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與極致（1）

許多評論家認為，莫言是那種審丑、不太注意審美的作家，小說里描寫了大量震撼人心的內容，像《紅蝗》里的大便、蛆子，《紅高粱》里的剝皮，《蒼蠅·門牙》里的蒼蠅等等。而他以「豐乳肥臀」這幾個讓老夫子們眼睛發藍的字來作小說題目，更是向市場繳械的「墮落」表現，非但無法象徵「生養和哺乳」，象徵光輝、偉大的母親形象，反而是玷污了——按傳統習慣，任誰都不會把「豐乳肥臀」往自己「母親」身上去聯想，倒不在於虛偽不虛偽，母親是不是女性，真否乳豐臀肥，而是約定俗成，像1＋1≠3那樣。要是莫言不刻意交代，他寫這書是要獻給母親的，大概人們的譴責聲還會小點，他既想獻出，那就是誤導讀者了。莫言的每一篇小說里，其實都是既審丑也審美的，只不過他的「審丑」，比起旁的作家來更頻繁一些，愛走極端，喜歡寫到極致，讓神經脆弱的人受不了，引起廣大的爭鳴，變相地，就迎合了市場。到後來，他似乎進一步地把這當了「惡作劇」來使勁，特點被變本加厲地強化、突出，有意違背了一些常規意義上的美學原理或原則，去達到驚心動魄的效果。從一方面說，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他的特色。從另一面說，凡事過度了，從反方向上「迎合」了什麼、「批判」了什麼，效果不一定就好，不一定真如你信誓旦旦聲明的那樣。寫時你可以很自由、很隨意，這是你的權利，至於讀者接不接受，抱怨不抱怨，罵不罵娘，那就是讀者的權利了。因而，只要不在乎，你怎麼寫都行。這就涉及一個量與度的問題。一般人的意識里，不太贊成一切的誇張和賣弄。「一切誇張和賣弄總是過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語，下至戲里的獻醜表功，都是言過其實、表過其里的。」同時，你的「誇大反襯出我們的渺小，所以我們看見我們認為過當的事物，我們不知不覺地聯想到賣弄……」也就是說：「這一個東西里一定有……太過火的成分，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這個成分的本身也許是好的，不過，假使這個人認為過多了（toomuthofagoodthing），包含這個成分的整個東西就要被判為俗氣。」「俗氣不是負面的缺陷（default），是正面的過失（fault）。」俗氣了的「他們不反對風雅，他們崇拜風雅，模仿風雅，自以為風雅」。莫言的既過量，又過度，還不許人批評，認為「我是一個出身底層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滿了世俗的觀點，誰如果想從我的作品里讀出高雅和優美，他多半會失望……什麼鳥叫什麼調，什麼作家寫什麼作品。我是一個在飢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作品」，這就不忠厚，顯得有點狡辯了。世俗不世俗、高雅不高雅、優美不優美，與作家的出身高低、飢餓孤獨、同情憤怒等等，是沒有什麼必然瓜葛的。莫言覺得有聯繫，那不過在強詞奪理。強詞奪理了而不知，他的不少嘗試就「俗氣」了、「小氣」了。最好的例子便是他的有些語言，自以為「我真是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而且合轍押韻」了，其實裡面有不少是華而不實的虛架子。上面這句「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三個成語指意相同或相近，就很〖HT5，6」〗口〖KG-*3〗羅嗦。至於其他內容，我們不妨先具體地看看他對殺人主題的研究與過度描述。《紅高粱》中，日本鬼子逼孫五為羅漢大爺剝皮那一節，尚只是初露頭角、新試鋒芒，只寫剝皮過程本身，沒有什麼餘墨閑情去把玩，考證。但即使簡練成這樣，在當時也是比較刺激的、頗多譴責與爭議的：孫五……提起水桶，從羅漢大爺頭上澆下去……把羅漢大爺擦洗得乾乾淨淨……孫五的刀子在大爺的耳朵上像鋸木頭樣鋸著。羅漢大爺狂呼不止，一股焦黃的尿水從兩腿間一躥一躥地滋出來……孫五把羅漢大爺那隻肥碩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盤裡。孫五又割掉羅漢大爺另一隻耳朵放進瓷盤裡。父親看到那兩隻耳朵在瓷盤裡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孫五彎下腰，把羅漢大爺的男性器官一刀旋下來，放進日本兵托著的瓷盤裡……日本兵把瓷盤放到狼狗嘴下，狼狗咬了兩口，又吐出來。羅漢大爺凄厲地大叫著，瘦骨嶙峋的身體在拴馬樁上激烈扭動。孫五扔下刀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孫五操著刀，從羅漢大爺頭頂上外翻著的傷口剝起，一刀刀細索索發響。他剝得非常仔細。羅漢大爺的頭皮褪下，露出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稜稜的肉……不成形狀的嘴裡還嗚嚕嗚嚕地響著，一串一串鮮紅的小血珠從他的醬色的頭皮上往下流。孫五已經不像人，他的刀法是那麼精細，把一張皮剝得完整無缺。大爺被剝成一個**后，肚子里的腸子蠢蠢欲動，一群群蔥綠的蒼蠅漫天飛舞。人群里的女人們全都跪倒在地上，哭聲震野。在一次回答記者提問時，莫言曾說寫這次凌遲場面時的最大遺憾，並不是如眾人認為的那樣，太過分了，日本鬼子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只覺得寫作時還不夠冷靜，篇幅也太短。他念念不已，總算逮了個機會，把它做到極致，真正當它是門「手藝」，來「冷靜」地、津津樂道地、長篇累牘地、入微入里地進行了一次集中的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