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觀念戰勝觀念

馮克利

從思想史的角度去認識一個思想家，就如同透過思想家的理論去觀察我們今天的社會一樣，要比單純沉醉於其話語體系里給我們帶來更多生動的感受，在理解他們思想的力量上也會得到更為切實的收穫。看他們穿行於歷史的變遷之中，被烙上時代的累累印記，可以形成一種有著豐沛歷史感的理解。正是從這些印記中，我們才能見證思想家在不同時空場景中非常不同的遭遇。

這些不同的遭遇可分為兩類，一是影響力不減，但其走向卻被嚴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後才被人發現而重新煥發出光彩。此類事例不勝枚舉，前者如以賽亞·伯林在《休謨和德國反理性主義的起源》一文中講述的，民族文化空間的變化使一種哲學發生畸變的故事：休謨哲學的謙和品質註定了他與民族激情和宗教狂熱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懷疑主義到了有著「迷亂人生觀」的德國人哈曼那兒，竟然能夠蛻變為給神秘主義浪漫派助陣的利器。另一個不為伯林所知而我們十分熟悉的例子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在歐美多是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到了中國竟成了激進派保種圖存的吶喊。至於后一種沉寂多年後重煥異彩的例子，我們也可以舉出被伯林發掘甚力的維柯，當然也有這裡就要談到的哈耶克。

我常想，思想大師的原典固然必要，但這事也跟吃湯圓差不多，若是只吃湯圓不喝湯，是會失去很多味道的。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樣成熟的，它後來的命運如何，它為何以那樣的形態出現在我們面前，都得從思想史、從鮮活的歷史脈絡中尋找。從這樣的追尋中我們常常可以發現，用一些呈現於歷史中的老眼光來看待「新問題」，比起各種貌似新穎的理論來可能更具說服力。比方說，研究當下國情的學者，如果看看拿破崙三世治下的法國，或是俾斯麥當政時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那麼對今日的社會情狀也許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歷史上，不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威權主義政府也是蠻能幹的，它們的成就並遜色於當世，引發的種種社會現象，當然與今天多也有相似之處。我們若是搞清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令馬克思連連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今日一些知識人為何對當下「道德破產」的世風怒不可遏；知道了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種無所信持的市儈政治時也不得不放棄自己建立在階級分析上的國家學說，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今天有那麼多人感到現成的理論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紛繁繚亂的社會事實。社會本身的發展邏輯，經常把我們貌似完備的新學說逼入困境，讓我們不得不回到幾乎被人遺忘的過去尋找智慧。如果說自從啟蒙運動以來大寫的「歷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啟示，那麼這位新到任的神祗是很會跟人類開玩笑的，它有時彷彿把自己的行蹤坦露於我們的面前，使我們變得十分欣喜和張狂。等到問題成堆乃至屍橫遍野之後，我們才醒悟到它那樣做其實只是為了戲弄我們。但幸運的是，在某些時候，總還有那麼一部分冷靜的人不為所動，才使得思想史乃至於歷史本身，不至於完全變成一場鬧劇。

時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既然是這種歷史的一部分，有關他們的傳記文字也就成了這種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既然這些年來有那麼多人傾慕於哈耶克的思想，在尚無一本哈耶克的生平傳記可以利用的情況，這本傳記的出版自有它的難能可貴之處。對於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會哲學體系的人來說，能夠從此書獲得一個詳盡的閱讀線索，它也確實能夠告訴我們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在上個世紀的遭際——這個世紀與思想家本人的平淡生活大不相同，倒是充滿了複雜多變的戲劇性情節的。

