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米塞斯（下）
參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的，都是已經從維也納大學畢業的人。哈耶克回憶說，在從美國回國之前，「顯然，人們覺得我還有點不夠成熟」，沒有資格參加研討會。這個私人研討會完全不同於大學的那個討論組。自1924年從美國回國后，哈耶克就一直堅持參加研討會，直到1931年他離開維也納去倫敦。這些水平較高的人士討論的都是經濟學理論和社會科學的其他方面。這些討論是當時維也納最精彩的經濟學和社會理論研討活動。
順便說一句，米塞斯身體矮小而結實。後來在回顧這些聚會時，米塞斯說，「他的主要學術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討會。研討會始於1920年，從當年10月到次年6月間，有一群年輕人每兩周聚集一次。我在商業委員會的辦公室比較寬敞，足以容納二十多個人。我們通常是晚上7點鐘到場，在這些聚會上，我們不是那麼很正式地討論經濟學、社會哲學、社會學、邏輯及人類行為科學的認識論等領域的所有重大問題……這些群體的所有人都是自願參加的，完全出於對知識的渴望。他們剛來的時候還是我的學生，幾年後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貝爾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憶說，米塞斯「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其他人則圍著他。會議一般先傳閱米塞斯自己的論文或其他成員寫的有關經濟政策問題的論文。社會學，尤其是馬克斯·韋伯及與之相關的問題，是大家喜歡討論的主題。討論非常熱烈，一般都要持續到晚上10點，這時，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義大利餐館。在那裡，繼續討論不那麼重要的理論問題，然後就談起更家輕鬆的話題。大概到了11點半左右，意猶未盡的成員們回到維也納大學對面的金茲特勒咖啡館(CaféKünstler)，當時，維也納的經濟學家特別喜歡到那個地方聚會。米塞斯屬於能熬夜的人，他總是會去金茲特勒咖啡館，總是最後一個回家，總得到了凌晨1點以後。而第二天早上9點鐘，他仍然精神飽滿地到辦公室上班。」[29]
據弗里茨·馬赫盧普的記載，「討論主題都是由成員們自己選擇，儘管每年要討論的問題的範圍會事先確定。比如，這一年是討論方法論問題，另一年討論經濟和貨幣政策問題。每次討論活動中，米塞斯都會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興高采烈」。馬赫盧普回憶說，去完咖啡館，討論也不一定結束，「到了凌晨1點，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繼續探討整整一個晚上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30]
恩格爾-雅諾西強調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討會中，除了出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貝爾勒、馬赫盧普、莫爾根斯泰因等後來著名的經濟學家外，還出了一批傑出的哲學家，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爾-雅諾西形容研討會的主題是「對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說，在他看來，這個研討會是「精確思考的養成所。」恩格爾-雅諾西還回憶說，「米塞斯對他的研討會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個權威主義者，他沒有規定什麼政治路線，「他自己的矛盾之處沒有什麼不能駁斥的」。恩格爾-雅諾西又說，米塞斯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毫不妥協的」[31]，米塞斯堅持的是在維也納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經濟學觀點。
哈耶克解釋說，這些研討活動並「不是某人傳道授業，而是由一位年長的朋友主持的討論會，而對他的觀點，並不是人人贊成。大家經常討論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偶而也會討論經濟學理論問題(而主觀價值論則是不需要討論的)。但是經常討論的是經濟政策問題，一般都是從不同的社會哲學對這些政策的影響的角度來進行討論。」[32]哈耶克說，這個私人研討會的主題包括經濟學，但討論經常會轉向一般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是哈耶克曾經參與過的三大研討活動之一，另兩個研討會分別是他在倫敦經濟學院與萊昂內爾·羅賓斯聯合主持的研討課，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主持的研討課。談及米塞斯，哈耶克說，米塞斯儘管「聲望很高，但他是個非常寬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識上的興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參加他的研討會。」[33]
成立奧地利商業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國時想到的。研究兩次世界大戰間奧地利經濟學思想史的學者保羅·西爾費爾曼曾說，哈耶克在美國的那段時間「確實大大拓展了他對經濟學的經驗研究的了解和技術。哈耶克回到維也納后，向米塞斯彙報了自己的經歷，請求他考慮在奧地利創辦一家現代的經濟研究機構。米塞斯對此有點懷疑，因為這類研究具有排斥理論的天真的經驗主義色彩，也可能鼓勵在經濟學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學的技術，而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過，西爾費爾曼接著寫道，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在美國巡迴演講了好幾個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國發展起來的新研究技術。最後他得出結論，建立一家研究所，至少運用其中某些技術，對於奧地利經濟生活會發揮良好作用，於是，回國之後，他就開始為建立這一研究所積極奔走。」[34]這家新研究所於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長。研究所收集數據，在其月刊上發表統計數據，也定時出版系列叢書。
