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馬奔向朝陽(2)

這樣的情形是可恥的，並且還經常造成了悲劇。老闆的退休會影響公司的每一個員工，無論是什麼規模的公司。如果交接順利，而且時機得當，方法妥當，老闆、繼任者和所有人都會受益。如果來得太快或者太晚，或者太突然，每個人的未來和命運都會受害。不要太傷感為了保障自己能夠找到合適的辦法，我從剛剛當上加內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開始就在計劃自己的退休事宜了，當時我只有49歲。在我的堅持下，我的第一份首席執行官僱用合同里包括有這麼一項內容：「紐哈斯必須在1989年3月31日前退休。」每一次合同更新或更改都保持有這麼一項內容。我堅持必須要在自己50歲以前確定退休的日期，我對董事會是這麼說的：「我想在自己變得太老或者你們各位變得傷感以前確定退休事宜。」我希望在自己還有理智的年齡離開。沒有這件事情擋路了，我就能夠集中精力干自己的事情。這使我在50～60歲的這個期間過上了一生最有效率的十年，也是加內特公司里最為成功的10年。每一位首席執行官都必須藉助公司來計劃和有秩序地實施有效的交接過程，好把權力交給下一代人。反過來，假如一個首席執行官是一位成功人士的話，公司也會給這位首席執行官來一次財務上的告別擁抱，這樣可以確保他安逸的生活水平，使其在退休后不至於受太大的苦。實際上，一位首席執行官對公司領導層的責任，不應該僅僅限於在自己退休時解決權力交接的問題。老闆還應該掌握董事會的建議權，確定在老闆出現意外時由誰來繼任，比如他/她不慎被公共汽車壓死。自從當上首席執行官以後，我每年都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每年12月份，我都會與公司董事會的管理權交接委員會評估高層管理人員當年的表現。每次會議我都是這麼結尾的：「如果明年公共汽車將我撞死，我希望本委員會能夠在推薦首席執行官人選時考慮如下情況。」我用書面形式把這些建議寫下來，密封好，告訴委員會的主席將它鎖起來，直到或者除非全體委員都需要看裡面的內容。只有我和該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才知道這封信的存在和它的內容，而其他董事會成員並不知道這個情況，沒有高級主管人員涉及此事。由於我善於躲避公共汽車，也擋住了射向我的明槍暗箭，所以那些信件一直都沒有機會用上。但是，每一位首席執行官都應該為公司提供這樣一份應急文件。有計劃的權力交接比突發性的交接容易得多，也簡單得多。你可以測試潛在的候選人。如果他們通不過重要的測試，那你就排除他們。如果通過了，你給他們更嚴峻的考驗。有些人能夠感覺到公司在考驗他們，有些人感覺不到。約翰·克雷通過了我在加內特公司給他的所有考驗。他當過記者，當過編輯，當過出版人，他是公司設在華盛頓辦事處的負責人，在那裡得過普利策獎。他是《今日美國》的創始人編輯，是負責地區報紙的總裁。當然，他也犯過幾次錯誤，現在也犯些錯誤。他是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長大的，因此說起話來很搞笑。他們在學校里也不學書法，因此，他寫的字你根本就無法看清楚。但是，世上沒有完人，因此這些小毛病我根本就懶得記在心上。我過60歲生日的時候，把有序交接的事情公開化了。克雷被任命為公司總裁，也是首席運營官。「如果他通過這次考驗，我會在兩到三年內請求各位任命他為公司首席執行官，之後，我會給他一些輔導，在我最後兩三年裡告訴他一些公司主席要辦的事情。」我對公司管理層交接委員會的成員們說。他們同意，也喜歡聽到的話。但是，他們不相信我，沒有人相信。韋斯·加拉格爾以前是美聯社的總裁，當時他是那個委員會的主席。他在我的退休晚會上告訴我說：「你正好做了當初許諾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們當時並不相信你。我們以為你到65歲的時候會要求我們放棄年齡限制，這樣你就可以繼續留下去。」最後一次驚喜他們會這麼做嗎？當然會。差不多所有董事會都會這麼做，如果首席執行官或者公司主席這麼要求他們的話。之後，那個狗娘養的首席執行官會發出一個新聞稿，說「在公司董事會的要求下」，他被迫留任，以便完成還沒有達成的業務交易。之後，他會盡一切力量讓那樣的業務永遠也做不完。我的確是給董事會準備了一件讓大家驚訝的事情，誰都猜不出來的一件事情。根據加內特公司的輔助法規，董事是每三年選一次，我是1988年當選的，一直要到1991年才過期。加內特公司的次要法規還規定，凡當過首席執行官的董事，其作為董事的退休年齡可到70歲。因此，人人都以為我會堅持到1991年再次選舉的時候，然後再工作到1994年。1989年3月22日是我65歲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開了作為董事會主席的最後一次會議。談到最後一個大型日程安排項目，即「其他事務」時，我向董事會成員分發了一封信，都是親筆寫給每位董事的信件，表達我對各位的特別感謝。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