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裝 Fashion

沒有人能說清楚，誰最先給歐洲女人裁剪出束腰卻露乳的曳地長裙，並在那長裙下加一個雨傘樣的蓬襯，使它不致於被踩在腳下。我想，歐洲人一直是在裁縫鋪做衣服，貴族家裡甚至有私人裁縫。那種式樣的長裙，肯定出自裁縫之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裁縫，將長裙剪裁得誇張到了極致，既讓女人們風姿綽約，也讓女人們痛苦不堪。記得希茜公主為了讓她的細腰在裙子里舒服一些，竟然拒絕上餐桌。儘管歐洲女人已經穿上了弔帶背心，可我仍喜歡看她們祖母穿過的古典式長裙。我始終認為，古典的長裙與古典的女人是歐洲的一道景觀，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記憶。在我的印象中，那條飛著花邊和蕾絲的長裙，與紳士們黑色的燕尾服，與廣場上的哥特或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有一種入骨入髓的和諧。看歐洲女人穿著T恤或弔帶背心坐在壁爐邊上，就有點不對勁。一面是過於講究過於精緻，一面是過於隨意過於簡單。這也許就應了那句話，越是被強調過的東西，越是被扔掉得徹底。來歐洲之前，我曾經在文字里反覆溫習過歐洲。溫習的內容之一就是巴黎的時裝。我知道有一天，我會在巴黎的街頭與歐洲最美麗的女人相遇，在巴黎的櫥窗里與歐洲最美麗的時裝相遇。那個讓歐洲女人從古典走入現代的人叫貝爾丹。時間是18世紀的路易十六年代，巴黎著名的女裁縫貝爾丹開始讓女人的衣裙成為一種創作，而且讓展覽、訂購和櫥窗模特也成為創作內容。愛美的瑪麗王后，曾送給她一個「時裝大臣」的美號。100年後，巴黎又出了一個人，名叫沃夫，他是第一個讓真人模特示範時裝的男人，此舉曾經吸引了全世界，王公貴族們紛紛向他訂貨。19世紀末，普瓦雷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個男人把女人從傳統的緊身束腰的衣裙里徹底解放出來，不但讓女人穿上了寬鬆隨和的高級時裝，還舉辦了一場令東方世界無比震驚的時裝表演秀，而巴黎從此就有了一代又一代在T型台上專門以表演秀為業的女人。普瓦雷之後的巴黎，則被一個時裝設計女王統治，巴黎人親切地稱她可可。她用布的語言，將可可·香奈爾寫在女人的皮膚上。在巴黎，那兩個相勾連的「C」從此便成為女性解放與自然魅力的代名詞，所有的女人都像熟悉自己的身體一樣熟悉可可·香奈爾。職業女裝、女裝男性化、香奈爾式帽子、香奈爾5號香水，把棕色皮膚和短髮引入時尚。還有她傳奇般的愛情與孤獨。這是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送給巴黎女人的禮物。只要有一種東西從香奈爾開始，不久就會風靡世界。由她設計的那一款緊身黑短裙，已成為經典樣式，至今仍掛在女人的衣櫥里。記得艾克塞·梅迪生在《可可·香奈爾》里說，香奈爾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她只是敏銳地感受到了工業時代生產方式的變革必然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她雖然終生為富人設計服裝，卻如此準確地傳達了平民的內心情感和要求，從而成為偉大歷史轉變的代言人。在艾克塞·梅迪生筆下，香奈爾是一種預言。我們現在仍然在這個預言里穿行。我對香奈爾並不陌生，我家門前那個廣場上就有一家免稅商店，每到晚上，那扇玻璃櫥窗的燈光就亮了，一個香奈爾女人就從那裡走出來。可是在巴黎，我卻像去尋找一個神交已久卻從未謀面的朋友。儘管她最開始的那個店鋪的門面在杜威爾的康朋街，香奈爾本人已在20世紀70年代初病歿於Ritz旅館，可我還是看見了，那個傳說中的女王。在香榭麗舍大道邊、在拉法耶特商場，她依然美麗如初，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著，化成蝶一樣的衣裳，包裹著熱愛香奈爾的女人們。女人們也從來沒有離開過她，一如既往地追隨，以自己的體溫。總統府附近的這扇櫥窗，不知留住多少像我這樣來尋找的人。它是給人看的，也是給人想像的。我知道，在香奈爾之後，巴黎又有了克里斯汀·迪奧、伊夫·聖洛朗。在20世紀40年代以後，這是兩個響徹巴黎和世界的名字。1998年夏天的一個夜晚，300個女人穿著伊夫·聖洛朗的晚裝，走在足球世界盃開幕式上，它已經是巴黎的符號，巴黎的象徵。時裝的定義就是不要停止，也不能重複。同樣的一塊布，昨天是歷史，今天就是奇迹。可是，在我去歐洲之前，2002年2月，伊夫·聖洛朗在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場告別演出。200多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分別穿在曾經為它作過形象代言人的名模身上，在初春的天氣里閃回。那是40年的努力和心血，把舞台都要壓塌了，巴黎經歷了從未有過的憂傷。在它之後不久，在日本的東京，森英惠也暗然關閉了那扇美麗的蝴蝶夫人櫥窗。以後還會發生什麼？還有誰將謝幕？我們曾經披著它奔跑，我們在奔跑的時候還將把它扔下。伊夫·聖洛朗老了，它那精緻的手工，已不被現在的巴黎看好。當它被另一個主人買下，只剩下這三個糾結在一起的字母，讓我們懷念與它在一起的時光。它那精緻的手工，已不被現在的巴黎看好。當它被另一個主人買下，只剩下這三個紐結在一起的字母，讓我們懷念與它在一起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