文本還是讓讀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這裡只想根據自己對這本譯著的閱讀體會，談談哈耶克一生中兩次思想上的重要轉折。它們都發生在哈耶克學術生涯的早期，其一涉及到他本人思想立場的轉變，另一次轉折則涉及他對觀念傳播的認識問題。我相信，如果沒有這兩次重要的轉折，也就不會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談到經濟政策的演變時說，一個社會的思想和行為是受著一些「潮流」左右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重要轉機「總是以思想觀念風氣的變化為先導」。他從過去一百多年裡總結出在經濟領域裡相繼出現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興起」、「福利國家的興起」，和「自由市場的復甦」。有些人從這些言論中說不定能嗅出些許西方中心主義的味道，因為我們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夠發現這樣一條清晰的變化線索。不過在西方社會的內部，這些「時代潮流」的嬗變過程確實可以找到豐富的經驗事實。在講到「自由市場的復甦」這一潮流時，他認為大眾態度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功於幾部發揮了巨大威力的著作，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無人可以否認，哈耶克的思想在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多里促使人們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重新認識上，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當初推動他走上這一漫長的思想征程的，卻是弗里德曼所說的第二個潮流，即「國家福利主義」的崛起。從這本《哈耶克傳》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他開始認真思考社會問題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那時整個歐洲呈現出兩大基本特點：一是社會政治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作為這些變化之象徵的事件，有1917年發生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結束了對奧匈帝國七百年的統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鄉維也納，這個一度繁榮無比的國際化都市，也就要變成一座自由即將衰亡的城市了。與這些政治事件相聯繫的則是西歐各國逐漸推廣的普選權，以及由此導致的大眾政黨的崛起給傳統議會制提出的挑戰，這使歐陸傳統人士對十九世紀的精英化自由主義是否還能存續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這一時期歐洲社會的第二個特點是政治環境的變化給經濟領域造成的影響，即「人們都開始認真考慮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問題」。按哈耶克的說法，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社會發展的下一階段，不管從倫理上還是從經驗上說都是如此」。這種思潮在蘇聯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漸超出書齋和報章的討論的範圍，開始進入一些國家的政治操作過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和奧地利的政府便相繼通過了國有化法案。可以說，在上個世紀的頭三十年裡，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隨後的經濟大蕭條的發生這三件大事，已使19世紀上半葉的傳統自由主義徹底陷入休克狀態，建立在契約自由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理論，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強調國家干預的言論所取代，鼓吹這種理論最力的，當然是歐洲的左翼社會主義人士。

凡是在二十世紀有著知識成長經歷的人，對於社會主義學說在動員知識分子方面發揮的那種無與倫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體會。它在引導人們關心廣泛的社會問題、激發他們的道德勇氣上所展示的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種學說都難望其項背的。此外，由於新近出現的大眾民主制度提供了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的可能性，也使無數知識分子在面對他們視為齷齪而無序的資本主義世界時，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動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當時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受到了這些時代風氣的影響。作為一個心智敏感之人，他強烈感受著動蕩中的既有秩序所面臨的嚴峻問題。他和許多想為歐洲文明尋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樣，成了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利用在義大利戰場上的空閑時間閱讀一些「有著溫和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學著作」，在戰後進入大學期間，他甚至在神學課上也潛心閱讀社會主義的小冊子。

然而幸運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會主義吸引的同時，適逢米塞斯發起了針對計劃經濟之核算問題的大論戰。對這場論戰的關注以及不久后與米塞斯的相識，成為促使他對當時的社會主義主流思潮進行知識反省的第一個契機。在對計劃經濟的嚴肅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對一個認真看待科學研究的任何人都會提出的問題：「這些如此引人入勝的社會主義計劃，有無實現的可能？」可以說，沒有這個問題的提出，也就不會有哈耶克後來建立在知識論基礎上的經濟學體系。

不過我們不必誇大這個問題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論研究的範圍內，這個問題無論有多麼大的價值，也不過是個純粹的學術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許能造就一位出色的專業經濟學家，卻很難說也可以成就一個扭轉時代大潮的思想家。在一個集體主義盛行的時代中，僅在經濟學領域內有著對待知識問題的嚴肅態度，而沒有一點兒歷史的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個人下決心窮畢生之力構建一種綜合性的社會哲學。事實上我們看到，從哈耶克步入經濟學研究領域直到三十年代末以前，他雖然也有很出風頭的時候，譬如在專業經濟學雜誌上與凱恩斯的論戰就曾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甚至一度使倫敦經濟學院幾乎「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他這種名聲大體上依然只局限於經濟學專業的學術圈子。

促使哈耶克從專業經濟學家向一名社會哲學家轉變的第二個契機，發生在三十年代末。此時資本主義世界剛剛過去的經濟危機，早已使人們不再關心他那些有關貨幣、價格和商業周期的理論。用凱恩斯的話說，他的經濟學理論不過是一些「胡言亂語的混亂的大雜燴」和「垃圾」。這使哈耶克在學術圈裡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並沒有因為自己學術地位的邊緣化而放棄自己的信念，他對那些相信國家干預的藥方可以拯救西方於危難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動搖的懷疑態度。這首先是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知識分工理論有著堅實的科學基礎，孤寂的處境反而使他變得更加頑強，他開始深入思考一個超出了單純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現象。他所提出的那個純粹知識論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能否達到它為自己設定的理想目標，開始演變為一個視野更為宏大的問題：人類在思考如何改進自身的社會處境時，何以會普遍地受到一些錯誤觀念的支配？

