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軍

談到曾國藩，俗口流傳，總說他起家團練，後來擴展為湘軍，完成了平亂大業。其實，曾國藩壓根就沒辦過一天團練。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軍這個新布局。早在道光末、咸豐初，曾國藩已經開始了關於全局的戰略性思考。咸豐元年三月九日，他遞上《議汰兵疏》，對當時軍隊的冗員耗餉進行猛烈抨擊。他說：「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年以來，鴉片戰爭賠款二千一百萬（首付六百萬，餘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戶部銀庫監守自盜，虧失九百萬；全國稅務欠繳幾近五千萬（戊申年統計數據）；連年水旱災害，造成歉收、賑貸費用接近兩千萬，中央財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進入破產清盤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極，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開源增賦之策不可行，唯一的辦法，只有裁兵減餉。裁兵固然是為了補貼國用，而本質的原因則還在於兵不可用，不裁白不裁。綠營兵之窳敗，其普遍現象為：「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而鎮壓白蓮教起義不得不藉助團練之力；鴉片戰爭中進不能戰，退不能守，節節潰退；廣西額兵、土兵三萬七千人，加上鄰省調派的援軍幾萬人，竟然抵擋不住洪秀全幾千人的烏合之眾，就是兵不可用的具體事例。所以，他建議「汰兵五萬，仍變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儘管認識到養兵無用，不如不養，可是作為京官的曾國藩並沒有辦法提出更有建設性的意見，例如日後他所倡導並一手作成的練鄉勇為勁旅，並以此代替綠營。所以，在沒有一支切實可用的新軍代替綠營，在「教匪」日益猖狂、「**」屢戰屢潰的情況下，剛上台的咸豐皇帝是不敢貿然裁兵的。因此，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親逝世的消息，旋即回鄉辦理喪事。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幫辦團練的諭旨。終於，他有了一個機會，來實現他在北京時未能作到的理想。但是，如前所述，用團練對付太平軍，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舊軍隊和團練都不湊效的情況下，就只剩下創立新軍這一條道路了。所以，在接奉聖旨后的第十天，他就復奏，提出了建立一支新軍隊的思路。不過，由於聖旨明確規定他的責任在於幫辦團練，那麼即使明知團練無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絕。因此，他就給皇帝打馬虎眼兒，明辦團練，暗練新軍。明著，他這麼說：「聖諭團練鄉民一節，誠為此時急務。然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資」；財政困絀，不像嘉慶年間可以「官給練費」，而民間捐款，暫時還是畫餅望梅，當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幫辦團練的拖沓，可以獲得諒解。暗裡，他就不求其名，但擇其實，闡述了練新軍的辦法：「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貴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一般來說，團練都在州縣就地辦理，省城、重鎮的防務還是依靠綠營；他提出在省會長沙辦團，與辦團的宗旨是互相抵牾的。戚繼光練的是新軍，傅鼐辦的是民團，根本是兩碼事，他卻把二者混在一起，揣著明白裝糊塗。日後，湘軍的制度幾乎照搬戚繼光理論，而再沒有提過傅鼐一個字。皇帝或者不夠精明，發現不了他的小把戲，或者把這份奏摺當作跟其他辦團大臣照例回復的官樣文書，沒有細看，於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八年以後，由於事實證明了他的遠見，曾國藩才可以把這番苦心揭示出來：「臣自咸豐二年奉旨辦團，初次摺內就奏明自行練勇一千，是臣所辦者乃官勇，非團丁也」。就這麼瞞天過海的玩了一次文字遊戲，，「湘軍」的創意得到了聖諭批准，曾國藩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番了。「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指的就是羅澤南、王錱的湘鄉勇兵；在曾國藩的指導下，按照戚繼光的成法，這一千多個人分為中、左、右三營，分別由羅澤南、王錱和鄒壽璋統帶，號稱「湘勇」。這就是「湘軍」的昉始。不過，「湘勇」的「湘」，和「湘軍」的「湘」，還是有些微妙的區別，不可一概而論。前者的「湘」，實際是「湘鄉」的意思，因為當時，就有江忠源的「楚勇」（新寧）、塔齊布的「寶勇」（寶慶）、林源恩的「平勇」（平江）等名目；後者的「湘」，才代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