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書懷?（圖）

1972年的夏天，我在文化部靜海「五七幹校」勞動，那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第七年，幹校學員絕大多數都早已得到自由，即是逢年過節的假日可以回到北京的家裡休息幾天，甚至很有些人杳如黃鶴一去不返了。但是在我們所屬的這一連里還留著兩個從來不準回家、和家人通信還要受班長和排長檢查的人。這兩個被視為危險人物如江洋大盜者一個是我，另一個是我素來尊敬的——那時誰也不尊敬他——書生氣十足的前輩戲劇史家、理論家張庚同志。因為他是「走資派」，我是「大右派」。

我們這兩個「派」不僅沒有旁人那樣的自由，連勞動都和旁人分開了。那些革命同志不愛干臟活，而把臟活都交給了我們這兩個老頭。首先是掏廁所(包括女廁所)和拾糞，其次是餵豬……我覺得這樣也好，可以對「革命同志」敬而遠之，免得招他們生氣，由於不和他們在一起，從而也得到了一種相對的自由。於是我在那時就自己學習做舊體詩，原因是這種最簡練的文學形式易於表達一時一地的抒情，後來我把那時做的詩收集一起，定名為《枕下詩》，因為詩成之後只能藏在枕下之故。偶爾我也把做成的詩念給張庚聽聽，有時他聽了很開心，有時也會警告我說：「不可以做這種詩。」張老是正直、忠實和可靠的朋友，他從來不曾像某些人慣做的那樣，把這種事向任何「領導」彙報過；假如他那樣做，可能他會得到好處而我會受到懲罰。我們兩人同命運、共患難，經常在被關鎖住的小屋深院里，一燈相對，論古談今；並沒有訂過什麼「攻守同盟」，卻誰也沒有賣友求榮。我至今還在感激和珍視我們這一段長達八年之久的難得的友誼。當然，我沒有把我的習作全部念給張庚同志聽，對朋友還留了一手，我也至今還感到抱歉和內疚。

說這些幹什麼呢?我是為了引用下面的一首七絕：

啼笑皆非十五年，

風風雨雨奈何天；

張公吃酒李公醉，

君子云何防未然?

要申明一下，詩中「張公」顯然不是指的張庚同志。這一句典出於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是武則天時代的一句民間流傳的讖謠，以其生動而形象，按我編劇的本行來說，具有動作性，故移用之。至於「十五年」，則是從1957年算起的，到1972年是整十五年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雖然今天的新式織機已經不用梭了)，如今已是建國三十周年，還是從1957年起算的話就該是二十二年了。由於1957年對我有特殊的意義，所以我習慣於總是以它為紀年。這是個人主義的表現，我知其為過而苦於不能改之。

古今中外，常常把人生做兩種譬喻，一種說人生如夢，另一種說人生如戲。這兩種打比都比得很好。夢是短促的，戲也不是很長的；人之一生同永恆的時間相比也是十分短促的。但是從1949年建國之初活到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都會感覺到這個三十年過得未免實在太快了些。對我說來就是從1957年到1976年這十九年，一事無成頭髮就白了。更何況玉石俱焚，血肉橫飛，多少好同志、好朋友含冤而死，慘不忍聞；到現在我也弄不清是為了什麼緣故。從中外歷史上也找不到類此的先例。

正是由於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我們在今天活著的人享有一種前人所未有過的幸福。因為前人從未有過、後人也不大可能再有的一種奇特的生活經歷，那麼巧，讓我們趕上了。

由於一種難以理解的政治歇斯底里引起了九億人口的神經錯亂，一個小小的、十分卑鄙下賤的「四人幫」竟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自相殘殺和大破壞。破壞是全面的、徹底的、無所不至的。之所以還留下了今天得以收拾殘局、重整河山的力量，依我看來，那只是由於我們的祖國人口特多，家底特厚，民心不死以及老一輩和新一輩的真正的革命家還沒有被誅盡殺絕之故。而且，多行不義必自斃，也是一條自然的規律。

