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家庭（上）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vonAugustHayek)降生在維也納，當時的維也納紛爭不已。維也納人對幾乎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的看法。猶太復國主義政治運動的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Herzl)就是維也納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這座城市。

維也納在很長時間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後來又是奧地利帝國的首都。1867年，它成為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是日爾曼語世界的文化中心，它也是整個世界的音樂之都——貝多芬、莫扎特、海頓、舒伯特都曾在這個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親奧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間的名字)於1871年出生在維也納。奧古斯特是市衛生局雇傭的一位醫生，但他真正的興趣是植物學，在這一學科，他寫作了大量專著。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也是維也納大學一位非全日制植物學講師。

哈耶克的母親費利西塔斯(娘家姓氏)·馮·尤拉舍克(Felicitas(nee)vonJuraschek)出生於1875年，她的母親出生在一個富裕、保守、擁有地產的家庭。在弗里德里希出生前幾年，費利西塔斯的媽媽去世，費利西塔斯得到了相當大一筆遺產，這給她和奧古斯特提供了婚後若干年的大半收入。哈耶克是三個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歲半，埃里希比他小五歲。

哈耶克曾經談論過他的父親對自己的事業的影響，哈耶克說，「我想，如果沒有對知識工作的那種尊重，那麼，我就改變我自己的發展方向，去做別的事情了。我決心成為一名學者，當然受到了我父親想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卻未能實現這一野心的影響。我們從來沒有怎麼談論過此事，但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我父親生活中最大的雄心就是成為一名大學教授。我就是在這樣的想法中成長起來的：沒有什麼東西比成為一位大學教授更高貴的了，儘管我對研究哪一學科還沒有一點清晰的想法。」[1]

除了父親的學術追求之外，祖父和外祖父——他們很長壽，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夠記得他們的年齡——也都是學者。弗蘭茨·馮·尤拉舍克(FranzvonJuraschek)是奧地利傑出的經濟學家，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三大鼻祖之一奧伊根·馮·龐巴威克(EugenvonBöhm-Bawerk)的密友(另外兩位是卡爾·門格爾[KarlMenger]和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FriedrichvoWeiser]，馮·尤拉舍克也認識後者)。馮·尤拉舍克是一位統計學家，後來，被奧地利民族政府雇傭。由於繼承了第一任妻子(費利西塔斯的母親)的遺產，他也富裕起來。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馮·哈耶克(GustavEdlervonHayek)則在維也納的帝國中學教了三十年的自然科學。他撰寫了有關生物學的系統性論著，有的相當出名。維也納大學圖書館收藏有他的一本專著(德文)，《1869年在英國「箭豬號」軍艦上進行的深海調查》(ADeepSeaInvestigationonBoardtheBritishWarship"Porcupine"1869)；其他專著還有《維也納地理概要》(CompendiumoftheGeographyofVienna)和《製藥廠動力圖解》(AtlasofMedicalandPharmaceuticalPlantPowers)。

19、20世紀之交的日爾曼語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於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經歷了很多技術領域的大變化，哈耶克曾經描述過他年輕時的一幕場景，當時汽車還沒有出現，他看到消防員騎的一匹馬「站在馬廄中，時刻準備被套上馬車，拉任何東西；只要按兩三個按鈕，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2]

19、20世紀之交日爾曼語世界與20、21世紀之交的日爾曼語世界的差異不僅僅表現在技術方面。1899年的日爾曼語世界的成見極深，反猶主義甚囂塵上，維也納尤甚。哈耶克卻一點都沒有當時很多、甚至大多數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猶主義思想。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維也納，有人鍾愛有人咒罵。在有些人看來，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識的天堂，那兒生活著一些最偉大的天才人物。在有些人眼裡，它卻是一個淺薄的城市，膚淺的東西壓倒了實質性的東西。研究維也納的歷史學家艾倫·亞尼克(AllanJanik)和斯蒂芬·陶爾敏(StephenToulmin)引用維也納學者羅貝爾特·穆西爾(RobertMusil)的話，把奧地利社會稱為「卡卡尼亞」(Kakania)，這個外號給人「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國-皇家』或『帝國與皇家』兩個片語中的第一個字母K.K.或K.u.K.拼在一起，但對於熟悉德語中的幼兒語言的人說，它則表示『大糞』(Excrementia)給人的感受」。[3]

穆西爾本人曾寫道：「總而言之，有多少引人注目的東西都可謂這種看不見的大糞！名義上，它自稱為奧-匈帝國；但在平常談話中，人們都直呼它為『奧地利』——也就是說，大家對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棄的名字來稱呼這個國家。從憲法上看，它是個自由國家，但他的政府體制卻是教權主義的(clerical)。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當然啦，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設有一個議會，它總是非常熱衷於運用自己的自由權利，於是，就經常被關閉掉；不過也有一個緊急狀態法案，根據它的規定，可以不經過議會就治理國家，而每一次當所有人剛剛開始享受**統治之樂趣的時候，皇帝又下令現在必須恢復到議會制了。」[4]

