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2)

那在「9·11」發生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9·11」發生時，前任總編仍在任，我是2001年10月份才正式接任的。（「9·11」那天）我和他在他的辦公室里開了一整天的會，討論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我們一起看電視，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停了下來。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也就是這間辦公室—開了一整天的會，討論到底花多少個版面來做相關報道。最後我們決定在報紙里辟出12個版，全部是關於這個事件的分析文章。之所以這麼做，我想是因為《金融時報》向來與英國報界相異。所以，很有意思的對比是，在9月12日出版的報紙中，大部分英國報紙都用了整頁整頁的篇幅刊登照片，利用其震撼的視覺效果來加強自己的報道，連續以漂亮的版面和情感上的衝擊力去爭取讀者，但是這種東西看多了就會讓人厭倦。我們的態度是：色彩多一點並不壞，但是它沒有更多的意義。此事對中東有什麼影響？其幕後操縱者是什麼組織？它對商業意味著什麼？對股市意味著什麼？是會徹底崩盤還是會緊急閉市？它對經濟意味著什麼？它對美國意味著什麼？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已經傷害到了別人？我想這就是我們最與眾不同之處。那之後又有很多非常令人震驚的大事連續不斷地發生。2001年10月16日，炸彈在阿富汗境內炸響。3個星期之後，安然醜聞爆發。這一刻，我一秒鐘也沒有擔心過不能做好一份報紙。在這個充滿了混亂和不確定性的時期，哪一種獨特的聲音最能準確地代表《金融時報》的立場？比如《華爾街日報》的形象就是一個自由市場的堅定支持者。幾周前，在慶祝《金融時報》美國版創刊5周年時我寫了一篇短文，向美國讀者介紹了我們的政治立場。文中，我們用了這樣的表述：「我們是一個智慧集中之地（smartcenter）。」如果要我拿我們和《華爾街日報》作比較的話，我得說，《華爾街日報》是一家極右、極端保守的報紙，而我們則涵蓋了從左到右的所有政治觀點，真正體現了多元化。我們的社論在表達保守思想的同時，在同一版面上的專欄里很可能就持完全相反的態度。我們承載了大量不同的觀點，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讀者都是思想成熟的人，他們能夠對這些觀點做出自己的判斷。當然，談到自由市場，《金融時報》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的積極支持者。但是，我們對歐洲聯盟是持批評觀點的，尤其是在歐盟的防衛、外交、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自由貿易等方面。我們不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市場在失效的時候，政府—福利國家的政府—就應該承擔起一部分責任。以中國為例，它的經濟發展速度的確非常驚人、令人欣喜。同時，以開放的眼光來看，它在金融系統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也相當容人樂觀。能不能這麼說，《金融時報》非常好地建立起了一個「smartcenter」，為全球性話題帶來了更多的見解？是的。那調查性報道—或稱「扒糞」報道（muckraking）—對《金融時報》來說重要嗎？你怎麼看待這類報道？我覺得這很重要。我們有很多的新聞是經過調查做出來的，尤其是對於那些關於公司核心領域的新聞更是如此。同時，我們也關注政治是怎樣影響經濟的。我們刊載過很多深度報道文章，文章的寫作方法有很多種，比如其中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非常了解某行業、某公司的行家，因為他們已經對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但還有一些報道就需要我們做出比較大膽的判斷，比如說一個公司出了問題，為了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就要尋找與這家公司的前途有相關利益的人交談，就像調查員或是偵探那樣。我更願意稱這種報道為「揭黑」（shininglightintothecorner），而不是「扒糞」。比如今天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BEA公司昨晚發出了盈利預警后，今早它的股價就跌了20%。我立即說我們要派最好的記者來寫這篇報道，一定是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情。他們弄砸了與美國政府簽訂的國防採購合同。要了解事情真相，就得向每個人了解情況。等我們的記者問完問題的時候，基本上就已經跑遍了半個倫敦金融區。明天的頭版就會有這個新聞。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可以叫做扒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在揭露真相。2002年早些時候，我建立了一個新聞調查小組，其成員都是我們經驗最豐富的記者，由首席記者負責。另外，我們還有長期關注的項目。從一定意義上講，所有的新聞都應該是調查出來的，我們應該挖掘出比新聞通稿更深入甚至是與之截然相反的東西。其實，對於重要事件需要的是可以做長期觀察的人，他們才能寫出我要的東西。記者常常需要花上好幾周甚至好幾個月圍繞一個事件進行調查才能出成果。新聞調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覺得它正在變得愈加重要。有人認為蘭伯特先生幾乎是半個哲學家，所以他讓這張報紙擁有了學術腔和更多的討論……那些只是簡單地看到他身上的哲學家氣質的人其實犯了錯，他的確有一些學術氣，但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喜歡追新聞的人。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不同於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強調團隊而非記者個人的理念正是理查德的想法。他推行了評分制度，並革新了報紙的編輯風格。是他重新煥發了《金融時報》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