我從二十歲開始以學寫劇本為自己的終身職業，蓋全出於個人的愛好。而後來由於種種客觀的原因，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寫自己的文章了。特別是1957年和1966年的這兩場災禍使我不得不兩度輟筆。我這麼說，並無絲毫怨懟之心。在很長的時期中，我和許多人一樣，從開荒、種地、收割、修渠、燒磚、蓋房、築路、裝車、搬運，以至餵豬、餵雞、掏糞、拾糞、挑水、和泥……的勞動之中，得到生活的真趣。不以為苦，也可以說是以苦為樂。其中最大的樂趣乃是可以不動腦子，隨遇而安。那時候，不動腦子最好；動腦子的話，一切也都得不出答案，徒然惹人生氣，而這種氣是生不得的。

所以我又寫過另一首詩：

日長如線閑猶倦，

事大於天睡便休。

參透裝聾裝啞法，

也無歡喜也無愁。

說這種氣生不得，在這裡不妨試舉一例：還是就我的職業來說吧，關於編劇的方法，據說是江青這樣的敗類發明一種叫做「三結合」的高明方式，即所謂：「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這個可憐的作家原來是一個既無思想又無生活的傢伙，更可憐的是那個惟一留給他的「技巧」又偏偏屬於資產階級的範疇，因之是反動的，因之就常常演變成為反革命。所謂群眾，實際是個空的，哪一家群眾有你所需要的那種生活?又有哪一家群眾對你那樣的戲感覺興趣?那時候編出來的許多戲不是都要通過組織或者經過動員才有人去看嗎?至於你這個有思想的領導有什麼思想?群眾的眼睛倒是雪亮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無疾而終，這也是自然的規律。

戲劇之成為一種形式起源甚早，遠在公曆紀元前，希臘的悲喜劇就是高級藝術了。在我們的祖國可晚得多，但也早在宋代就形成了雜劇的形式。戲劇藝術和其他的藝術相比，從來都是更為人民群眾熱烈喜愛的藝術；只有在這一段人妖顛倒、是非不分的日子裡，最為觀眾喜愛的戲劇竟變成了被人厭棄、招人笑罵的東西。觀眾喜歡看的不讓看，觀眾不喜歡看的非看不可，處處和觀眾對著干!這算是一種什麼離奇古怪的藝術?

當年三神童：吳祖光、丁聰、黃苗子

僅從這一點看來，我深為自己和像我這樣十年來被目為「黑幫」或「反動」的什麼什麼的人們感到慶幸。在那烏雲蔽日、濁浪翻天的黑暗年月，我們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卻因此得保清白，沒有受到那個令人作嘔的幫氣污染。同時對那些不是出於自覺而是受到強制、不得不奉命寫作的作家們的處境理應寄予同情。當然，也有一些自覺的幫派作家，可能屬於另一種情況。而現在居然還有把解放思想、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從事寫作的人們詈之為「缺德」的手持大棒者，受毒受害竟至如此之深，這才叫慘絕人寰!

如今，噩夢已經醒轉，醜劇已經收場。衷心地感激黨中央把這個萬惡的「四人幫」粉碎得如此徹底，從而使建國三十周年的今天，祖國的天空澄澈如洗，祖國大地百卉爭艷，使我們這些編戲的、演戲的得以在從未有過的廣闊天地里縱橫馳騁。儘管有些劫后余火沒有熄滅，磚頭瓦塊有待清除，但是瞻望前途，一片光明。這種歡欣鼓舞的心情亦屬近三十年來所未有，只有全國解放的當年差堪相比吧。

惟一使人惋惜的是年華虛度，浪擲了黃金歲月。但是不應忘記，即使如此，還是付出多麼巨大的血和淚的代價才換來今天的團結和安定啊!看看我們今天的文藝戰線上，僅僅三年的時間，便出現一片繁榮景象。在慶祝三十周年國慶獻禮演出的北京舞台上百花齊放，精彩紛呈，戲劇藝術的春天已經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讓我以無比感激的心情，祝賀第四屆全國文代會的召開，祝賀我們的共和國結束了那個顛倒黑白、自欺欺人的時代，進入了實事求是，用實踐檢驗真理的科學時代!

197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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