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老爹不是英雄，也不是惡棍(2)

另外一些時候，我只用單音節的字眼回答他的提問，哼哼哈哈的，或者學約翰·懷因的樣子說話。他在公司里幹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後我又來給他添麻煩。但是，我覺得他也在讓我的日子難過。我感覺我們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氣氛中，缺少的是溫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給這個冰冷的家帶來一些熱量，由於我並不知道如何才能帶來溫暖，結果就把次等的東西帶來了：摩擦。離家上大學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後離婚，奇怪的是，離婚使我離父親更近了，同時又更遠了。離婚期間，我正在艾爾在佛羅里達創立的報紙《今日》當實習記者。艾爾從紐約打來電話，說他需要談一下，之後就飛來見我，我對他要說的話一點線索也沒有。一個行將破碎的家第二天早餐的時候，艾爾把消息告訴我了。我還記得他陰沉而又平淡的聲音：「你媽媽和我已經決定離婚。沒有爭吵，沒有人特別煩，沒有人砸東西。我們兩個人都想過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但是，如果這事對你或簡來說是一個問題，那我們就不離婚。」我極其流利地回答說：「這不是個問題。我希望你去做對你最為有益的任何事情。」我們兩個人都撒了謊，這些謊言埋下了艾爾和我關係惡化的種子。我們的謊言並不是惡意的，我們都在盡最大努力對付那場噩夢。艾爾撒謊的地方是，他說沒有人特別煩。我母親傷心欲絕，而且，不管簡和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他都會離婚的。我說一點問題也沒有的時候也撒了謊。那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車旅館的早餐桌上，對面就是那個我從十幾歲起就開始反抗的人，當時我驚呆了，因為我說了什麼錯話，可能會一輩子永遠失去父親。如果父母要分開，我準備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父親。離婚之後的影響持續了多年。我跟艾爾吃飯的次數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飯，又有了產生爭執的新話題：艾爾對洛萊塔的處理。我爭執說，他應該給她更多的生活費。讓我驚訝的是，他真給了。父親開始公開追求一位穿白褲子和西裝的艷麗的州議員羅里·威爾遜的時候，我變得極其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們在海灘上搞日出婚禮，我臉不刮就跑去了（「我開始留鬍子了。」我對他們說），還穿一件運動衫，一頭亂髮。我本來想表示更強烈的抗議，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親卻一定要我去一下。我跟艾爾和羅里吃飯的時候，總會無事爭吵起來。我諷刺羅里，就如同以前我諷刺艾爾一樣，說「所有政客都是**的」。艾爾跟我有多年的爭吵經驗，而羅里不一樣，她無一例外總是中我的圈套，之後就哭起來。7年以後他們離婚了，我感到受了維護，因為我又把老爸贏回來了。約在我26歲生日的時候，艾爾和我之間的爭吵又一次發生轉變，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轉化。艾爾感覺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內特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的大權。我也「發現」自己在不斷地看心理治療方面的書，一方面進行電休克治療，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還看很多自助書，我找到了面對父親的勇氣和工具。第一次是在佛羅里達可可阿海灘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經為此預演了好幾天，我準備告訴艾爾，說他經常不在家，他多變的情緒，還有他很容易發脾氣，這些都傷害了我，並且使我難堪。我還準備告訴他說我愛他，並且要原諒他。我照做了，他也在聽。自從我還是個孩子以來，那是我們第一次說愛著對方。第二件事情是兩天發后發生的。我很晚回家，鎖上門，拿了去我卧室的保安鑰匙。第二天早晨11點起來，我愉快地四處走動，準備吃早餐，結果發現狂怒的艾爾。他找不到保安鑰匙，無法到秘書辦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說對不起，他就開始狂吼了。有生以來我第一次只看著他吼，我沒有頂嘴，也沒有跑走。這事讓我大吃一驚，他也是一樣。他拿起鑰匙，一聲不吭就走了。兩個小時后，他來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聲來，自責地說：「我缺少體貼，我道歉。」放錯了鑰匙的事件幫助我們找到了彼此相處的鑰匙，我們的關係從那以後就更好了。這件事情讓我站在不同角度來看待艾爾和早年的那些日子。艾爾的軟肋公開了我開始回憶艾爾對我好的時候：還在小聯盟隊的時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練。我養的一條快樂的小狗斯馬基死後，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淚來地祈禱。隨著時間的推移，艾爾的這一類軟肋越來越多地公開化了。1979年，他母親86歲時過世，此後，每每談起她來，他就止不住要流淚。1982年，《今日美國》啟動后，他跟我和妹妹說，有幾十家報紙都在抄襲《今日美國》的樣板，邊說邊忍住幸福的淚水。1986年，艾爾的軟肋完全露出來了，當時，他在加內特公司的年度大會上宣布準備退休，並且交出首席執行官的職位，結果讓所有人大吃一驚。他的表情和聲音夾雜著驕傲和悲傷，差不多話都說不出來了。我15歲的時候，艾爾在醫院動了一次很危險的手術，想矯正心室纖維顫動。艾爾兩歲就死了父親，我才15歲就面臨著也要失去父親的風險。住院以前，艾爾寫了一封信給我，以防萬一活不過來。信是這麼寫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