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隙

回過頭再說王錱。湘軍初起時，曾和羅、王之間，表面上是依靠鄉情、友誼，合作辦事的關係。實際上，三人之間，曾國藩才是無名有實的真「老闆」。這一千多人，最初以團練的名義糾集起來，到了長沙，卻成為一支新軍。新軍沒有名義上的「總統」，自然會造成管理紊亂。這支軍隊，作為地方最高長官的巡撫可以依法「飭派」，奉了欽命的前侍郎曾國藩可以酌需「札遣」，羅、王自己也可以根據匪情緩急，自主行止，不受「遙制」。巡撫駱秉章關注的重點在於綠營，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協商，並未將主要精力用於管理湘軍；所以這支軍隊的日常訓練、餉需供應和調遣分派，實際操作都由曾、羅、王三人負責，三人之間倘若不能取得共識，就不可能協調一致，臨事有濟。由於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國藩為主，進行統籌：奉旨幫辦團練事務，是「差事」；丁憂在籍，是鄉紳；前侍郎的正二品官銜，則可以在和自巡撫以下的官場打交道時獲得尊重。出省以後，曾國藩經常慨嘆自己「不官不紳」的身份，導致辦事不順；建軍之初，卻正賴於這「不官不紳」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煩。法律規定，在籍官員不能干涉家鄉公務，他奉了旨，卻可以練兵、剿匪乃至查吏、辦捐；辦團經費，有官撥、捐輸兩種來源，諭旨規定「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他身無實授官職，恰好可以「紳耆」的身份上省要錢，下鄉勸捐；民團和官府、官兵之間，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他仗著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調和。這種關係可以總結為：羅、王沒有曾國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軍；曾國藩沒有羅、王的湘勇，卻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軍。所以，他才是湘軍真正的領袖。但是，隨著這種關係的建立，曾、王之間的衝突也與之俱來。這種衝突，在表面上表現為制度與戰術之爭。咸豐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夠，向湖南請援。羅澤南、江忠淑等人率湘鄉一千人、新寧（江忠源故鄉）二千人分兩路赴援。江忠淑初經戰陣，行軍不備偵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軍潰散。羅澤南所部雖然闖進城內，但是陣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謝邦翰等四人。這四個人是王錱的鄰居、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聞訊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為諸人報仇雪恥」，恰好與曾國藩擴建湘軍的思路不謀而合。但是，在誰統領這支部隊的問題上，曾國藩卻別有想法，他認為王錱雖然「忠勇冠群，馭眾嚴明」，但是「局量狹隘，只堪裨將」。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話，只能自統一營，其他各營需由他人管帶。王錱當然不覺得自己只是統領數百人之才（湘軍初期營制並沒有硬性規定每營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動百餘人左右，粗別為大營小營），為此憤憤不平。王錱的軍事才能，體現在實戰和理論兩個方面。實戰，則以平定省內暴亂和防禦太平軍進攻湖南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軍起事後，經常爆發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動輒帖粵匪之偽示，張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兒偷盜，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謀亂，毫無忌憚」，王錱所到之處，次第平息。咸豐四年至七年間，太平軍從江西、兩廣等地屢次來犯（其中包括石達開率領的精銳部隊），王錱也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撐住了湖南一省的門戶。太平軍中，甚至有「出隊莫逢王老虎」的忌諱。理論方面，則在建軍初期，已經著成《練勇芻言》一書，對於軍隊的營制、職司、號令、賞罰和練法，都有詳細的規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書，奉為鄂軍的圭臬。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管了他的部將和士兵，營規制度也一併繼承，賴此肅清閩浙，鼎定西北。可見，王錱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統帥，當曾國藩奉旨北上援鄂，肅清江面的時候，自然應當帶上他，以為輔佐。可是，出征的名單里，並沒有王錱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要解釋這個問題，不得不說說曾國藩被逼離開省城，移駐衡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