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馬奔向朝陽(3)

那是我從董事會退休的一封辭職信。我事先只與兩位董事談過，一次是幾天前跟克雷談過，另一次是幾小時前跟麥克柯金戴爾談過，我要求每個人都保密。這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說服我，當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執行官繼續留在公司董事會內，他/她的存在經常會成為一個妨礙手腳的不利因素。我並不想冒險妨礙我的後繼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礙董事會。因此，本信是我作為加內特公司董事長的辭職信。接下來我轉到接受我的辭職信的話題上，多名董事舉手，有幾位同時說話。我打斷了所有人的討論，表示了我的異議，之後很快就宣布活動結束，並休會。令人震驚，他們事後在我跟前說，有些還飽含熱淚，我自己也是。本來不應該是驚喜的。16年來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著跨越，一位首席執行官要完成跨越的惟一辦法，就是到時候與公司一刀兩斷。大多數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理論上都同意這個做法。但是，輪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輸掉自己的客觀性。別的公司有一位首席執行官很有頭腦，我與他事先談過自己的計劃，他不僅同意，而且還鼓掌喜歡，並且解釋了為什麼。彼德·烏伯諾斯是大聯盟棒球賽的專員，他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他感謝《今日美國》為棒球所做的一切，還有為作為整體的體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來，我一直都是每次超級盃賽的專員包廂裡面的客人。他作為專員的退休日期正好與我作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樣──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議，到時我們一起慶祝。大聯盟棒球隊每年春季都要在羅德戴爾堡開年會，當年會議開完之後，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來了一趟，專門提及此事，並談到了未來的計劃。1989年3月9日晚上，我們一起在可可阿海灘的芒果樹餐館吃晚飯，喝克里斯托爾香檳，我告訴他說，我不僅準備退出主席職位，而且還要退出加內特公司董事職務。他支持我的觀點，說了這樣一番話：「前任首席執行官留在董事會裡根本不可能起什麼作用。如果你在一些問題上與後繼者不合，聽起來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總是同意，聽起來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裝聾作啞，那你留在那裡幹什麼？」阿門。擁抱與被擁抱者熱愛自己的公司，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退休的首席執行官，值得拿到合適的一大筆告別費用。這也需要當首席執行官的人仔細計劃或者籌劃。董事會常常會照顧到對首席執行官退休后的關照和愛護。問題在於，他們一般會給幹得差的人大筆回報，而給幹得好的回報反倒少些。在20世紀80年代的併購狂潮中，金色降落傘往往成為內幕。一般來說，如果出現對公司控制權的變更，首席執行官或者高級主管往往會得到相當於年薪兩到三倍的現金補償。如果工作幹得好，我支持對重要職位給予大筆回報。但是，對於成績平平甚至干砸鍋的人來說，付給大筆錢財就是沒有道理了。金色降落傘是對失敗而不是成功的鼓勵。與爭奪公司的鯊魚搏鬥過的首席執行官往往只會得到董事會送來的一臉微笑和表示感謝的字條。而那些被鯊魚剝了皮的人反倒得到一份由合同保證的降落傘，價值數百萬美元。例如：拉里·迪什接管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控制權以後，湯姆·懷曼被擠出來了，結果拿到430萬美元的一次付清費用。如果卡爾·林德納剝了我的皮而且接管了加內特公司，我一定會拿到多於400萬美元的費用，那是我當時現金支付補償費的3倍。我打敗了那條鯊魚，讓他遊走了，我接到的回報是一紙感謝信。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對公司高級主管補償委員會的主席朱利安·古德曼和他的委員會說，這種做法行不通。我退休的時候就有機會讓這些委員們實際來做一回我一直在鼓吹的事情。多年以來，我的工資、獎金和股票優先認購權一共有數百萬美元，但那都是我掙來的。從來沒有哪一位股東就我的待遇提出異議，因為加內特公司從億美元的地區性公司發展到了30億美元的全國性媒體領導者。我覺得自己的表現值得自己拿到很大一筆告別費，應該免費得到一大宗公司股票，那才叫一個大禮包。在加內特公司，贈股是由高級主管補償委員會在每年年終進行的。1988年10月，該委員會準備在鳳凰城開會，當時，離我計劃的退休時間還有5個月。我給主席古德曼寫了這麼一個備忘錄：您可能還記得，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一位成功的首席執行官的告別費用，至少應該和一位失敗的首席執行官的告別費用一樣多。在我的情況下，失敗意味著450萬美元，這是我年薪的3倍。因為我在速算方面不是高手，因此覺得，如果我事先計算出現在贈送給我的股票在不同水平上價值多少（當時，加內特公司的股票交易價格為每股35美元），那一定會對我有所幫助。10萬股……350萬美元。13萬股……455萬美元。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