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檔案（十八）(5)

鄭秋菊被全安的話頂撞得有些尷尬，往後退了半步，說：「我怎麼知道啊，我知道就不會問你了。」「你問我，我就說是退集資款。」全安一點都不給鄭秋菊面子，「你要是不信，那你就不要問我好了。」「誰負責退？」鄭秋菊臉面紅一塊白一塊，但她還是這樣追問道。她知道，丁安仁要她跟著趙書記他們下來，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把下面村裡的情況，趙書記他們在下面聽到了什麼，做了些什麼，全部掌握住，以便對付；再一個就是不能讓下面村裡的人，背著他們一個勁地說他們的壞話。該封的要封，該堵的要堵。「我們村不是你鄭書記負責，你問這個做什麼?」全安過後就問李冬明：「李書記，上午縣公安局在我們村抓走了兩個人，還將大岩村莫鬍子也抓走了。我要不是被圍牆砸破了腦殼，聽說我也會被抓走的。你知道不知道他們抓人有什麼標準沒有？」李冬明說：「我從縣裡剛回來，抓的哪三個人我知道，他們對我說了。為什麼要抓他們，我就不怎麼清楚了。」「你說丁縣長叫人抓莫鬍子他們有沒有道理？」李冬明看了趙祥生一眼，不做聲了。全安就對趙祥生說：「趙書記，我請你評評理，他們抓人怎麼連被抓的人犯什麼罪也不調查清楚，想抓誰就抓誰呀。」趙祥生說：「我下來的時候就說過了，我們這次下來，主要是聽聽群眾的意見，不干預公安司法部門執法辦案。田躍他們抓誰不抓誰，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不好過問，也不能過問。」趙祥生這樣說過，兩眼瞅著這個滿臉愁苦的村支書，摸了摸他腦殼上包得嚴嚴實實的布條，又摸了摸那隻被砍傷的胳膊，說：「全支書，這次讓你吃苦了，我看你還是要到醫院去上些葯，這樣會不會出問題呀。」周明勇一旁對李冬明說：「如今基層工作不好做。特別是村一級的幹部，上面的工作往下面壓，村裡群眾的矛盾也多，糾紛也多，都要靠他們解決。可他們又不是正式的國家幹部，還要靠自己勞動養活自己。他們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你們要多多關心體貼他們才是。」鄭秋菊一旁說：「他們每個月有五十塊錢的補貼。」過後就輕聲嘀咕道，「裝得可真像。」沒料到她這話被趙祥生聽見了，批評她說：「你這個鄉黨委副書記，這樣一種心態對待下面的幹部，怎麼不挨群眾的罵呀。」全安站在那裡，他們說的話他一句也沒有聽見，他還在想剛才趙書記說的行政不干預公安司法辦案的話，他的臉面有些發黃，站在那裡，眼睛直愣愣地盯著趙祥生，好久沒有做聲。何奔一旁見狀，說：「兩位書記大老遠地到竹山埡村來，你這個做村支書的不能讓他們老是站在這裡說話吧。」全安問：「到我家去呢，還是要深入基層，訪貧問苦？」趙祥生說：「客隨主便。」「那就跟我走吧。」全安說著，自己前面走了，一邊走還一邊不服氣地說，「行政不干預公安司法辦案，那丁縣長是代錶行政還是代表公安司法?他怎麼叫抓誰就抓誰!」幾個人跟著全安來到村子旁邊山腳一戶人家。這戶人家姓趙，有五口人，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娘，兒子名叫趙福林，兒媳姓白，一個孫子，一個孫女。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間破爛的木屋裡。木屋的壁板是用細樹枝織成的，站在外面，可以一覽無餘地看見整個屋裡的一切。裡間是卧室，卧室里擺著兩張床，一張床是祖母和孫子孫女睡，另一張床是兒子媳婦睡。床上沒有被子，只有兩件破蓑衣。屋子裡除了兩張床，就只有一個大木桶了。趙祥生打開木桶，裡面有半木桶苞谷。外面屋子裡也是空蕩蕩的，火塘上架著一口鐵鍋，鐵鍋里煮著紅薯。趙福林的老娘和孩子正圍在火塘前吃紅薯。趙祥生走過去看了看，問蹲在屋角落裡整修農具的趙福林：「中午吃的紅薯？」「不吃紅薯吃什麼？」趙福林頭沒抬，冷冷地道。「一年能收多少糧食，夠吃么？」趙福林那滿是皺紋的臉上全是布滿的愁苦。他突然把手中的農具往地上一拋，大聲地咒罵起來：「如今一些人把我們做農民的當豬了，當畜牲了，一年累死累活，收下的糧食交皇糧國稅還不算，鄉政府這種費那種費比牛毛還要多。真是剝我們的皮，榨我們的血呀。你們是縣裡下來的大官，你們說說，我們做農民的還活不活?」趙祥生沒有料到眼前這個看上去老實木訥的農民會來這麼一下子，說：「你們夫婦倆這麼年輕，勞動力也不差，鄉政府的費再收得多，家裡也不會是這個樣子啊。」「不是這個樣子，那你說又能是什麼樣子?」趙福林目光冷冷地看著趙祥生。「不能搞點副業掙點錢？」「搞什麼副業?種的小菜沒有地方賣。外出打工么，我們這麼大年紀了，沒人要，人家要年輕漂亮的姑娘。到山上挖點中藥材賣，還要抽百分之三十的管理費。聽說今後鄉政府還要收人丁費，收婚嫁喜酒費，日他娘啊，鄉政府今後只怕還要收農民曬太陽和淋雨的費了。」「鄉政府集資修橋，就是為了讓你們能儘快富起來，你們為什麼不願意交集資款，還要去鄉政府鬧事？」「哪個說我們不願意交修橋集資款?我家把豬賣了，把雞賣了，還賣了兩百斤黃豆、三百斤苞谷，才把一千五百塊錢湊齊。我們村裡大部分人都是賣豬賣雞賣糧湊錢交的集資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