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風浪中沉浮(2)

在嚴峻的局勢下，王芸生為《華北新聞》寫社論不能照舊寫下去了，而且連自身安全也成了問題。在朋友的掩護下，他躲進了法租界，基本上不能回家，受凍挨餓吃盡了苦頭。而這時他的妻子馮玉文仍遵照他的旨意，經常抱著年幼的大兒子王芝光坐著馬車，像貴婦人似的為黨轉移書籍和文件。那時馮玉文為能坐馬車感到非常開心，根本不知道自己面臨的危險。馮玉文還多次掩護過**人，如**、彭真等。由於有了這些真實的「傳奇」，在馮玉文出生地楊柳青鎮幾十年後曾盛傳，王芸生與馮玉文的婚姻像是一出大革命時期的新京劇《櫃中緣》。緊接著是災禍臨頭。軍閥褚玉璞抓不到王芸生，就將王芸生的二哥逮捕入獄。王母由於受驚一病不起，1927年5月的一天突然撒手人寰。母親故去，對王芸生的打擊可謂至大矣！請看他在《重回上海》一文中的記述：「在上海，我曾日夕計算著北伐軍的行程，也曾憂慮焦急過黨人的糾紛。民國十六年（1927年）初，在漢口租界被收回的時候，母親思念遊子，喚我回家去過舊年，我遂別了上海，返回漆黑的北方。我回家不久，北伐軍先後攻下寧滬，在劇烈的黨潮中，朋友們分了友敵。我到現在還慶幸未捲入那漩渦，但那場災難卻摧毀了我的家族。二哥替我坐了半年褚玉璞的牢獄，母親因悲傷二哥的災難，擔心我的安全，竟一病不起將她的愛兒丟下了！我就在天津，竟未獲一見母親的最後慈容！以後聽家人告訴我：母親彌留時，尚堅囑莫讓三兒回家，免為偵騎隊抓去。母愛是如何的偉大啊！蠢兒不肖，十載虛擲，徒辜親恩，無補國恨，每念及此，慚淚交並！」據王芸生說，他當時看到的是一片黑暗，見不到光明。他不明白黨派間為何要如此相互殺戮，原讓他崇拜的陳獨秀何以會成為「叛徒」，黨內紛爭令他失望。他決心脫離一切黨派，專心從事新聞工作，以此報效祖國。1927年6月2日，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出一則「王德鵬啟事」：鄙人因感觸時變，早已與一切政團不發生關係，謝絕政治活動，唯從事著述，謀以糊口，恐各方師友不察，有所誤會，特此聲明。王芸生加入**的確切時間，已不易考證，從他遺留下的文稿、錄音等判斷，在1926年8月至9月間比較合理，即有出入也不會太大。依此判斷，他在**僅有十個月左右。我們知道，王芸生生前毫不避諱自己曾加入過**，但為何最後不與任何政團發生組織關係，卻不願談及。下面引述《芸生文存》（1937年《大公報》印刷）里的一段《自序》，或許能了解一點。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國家在這個時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後的殘破局面，已在媽媽的懷抱中過去，孩童的腦中沒留下一點印象；我的小辮子是給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變時的火光和槍聲，曾照耀過我的眼睛，震動過我的心；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我認識了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熱血曾鼓舞著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國十五六年的革命戰場。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發光，而革命陣營中的**現象也確曾傷過我的心。我從那時開始有了一種覺悟，覺悟自己不是一個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絕一切政治，安心來過一個新聞記者的生活。人是從那時起變得沒出息了，也從那時起變得老實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卻未曾冷。」王芸生晚年時，有人問起曾是他生命歷程中的一個不平常人物秦邦憲，與他以後交往如何，他回答說：「我跟他分開后，再沒有任何交往。估計他早認為那個王德鵬犧牲了，他不會想到後來《大公報》那個王芸生就是我。抗戰中，他作為**代表人物曾去過重慶。我沒想與他相會，因為我們畢竟走的路不同。」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