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諾貝爾文學獎」話題開始（3）

早在十多年前，王一川就曾在《中國形象詩學》里認為，莫言的頂尖之作《紅高粱》中的思想、精神是要不得的：對於余司令的濫殺無辜、截獲不義，以及小說人物的犯罪行徑，莫言不但不譴責，反而一味讚美，本欲張揚生命力、勃起人道精神，結果成了反生命、反人道、崇尚暴力。如果說，曹禺一代作家在歷史合理性與道德合理性的尖銳衝突中被迫讓新人與家長一同走向毀滅的話，那麼，莫言則是寧肯為著歷史合理性而犧牲道德合理性。這樣，就難免出現一種「生命力悖論」：對生命力的不加分析和節制的全盤肯定和崇拜，本身就包含著一種殘酷或暴虐的反生命或反人道邏輯。新的作家群體為了追求理想的個體生命力，並以此去消解政治國家權威和超越前輩作家困境，竟無意識地置起碼的人道原則於不顧，競相崇尚反生命的暴力！當然，《紅高粱》中人物（「我」）的錯誤思想、「危險思想」，不一定就是莫言的，「修詞成章」之為人的作者與「營生處世」之為人的作者不能混為一談。況且，小說不這樣寫，寫得中規合矩、四平八穩了，那《紅高粱》就不成其為《紅高粱》，莫言也不成其為莫言了。《水滸傳》等等也都有濫殺無辜的情節，讀者之所以認可它們，是因為他們不是白痴，都是神經正常的人，不可能由於讀了這些就去殺人放火、打家劫寨、佔山為王、組建武裝。因而，據此說莫言反人道反生命可能有點「書生」氣了。不過，作品和作家是可以、也能夠彼此分開來談的，作品有問題，單講作品的問題，作家有不足，只說作家的不足。具體到《紅高粱》，「戴鳳蓮默許余占鰲暗殺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單家父子、之後當上單家新主人、公開地讓余占鰲成了床上客，而自己似乎沒有任何良心不安……沒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反省」，同樣缺乏一定的可信度與相應的歷史深度。要知道，再叛逆的教義與情感，也訓練不出這樣的人物!沒有可信之心理與靈魂深度的人物，卻是編出來了，被作者推上前台來了，只好繼續編下去，用一些想當然的「道理」說服大眾，使他們相信。比如，對於羅漢大爺，「我奶奶是否愛過他，他是否上過我奶奶的炕，都與倫理無關。愛過又怎麼樣？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是抗日英雄，也是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這就開始亂說了，不知現代意義上的「自立」「先驅」謂之何物地亂用一氣了。而把「上床」的無節制，純然跟著感覺走，全冠以「解放」，似乎不這樣做反不足見「解放」，正是「五四」那代人標「新」立「異」，好走極端的標誌之一。很不幸，這極端又被「文革」那一代成長起來的作家們，繼承並「發揚」光大。究實看，他們的思想深處與其叫什麼「解放」、「覺醒」或「生命原始**的爆炸」，還不如說是在鼓吹性的**，暴力的無度！至於莫言本人有什麼不足，我認為他講故事的天才舉世公認，但無可挑剔、堪稱一流的精品、「巨著」，一篇也無！他自稱最滿意的《酒國》，好就好在想象力上、感性敘寫上，這一點足可標舉當世，然而其他方面，從結構、語言，到思想、內容，似乎都算不上什麼。我甚至覺得它只是想膨脹，膨脹語言，膨脹感性，膨脹想象力，而沒有什麼實實在在的意義，遠不如極其寫實、埋伏了深深憤怒之情的《天堂蒜薹之歌》痛快。事實上，莫言的小說很少不「膨脹」的，也許和他不加節制，不問結果，只要過程，只要發泄的性格有關。他心裡有著無窮無盡的東西需要訴說，便排山倒海般把它們打發了出來。這是他的「先天」性不足所致。過於張揚生命力或「東方酒神精神」本身，同樣經不住推敲——人類進步不能只靠張揚生命力、呼喚野性完成，那隻會導致蠻狠。我們還應加進現代意義上的制度、文化等思考，跳出單個生命體之外，有一種大關懷、大悲哀、大人格、大志向、大目光。莫言缺少的正是這些。而「張揚生命力」在他，往往只是個「幌子」，讓他迴避掉許多本該面對卻沒有面對或無力面對的題材。他曾親口對我說，自己「寫不好文革」，不太敢寫「文革」。我能理解他的處境，但很難認同他的選擇。真正的作家，在寫作上是沒有自設的禁區的，除非他害怕失去什麼，過於在乎現世所有的地位與榮譽。我們說俄羅斯這個民族可敬可佩，不僅在於她有著英勇的人民，「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也在於無論多麼艱難，都始終擁有一大批錚錚鐵骨的人類良心和精神導師，那些屬於自己時代的真正的大師，從托爾斯泰到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等，精脈延續，接續不絕。在20世紀的我們這邊，卻沒有一直延續下來的精神傳人。有的只是被斷章取義的利用，如對魯迅和胡適。也有響兩聲從此沉默的，如沈從文、錢鍾書。更多的則昧了心眼，吹起了喇叭。自由精神一斷數十年。後起的莫言這輩「先鋒」，要說別人、說「我們」、說「這一代」……如何如何萎縮了、退化了、不可救藥了，那自不絕於口；鎖定到「我」時，卻也藏了身，設了防，為人處世不是有點太聰明、太精明、太「忘我」了嗎？和真正「大師」間的距離，不是遠一點、差一點了嗎？這世上沉默著的永遠是大多數，你能說話，多數人沉默著讓你說話，你卻「自說自話」，或有不敢說的話，要你說話幹嗎？你的話里能有多少真實？到《檀香刑》，他更是躲進深處的「歷史」中說話去了。歷史嘛，八竿子打不著，過分了也是個奇，痛癢隔了七八代，滿足了人們最惡劣的「窺私癖」，還逞了能，何樂不為？也許這樣說為時尚早，作者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莫言不到50歲，難道我們已沒有了等待的耐心嗎？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要是到某一天，大家都能講話時你才參與「大合唱」，你形式上再高明、再花哨、再原創性，那也不是最傑出、最可敬的。莫言曾宣言：一個有良心的作家，他應該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他應該站在人類的立場上進行他的寫作，他應該為人類的前途焦慮或是擔憂，他苦苦思索的應該是人類的命運，他應該把自己的創作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其實，提倡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好。假如你壓根兒沒有什麼「哲學」或「思想」，只有點零零星星的小悟性，那就很難寫得出什麼「迷失的」理性，「寓言」或「預言」出什麼「人類性」的命題，將「特殊中的普遍凸現出來」，獲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證」。對時下的中國作家來說，「人類的……」往往最容易鑽空子，成為對個體生命漠不關心、逃避現實、追求「純藝術」的借口或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