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戰爭(1)
「西班牙戰爭是我們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個時期。
當時，我們感覺到真正的幸福，因為當人們死去的時候，看起來他們的死亡是正當的、重要的。
他們為自己信仰的事業而死，他們為即將發生的事情而死」
恩內斯特·海明威，1940年西班牙內戰使卡帕拿起致命武器——他的萊卡相機——在戰壕里跟大家一起反抗極權主義的第一次機會。
按照記者瑪莎·格爾霍恩的話說，「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與希特勒作鬥爭，與納粹作鬥爭，與所有希特勒的效仿者正在實踐著的不道德思想作鬥爭的地方。
（卡帕）並沒有指望能夠參加戰鬥，因為他從來都沒有摸過步槍。
他指望自己能夠拍攝一些照片，迫使大家看看，到底有什麼東西是值得人們去為之戰鬥的」
卡帕和格爾達剛剛聽說弗朗哥暴動的消息，立即就決定應該兩個人一起去西班牙。
卡帕為人民陣線報道，這已經在同情共和黨人的一些出版物內引起相當大的注意，比如《今夜》、《看到了》和《注視》。
他猜想，找到去西班牙拍攝的任務估計不會太困難，因此很快與各處編輯聯繫。
《看到了》雜誌的路西安·伏格爾同意派卡帕和格爾達兩個人去西班牙。
他將租用一架小飛機送他們去巴塞羅那，他本人也將同他們一起去：他準備為自己的雜誌組織一期特別報道，反映西班牙內戰的實情。
卡帕不顧母親的強烈反對，於8月初動身飛往西班牙，同行的還有格爾達、伏格爾和另外一些記者。
那是一次不吉祥的開頭。
飛越比利牛斯山區以後，他們的飛機突然失去高度，結果在巴塞羅那郊外的一個田野里強行著陸，飛機撞得七零八落。
令人驚奇的是，竟然沒有傷亡發生。
卡帕和格爾達從飛機殘骸中爬出來，兩人驚恐萬狀，但竟然沒有受傷。
同時，在加的斯港以南約60英里處，納粹裝運的第一批飛機和士兵也登上西班牙國土。
8月5日，已經很晚了，卡帕和格爾達到達巴塞羅那郊外。
加泰隆尼亞的首府當時是無政府主義者革命的中心，氣氛達到瘋狂的程度，人們很快便忘記了飛機失事的震驚。
在一條街上，卡帕和格爾達發現有很多無政府主義者夥伴，他們穿著藍色的連衫褲工作服，一起欣賞午後的太陽。
這些人興高采烈，因為突然之間，巴塞羅那莊嚴的大樓和政府機構已經轉移到人民大眾手裡了。
城裡大部分的工廠主要麼已經逃跑了，要麼是跟共和黨人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個月里大批殺害的數千修女、僧人和牧師一樣遭逢了厄運。
1959年，德國作家居斯塔夫·雷格勒生動地描述了因反對弗朗哥而掀起的無政府主義暴動最開始的幾個月里的情形：「人們的內心有一個陶醉的想法，那是具有傳染力的急切的獻身精神，是對自由熱血沸騰的信仰……根據他們的外表來看，那些民兵也許會被法國革命推上街頭，毫無疑問，戰爭開始的頭幾天里發生的暴力行為，有許多是由無意識地模仿無褲黨這樣的激進革命者而產生的」
也許，卡帕在巴塞羅那最早的接觸對象是約姆·米拉維特斯，他是左派艾斯格拉黨的總書記，當時才28歲。
米拉維特斯回憶，他幫助卡帕和格爾達獲取在巴塞羅那拍攝的許可證以及正式的法國媒體通行證。
他還清楚地記得，卡帕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事業而陶醉。
無政府主義者的反極權主義綱領，以頹廢主義者的態度拒絕所有傳統、小資產階級的規範和法律以及道德信條，在這位年輕的攝影家心裡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卡帕只是許多年輕的理想主義者之中的一員，這些人還包括喬治·奧威爾和安德雷·馬爾羅。
對他們來說，西班牙內戰是他們一生最感人的經歷。
對於來自世界各地數以千計志願來到西班牙反抗弗朗哥的其他年輕男女來說，那場戰爭還代表著針對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戰鬥的前線。
如果弗朗哥在西班牙擊敗民主的陰謀得逞，那麼，在世界別處狙擊法西斯主義的各個戰場的獲勝希望就極其渺茫了。
卡帕和格爾達之後去了一些銀行和大賓館，這些地方被一些反弗朗哥的活動者包圍起來，這是令人困惑的。
無政府主義者聯盟組織CNTFAI建起了一些沒有組織好的營地，散亂地圍繞在卡爾拉耶塔那一帶，而這個地方後來很快就更名為維亞杜里迪。
托派POUM組織把基地建在獵鷹旅館，那裡離卡塔隆尼亞廣場很近。
在其中一個廣場，卡帕和格爾達遇到一個全部由女性組成的組織。
格爾達看到了很多角色模範，卡帕看到了他們的第一個可供銷售的故事。
他正確地預測到，法國和英國的雜誌一定會想辦法拿到這些作戰婦女的照片，她們如同象牙一樣白凈的面孔、長長的捲髮以及時髦的新馬褲。
他們拍攝到了一位特別漂亮的女士兵，她坐在咖啡館的石級上，正埋頭看一本婦女雜誌——一把槍從她雙膝間露出來。
在巴塞羅那火車總站，卡帕和格爾達看到數以千計喜氣洋洋的軍人，他們正準備趕赴北部地區，與阿拉貢前線的暴亂分子作鬥爭。
他們拍攝的照片沒有一張是描寫戀人們難分難捨的告別情景的，而是反映巴塞羅那工人階級告別家鄉，要去粉碎弗朗哥臭名昭著的摩爾人集團的無邊的樂觀主義精神。
在一節車廂的側面，有人用白色油漆寫著這樣的字：「看著這些友愛的字眼發誓，與其容忍暴政，不如速死」
年輕人從車窗里探出身來，熱情洋溢地揮舞著拳頭，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再也沒有返回巴塞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