維也納學者希爾德·茲皮爾(HildeSpiel)把189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間稱為維也納「不可思議」的年月，當時，「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湧現出來——尤其是在文學和哲學領域」[5]，1866年的奧-普戰爭中奧地利被普魯士打敗后的幾十年中，奧地利基本上再沒有戰亂和流血衝突。這些年月，維也納繁榮起來，中產階級迅速成長壯大。

1900年，維也納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維也納歷史上有兩個時代可稱為黃金時代，一個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音樂的黃金時代，另一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

弗里德里希——他母親和大多數朋友則叫了他一輩子「弗里茨」(Fritz)(對此他不大喜歡)——小小年紀就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知識和學術愛好。在一份未出版的自傳性筆記中，他敘述說，他在上學之前，就能流利地閱讀，並堅持讀書。

他的父親是市衛生局的衛生官，曾在不同的地區服務，因此，他家曾搬過四次家。在他未出版的自傳筆記中，他回憶起家庭內部他跟弟弟們的隔閡。儘管他跟他們年齡相差不多，但他相信，他們多少屬於另一代人，哈耶克更喜歡跟大人打交道。

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他寫了一份半自傳性質的文章《兩種類型的才智之士》(TwoTypesofMind)，他用自己的「私下談話」時的話評論說，「那些最常見的科學家是記憶型的。這種類型的心智能夠牢記他曾經讀過或聽到的東西，通常是那些表達某種觀念的個別的單詞。這種類型的心智是「他所在學科領域的大師」。與之相反，哈耶克則是「不那麼常見的類型中的一個極端的例子」，這類人是「陷入困惑的人」(puzzler)，他們「總是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能夠透過獲得某種新的洞見而解決。他們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運用別人輕而易舉地得出結論的那些現成的表述和論證。他們的精神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某個不用言詞思考的過程。他們直覺地『看到』某種關聯，但他們卻不知道如何用語言描述它們。」[6]

這種「外顯的」知識與「默會的」知識問題——或者說「知道什麼」(knowingthat)與「知道如何」(knowinghow)之間區別——正是他後半生致力探討的問題，對於他形成自發秩序概念也是至關重要的。「自己學科領域的大師」具有可表達的知識(verbalknowledge)，而「困惑者」則具有直覺的知識(intuitiveknowledge)。知識不是，或者說一開始並不是可以表達的。以為所有的知識在時間的任一點上都可以用語言清晰地表達出來，是一種謬誤。即使沒有找到用以表達的語言，知識也能夠存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失誤之一就在於它過多地依賴可以表達的知識。

哈耶克說，他在維也納大學的老師馮·維塞爾從「很多方面看都是個困惑型人物」，這令我們聯想到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對維塞爾的思想的描述，因而我們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說法對哈耶克對自己的看法有所啟發。熊彼特說，那些「走進維塞爾的思想世界的經濟學家立刻就會發現，自己置身於某種新的氛圍中。彷彿他進入了一間房子，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別處絕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房子，它的設計和傢具是那樣奇異，令人一時無法完全搞明白。沒有任何學者像維塞爾那樣不受任何學者的影響，我們基本上可以說，除了門格爾之外，他沒有受惠於任何學者——結果呢，同時代的很多經濟學家都不明白維塞爾的研究有什麼價值。在他的大廈中，每一樣東西都是他自己的智慧財產，即使是對別人在他之前已經探討過的問題也是如此。」[7]

哈耶克是在日爾曼文化氣氛中長大的，他曾描述過這種文化的特徵。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寫道(儘管對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作了區分)，「很少有人會否認，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勤勉而守紀律的，他們的認真徹底和幹勁都達到了無情的程度，對於他們所執行的任何任務都是盡心竭力、專心致志的；他們具有一種強烈的秩序感，嚴格服從權威；他們經常表現出時刻準備犧牲個人的氣概，身陷險境時，也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他們所欠缺的品質，乍看起來似乎無足輕重，實際上卻非常重要，有助於自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互相的交往：和藹與幽默感，謙遜，尊重別人的**，信任鄰人的善意。」[8]

哈耶克在談及自己的遠房外甥、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時候，作出了下面的評論，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長大成人的那個社會。哈耶克回憶說：「最讓我震驚的是，是他們對一切事物都『求真『(truthfulness)的激情(我後來才知道，這是緊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輕的維也納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徵)。這種『求真』激情在各個知識分子群體中幾乎成為一種時尚，我也曾經奔走於這些知識分子群體中間。它並不僅僅意味著著講真話，而意味著你必須以真理為『生』，而不能寬容本人或他人的任何虛偽。這種態度有時會使他們十分粗暴，當然，也令人不快。塌方對每種習俗都要予以深入剖析，對於每種傳統形態，都要揭露出它是騙人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