「昨天的異端會成為明天的信條」

據這本《哈耶克傳》稱，他在1937年編過一本《集體主義經濟計劃》文集(副標題是「對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批評性研究」)。這個題目似乎顯示著此書沒有超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論域。但據哈耶克本人說，他所以承擔此項工作，是因為他發現「一些在歐洲大陸已經眾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見解，尚沒有傳進英語世界」。這項旨在傳播一種正確觀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從經濟理論轉向政治學說的起點，他從此以後才開始「搞起了政治哲學」。他認識到，必須從更寬廣的角度向人們解釋清楚，一些錯誤的觀念如何導致了「天真的結論」。哈耶克思想發展中的這一重要轉折的原因，我們從他同年出版的《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一書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達。

他在該書中說：「我深信，正是這類學術討論，從長遠看會影響公共輿論，進而決定未來某個時代的實際政治。」因此他認為「必須有很多人在觀念領域中進行艱苦的研究，……從長遠來看，人類的事務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這種信念使我對這類思考給予高度重視，儘管這些思考對於眼前的事態所產生的影響不大。」哈耶克在這裡第一次明確地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他不但看到觀念傳播在決定輿論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堅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恆的努力，「昨天的異端會成為明天的信條」。

當然，一旦認識到決定著各種經濟問題之解決方案的是它們背後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對於一貫秉承奧地利學派哲學化的主觀主義經濟學傳統的哈耶克來說，從經濟學轉向一般社會理論的研究並不費力。這一學派的哲學方法論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傾向於把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關係作為整個社會關係之一種來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話說，它很容易變成「經濟學帝國主義」，把自身的適用性擴展到狹隘的經濟學領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觀否定社會現象中的規律具有客觀意義上的真實性，而是認為這種規律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於人們是否相信它們並據以採取行動。從這個角度觀察到的社會行為中表現出的規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自然規律，而是一些人們有關自己能夠或應當做什麼的信念。

從這個角度看，哈耶克與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韋伯一樣，都相信塑造「人類行為世界」的是某種信念體系，而不是他們生存於其中的既定物質條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話說，人們的「社會科學」知識中包含的宗教儀式或咒語，就像我們視為正確的任何自然規律一樣，對社會研究者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我們在經濟學的研究中，對於正在進行實物交換的人，無法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區分出他們是在交易還是在舉行宗教儀式的，所以若是不考慮其中的主觀因素，便無從知道這種行為的真實意義。在哈耶克看來，經濟學中的這種主觀主義視角，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共同特點。

既然觀念在形成人們的「客觀行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對觀念傳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關重要的任務。米塞斯在這一點上也對哈耶克有著突出的影響。他的《社會主義》一書是哈耶克承認對自己思想有重大影響的兩部著作之一(另一本是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米塞斯在這本書中認為，由於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力理解複雜的命題，所以他們「總是追隨我們稱之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領袖。」這些領袖都是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骨幹是他們，而不是群眾」。這些充滿道德激情的知識分子在群眾中傳播危險的觀念，使人們無法認識到建立在個人產權和交換制度上的市場對於一個自由社會生死攸關的重要性。米塞斯在這本書里大聲疾呼：「只有觀念能夠打敗觀念，只有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觀念能夠打敗社會主義的觀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風格的人想必都會同意，「只有觀念能夠打敗觀念」的信念，最可用來解釋這兩位思想家數十年堅持不懈的思想勇氣。和米塞斯一樣，哈耶克從《通往奴役之路》開始，便把他的主要對手定位於那些充滿倫理理想和建構主義熱情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強調自己與其對手之間的分歧不在於道德目標，而在於對一個高效而自由的社會組織方式的認識論差異。

他從西方思想史中觀察到，試圖以「工程師精神」(這個出現於《科學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後來演變為更為人們熟知的「建構理性主義」)改造社會的理想，無論在什麼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階級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無可指摘的知識分子，根據某種抽象的思想原則構想出來的。他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中說，民主國家的人們「認為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影響微不足道。這是指知識分子用自己一時的具體想法影響決策的能力，以及當民眾就某些問題進行投票，而他們所持看法不同於群眾的流行觀點時他們對投票施加影響的程度，那麼以上觀點當然不能算錯。然而若是著眼於更長遠的時間，他們在那些國家所發揮的影響，大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大。他們是通過形成公眾輿論發揮著這種影響。」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哈耶克從三十年代末開始，便踏上了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處征戰的不歸路。從二戰時期時寫成的《科學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聖山學社的成立和《自由憲章》的出版，直到他生前的最後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負》，哈耶克的思想其間不管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看到的都不是一個安於書齋的學者，而是一個以捍衛人類自由為己任的觀念鬥士。用這本傳記中的話說，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時「充滿激情和獻身精神，……驅使他進行研究的，乃是對公共利益的巨大關切。」一種「強烈的知識精英主義傾向」，使他成了一個「偉大的道德主義者」，無時無刻不表現出在觀念世界里匡謬糾偏的熱情，即使年屆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減——他其後的思想歷程，使他成了一個最有資格說「吾道一以貫之」的人。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過一場公開的辯論，與巴黎的左翼知識分子一較短長——他也許希望能夠通過自然科學中的常規做法，即用紮實的證據和坦誠的交流來證明對手是錯誤的。在提出這種設想時他大概忘記了自己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做的嚴格區分：作為社會科學之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因其背後都存在著某種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觀的基礎。既如此，我們不難設想，在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要里取得科學意義上的共識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說，這一計劃的流產也在情理之中。

