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像孤單(2)

雕像孤單(2)

「與其強暴他人,不如放棄自己。」……若想知道更多只有請教人。我們看著銅像身後的大教堂,這兒多半就是當年維多利亞修士的棲身之地。但教堂的門緊閉著,不是彌撒的時間。正打算去敲門時,教堂的巨大鐵門吱呀一響,幾個人漫步出來。我們趕快跑上去,似乎是一位神父出來送客。等他送走了客人,回身推門時,我們深施一禮,問道:「您能給我們講一點維多利亞修士的事情嗎?」他怔住了:「誰?你說的是誰?」我們指著雕像:「當然,就是他,FranciscodeVitoria,薩拉曼卡的維多利亞修士。」他聽懂了。他的嗓音尖銳:——「噢,你說他么?他是很早以前的人了!」他不耐煩地轉身進去,大鐵門嘎然閉上了。我吃了一驚,這個傢伙,好像他對維多利亞修士懷有一股仇恨。突兀地,黑暗裡剩下我們和那座孤單的銅像。(3)——誰都說,現在這個時代,朋友愈來愈少了。可是我的朋友——只不過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來。在這座不小心會說它沒意思的城市,還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連,似乎是深交的密友。不知始自何時,或許是從讀過莫德在《托爾斯泰傳》里寫的一段話后,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這念頭經過了整整一個九十年代,都沒有變得淡薄。我在想像一個人,我對他抱著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對我當時遭遇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參考,我一直企圖貼近他。這個人(也許我說的是他的雕像),就是聖芳濟各(SanFranciscodeAsis)。莫德的那段話,是在他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對托爾斯泰的思想行為進行知己的批評時寫出的。他遲疑著,反對了人類史上的一種流脈——雖然高尚但註定失敗的思想和行動。我讀得出他寫這一段時,有一種情感糾纏筆鋒的心境。話語斟酌到如此地步,顯露出他的艱澀選擇。莫德如是說:但是托爾斯泰犯了許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樣的錯誤。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惡,又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種不適當的補救辦法∶但在試驗這個補救辦法時卻沒有成功而是失敗了。勸說人們離開人類生活的主流,而採取一條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們的靈魂這個辦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嘗試來糾正社會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會改革的道路都證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這樣,偉大的聖芳濟會運動是這樣,托爾斯泰運動也是這樣。不過,儘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給我更大的提示還是他列出的名單:早期的基督教公社,聖芳濟會運動,托爾斯泰運動。對聖芳濟各,他使用了「偉大的」一語。而那時,不知何故我正把聖芳濟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蘇菲。他的清貧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禿落頭頂,都和我心醉的伊斯蘭神秘主義者不僅異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當然我已學會留意事情的複雜性。誰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沒有藏著針鋒相對的故事!有時我甚至暗想,我永遠不能對他們——發達列強的文化,達到精確的把握!也許我的異國隨筆,不過是我即時心境的記錄,以及我善意的願望而已。我怎能知道聖芳濟各會的暗部?就如同伊斯蘭學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萊徹的專著,你以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么?……我不熟悉聖芳濟各的「偉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敗」,但是我喜歡他如同聖徒的遠影。維多利亞修士也一樣,畢竟他的原則是新帝國主義戰車無法逾越的障礙,如當路攔截的一座石敢當。人類就沿著這些人的腳印進步,畢竟第一步,是由他們邁出的。我每逢遇見合適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們打聽聖芳濟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語焉不詳。我還喜歡路過教堂時,就試著和神父攀談。在聖塞巴斯蒂安,我們幾乎靠這樣的攀談,和一個巴斯克神父聊得兩相滿意。但這在中國不易:他們在和陌生人交談時,是敷衍的和警惕的。漸漸地,遙遠的聖芳濟各成了我心裡的一個情結。有時,電視里出現了教堂或教士,別人正看情節呢,我卻突然大喊道:「看!聖·弗朗西斯科!……」因為我看見了繩子,那條教士腰上束著的、充當腰帶和標誌的繩子。一定是他們:白繩子,打著結,褐色長袍……還曾拜訪過一個叫「小兄弟」的修會。他們也穿褐袍,被稱為Capuchinos——這個詞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稱他們與聖芳濟各會類似,我卻覺得繩子系法似乎不同。那天也沒能暢談:教堂正有一個集會,滿街的白髮老夫老婦,人擁人擠,我們要拜見的神父穿梭其間——還能指望談什麼呢?我坐在小兄弟會教堂的台階上,消磨了一個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曖昧的人道主義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麼標榜民主的人都不吱聲。一個新帝國,一個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新十字軍,正在指鹿為馬,脅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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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志新散文:鮮花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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