到中國，而且要拿出62億美金支持中國的軟體事業。

儘管微軟僱員的確是由不同膚色、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個民族所組成，但這又能怎樣呢？企業的行為照樣要受制於董事會，而董事會由股東大會產生，可以說，微軟的股東絕對是以美國人為主的，微軟的一切舉動都是為了企業利益最大化。

微軟的資本是美國民族的，品牌是美國民族的，微軟最大的控制力依然在美國而不在中國。

我們再以美國的GE公司為例：GE公司55%的股份是2000個機構投資者，包括美國的退休基金，另外45%的股份是美國的公眾，其中，只有5%是外國投資者，95%是美國的投資者。

管它是機構也好，還是個人也好，投資主體的構成就決定了它的民族本質。

表面看來，GE公司全球化了，它自己也一直標榜全球化，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它的董事會永遠都不會讓東方血統的人進去。

所以，美國政府和他們的民族對它總是加倍關懷和呵護，絕不會讓這個美國民族引以自豪的企業成為國際化(從資產角度而言)的企業。

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企業高層，對於不接受自己文化的人從來沒有真正接納，它的民族性絕沒有被世界性所湮沒。

所以，在西方，東方血統的人，要麼成為香蕉人(黃皮膚白核)，要麼就永遠被排擠在西方主流社會之外，民族性時刻被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恩格斯曾說：「大工業必須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

民族性在跨國公司里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它必須分清什麼能給別人，什麼不能給別人；什麼能讓，什麼不能讓。

跨國公司一再標榜世界性、全球性，那只是一種說法，它的內核不會變。

世界性和民族性相比，民族性是血肉，世界性則是皮毛。

而我們中國企業的缺陷恰恰在於忽視了企業的民族和國家所屬。

我們常常說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的頭號經濟強國，這一方面表現在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它對世界經濟的控制能力上——它8萬億美元的GDP，可以控制40萬億的世界經濟總量和規模。

這就是美國跨國公司的實力所在，這就是美國的國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