莫再為了忘卻而紀念

但是，儘管哈耶克的對手們不易說服，他在同他們的對壘中勿庸置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來，對哈耶克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給予了最恰當的總結和評價的，可能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是來自他的一個對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著名學者、《新左翼評論》主編佩里·安德森，面對八十年代以後自由化的滾滾洪流，在1999年為他的同志們概括出了導致「新自由主義」獲勝的三條教訓。

在他看來，這首先要歸功於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首的自由主義者敢於反對某一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們猛烈抨擊當時占支配地位的社會政策，儘管這樣做完全不得人心。「他們長期堅持一種處於邊緣地位的反對派態度，當時得到公認的『理智』和『科學』就算沒有認為他們是瘋子，也是把他們當作怪物。他們一直堅持到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能使他們的綱領得到具體實施的歷史可能性的時候。」

其次，這些自由主義者在自己的信仰上從不讓步，缺乏中庸之道是它們的顯著特點。「正是由於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徹底性和思想上的堅定性，才使它獲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影響。」但是它這種毫不妥協的最高綱領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個激進措施的巨大寶庫，可以被運用於各種情況，並可以隨情況的變化做出調整。

第三，這些自由主義者不承認任何已經確定的體制是不可改變的。在五、六十年代，資產階級根本不敢設想在西方發達國家大量辭退員工而不會引起社會騷動，更不敢設想能夠對市政工程、郵電通信、學校甚至監獄實行私有化。但是當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對比在長期的經濟衰退過程中發生變化時，這一切都被證實為可行的了。安德森由此得出結論說，無論多麼神聖或多麼為人所熟知的體制，都不是原則上不可觸動的：「制度的格局比人們認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顯而易見，安德森在總結出這三條教訓時，幾乎不提自由主義的理論細節，也沒有反省自己的理論有何問題，而是著力強調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導致其取勝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為訓的。但他確實十分真誠地認為，自由主義者的這些表現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學習的地方。本應堅信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安德森，重複著哈耶克本人在五十年前的話：自由主義者必須從社會主義者的成功中學會「他們敢做空想家的勇氣」(見「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一文)，他變成了和哈耶克一樣的唯心主義者。他欣賞後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種看似穩固的制度，在觀念的進攻面前是多麼「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說的不錯，既然哈耶克確曾因拉斯基和凱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戰友們為何不能讓這個故事再重複一遍呢？這從一個側面再一次提醒我們，哈耶克在七十年代以後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並非因為他提出了一種什麼新理論，倒不如說，這僅僅是一次老舊觀念的復辟，是新潮流來臨之際「為了忘卻的紀念」。由此說來，儘管哈耶克是當代政治哲學家中間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會因為這種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誤讀或遺忘的危險。今天已經有不少人認為，對於俄國經濟的「休克療法」造成的混亂，那些篤信哈耶克市場理論的政策操作者難辭其咎；在中國，許多受到哈耶克影響的人，或是因為鼓吹加快市場化過程，或是因為容忍新權威主義，也開始被人指責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義」甚至是「新權貴階層的同謀」。這些指責當然都不是沒有原因的。遺憾的是，哈耶克對這些事情會做出怎麼的評說，我們已經無從猜測。儘管哈耶克本人認為解決民生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一個有限的法治政府和公平開放的市場競爭，但是不難想見，只要民生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只要民眾一方不願接受大量「潛規則」下的「市場競爭」，而掌權者一方不願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義是以「侵吞公產的私有化政策」或「權貴資本主義」的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那麼對哈耶克的誤讀或遺忘就隨時有可能發生。

對於那些希望它發生的人，我們就不必多說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發生的人，則始終應當牢記，哈耶克不但是一個「頑固的市場主義者」，他還是一個休謨或柏克意義上的道德哲學家，他把專橫自負的權力，無論它來自什麼地方，視為人類自由的頭號敵人；他認為沒有個人責任擔當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道德追求；他相信「人們享有公民自由的資格，與他們對自己的稟性施以道德約束的願望成正比，與他們把熱愛正義置於個人貪婪之上成正比」(柏克語，《致命的自負》第二章開頭的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