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季鸞筆戰,進了《大公報》

與張季鸞筆戰,進了《大公報》

面對侵略者還要「躬自厚」?《華北新聞》社論作者王芸生與大名鼎鼎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展開筆戰。誰想二人竟由此結為終生師友。辭去《商報》總編輯后,王芸生的命運就與正蒸蒸日上的《大公報》連在一起了。話還要回到王芸生從上海回到天津,為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所辦的《華北新聞》寫社論的時候。在此期間,王芸生和《大公報》進行了一場筆戰。事情經過是:當北伐軍打進南京時,即1927年3月,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派出軍艦炮轟南京,引起程潛率領的第六軍官兵奮起反抗,並搗毀了南京的一些外國領事館。針對這一事件,王為《華北新聞》撰寫社論,抗議帝國主義的殘暴行徑,聲援第六軍將士的正義行動。而《大公報》發表了相反的言論,提出不應搗毀外國領事館。如1927年4月1日《大公報》發表了由總編輯張季鸞執筆的社評《躬自厚》。文章說:「東方道德所以為人類交際之規範者殊夥,其中一義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與人如是,社會和平矣;國與國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外,關係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應自責之,所謂『躬自厚』也。而為外人者,亦應自省其過去或現在之咎責,同時承認我國民一般之友誼,蓋雖不敢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勸其勿專責人也。」文章要述美、日在其國內種種排斥華僑的事例后說道:「吾人終信『躬自厚』之說,應為中國之處之要義。不論何軍或非軍,苟擾亂秩序,損害人民,必應徹懲之。果軍隊也,必應處分之,不論其所傷害者為外人,或本國人也。政治之初等要素,為保持安寧秩序,不論為**、為立憲,為英美式或蘇俄式,亦不論其所持為何主義與原則也。此而不能,則浸假必至於死亡,遑言外交乎。吾人雖責外人不應誇張,而實不能不望國民自責而痛加糾正之也。」第二天,即4月2日,《華北新聞》發表了由王芸生執筆的社論《中國國民革命之根本觀》,對《大公報》這篇社評進行反駁。文章寫道:「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淪為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對侵略者無所謂『躬自厚』的問題。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還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把帝國主義的特權剷除凈盡!」但張季鸞沒有回應,而是打聽《華北新聞》社論的作者為何人,當得知后,就傳話希望與王芸生會晤。王芸生為此專門到《大公報》拜訪總編輯張季鸞。不想,此次會晤竟成了兩位終生師友的初晤。自王芸生登報脫離黨派后,自然也離開了《華北新聞》。此時,天津《商報》正準備創刊,正在物色總編輯。王芸生在布店當學徒時曾認識一家大綢布店的老闆李善人先生,李先生一直對他很賞識,自告奮勇找《商報》老闆舉薦。當《商報》老闆問到名字時,起初著實讓李先生一愣。他十分機靈地閃過一個念頭,不能再叫出過風頭的「王德鵬」啦,便脫口而出:「王芸生!」王芸生這個往後幾十年在中國新聞界風光響亮的名字,竟是這樣偶然而又不尋常地得來的。大約在善良並有眼力的李先生一閃而過的念頭裡,來自芸芸眾生的「芸生」不只樸素、平凡、安全,還意味著更堅實、更有根基和力量吧。1928年5月,王芸生正式出任《商報》總編輯,但因與老闆在觀點上有嚴重分歧,不得不辭職。與此同時,他給《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寫了求職信。張季鸞是一個十分珍惜人才的人,他當然不會忘記那場「筆戰」,接信后,張季鸞親自登門去接王芸生到《大公報》。1929年8月22日,《大公報》第十一版登出一則啟事:芸生已於本月初辭去天津《商報》職務,此後友戚投函,請寄日租界《大公報》社收轉可也。從此,王芸生的命運就與《大公報》連在一起了。在1929年,《大公報》已算得上一張老字號的報紙。它創刊於1902年,創辦人是英斂之,主張君主立憲並以敢言稱,在他主持下的《大公報》頗負盛名。但報紙1916年盤給皖系政客王郅隆后,一蹶不振,1925年底停刊。1926年9月1日,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以新記公司續辦《大公報》,在續辦的創刊號上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報紙頓生活力,銷路上升,蒸蒸日上。王芸生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大公報》的。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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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生心血傾注《大公報》:一代報人王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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