哈耶克最初只有兩位秘書幫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幾年後，莫爾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為第二位專業研究人員。哈耶克回憶說，米塞斯「沒有干涉」過哈耶克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說，他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不過，米塞斯幫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籌集資金，安排資金的使用。至於具體工作，他根本無暇過問。」[35]哈耶克剛從美國回來時，米塞斯試圖為他在商業委員會新設一個研究崗位。在事實證明這個想法不可行后，他們就開始構思成立研究所的計劃。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倫·貝爾塔·瑪麗亞·馮·弗里奇(HelenBertaMariavonFritsch)(大家都叫她「赫拉」)。她當時是供職於內政部的秘書。哈耶克覺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與第一位妻子育有兩個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瑪麗亞·費利西塔斯(ChristineMariaFelicitas)，生於1934年的勞倫斯·約瑟夫·海因里希(LaurenceJosephHeinrich)。一直到30年代中葉，哈耶克都覺得，他這一輩子就要老死在奧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時候，哈耶克剛結婚，研究所的創建，給他帶來了格外的好處。路德維希的後妻瑪吉·馮·米塞斯(MargitvonMises)的回憶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研究所和哈耶克與米塞斯的關係。她說，「路[米塞斯的昵稱]之所以創辦奧地利商業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為他覺得這對奧地利國家有益，也因為，據路的秘書說，『他得幫哈耶克，讓他的生活有個不錯的起點。』」[37]瑪吉·馮·米塞斯也回憶說，「哈耶克教授告訴過我，他參加路的研討會時，路會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飯或晚餐。長餐桌永遠是那麼乾淨整潔，路坐在一邊，他坐在對面，哈耶克說，馮·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親]『從來都一言不發，她從不參加我們的談話，但我們總能感覺到她就在那兒。』」[38]
哈耶克於1924年從美國回到維也納后，著手將自己在美國進行的研究擴充為一本論述貨幣理論的專著，希望以此獲得維也納大學任教的資格。他對理論問題最感興趣，但人們「主要欣賞的」卻是他「對具體事實的了解，對統計技術的嫻熟，這是他美國學到手的，而對當時的歐洲大陸各國來說，這些都相當新鮮。」[39]20年代後期，有人邀請他填補馬克斯·韋伯主編的《社會科學的基礎》叢書中的一個空白——貨幣理論。哈耶克開始「相信，一本講述貨幣理論與政策的教科書，要想讓人滿意，就需要一篇很長的導論，描述這些學科的歷史發展過程。」他在維也納的最後兩三年，在研究所業務和後來講課之餘的空餘時間，都用來「集中研究有關貨幣的文獻。當他接到倫敦大學的講座邀請時，剛剛寫出前四章，從17世紀到18世紀。」[40]
哈耶克父親於1928年因腎病去世，年僅57歲，他是因為進行植物學探險時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腎病的。哈耶克回憶說，父親在人世的最後幾年，他的父母有一間「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維也納上流學術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訃告是這樣說奧古斯特的，「如果我們看到哈耶克獻身科學的一生的成就，我們只能欽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藝，他一本接一本地發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說他的研究有點膚淺的話，這並不是由於他不仔細或不準確，而或許是他總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結果。」[42]
從1929年到到他維也納的最後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是維也納大學經濟學專業的「私人講師」。他想過一種學院生活，而從不領薪的講師做起，或許可以獲得一份全職教授職位。而從學生那兒得到的講課費，也就剛夠坐車的花銷。他跟哈貝爾勒、莫爾根斯泰因一起開了一個很受歡迎的生產理論研討課。
在維也納的最後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個問題是房租控制，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消極後果，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論文。他也積极參与奧地利全國經濟學會的活動，旨在為來自維也納大學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經濟學家們提供一個論壇。維也納大學有一些年紀較大的經濟學家對米塞斯抱有敵意，部分是因為他們具有反猶主義傾向。哈耶克是全國經濟學會的秘書，米塞斯是副會長。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摯友萊昂內爾·羅賓斯曾談到過奧地利全國經濟學會後來的發展過程。合併(Anschluss，即奧地利與德國合併)后，繼承了維塞爾在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的漢斯·邁埃爾(HansMayer)「最能保持尊嚴的做法就是關閉學會，但他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猶太會員從著名的全國經濟學會予以開除，這是他莫大的恥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奧地利文明的黃昏時代。他青年時期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同尋常的時代。當米塞斯以92歲高齡在1973年去世時，哈耶克在寫給米塞斯的訃告中評論說，米塞斯的「悲觀主義常常會使他得出一些預言，但希望這些預言不要應驗，但最後卻總是應驗了。」[44]馬赫盧普回憶說，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預言，自由正在奧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說，我們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離鄉。」[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幾十年中，維也納是否達到了其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顛峰狀態，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專門研究奧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遜指出，維也納的例子「告訴我們，時間會抹去記憶而不是保持記憶。」[46]哈耶克晚年談到他年輕時所了解的維也納思想的活力時說，「這一切現在都不復存在了。」[47]他回憶說，1932年9月，他回過一趟維也納，當時「一大群各專業領域的同仁們聚會，米塞斯突然問大家，這會不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覺得有點奇怪，而米塞斯卻解釋說，再過12個月，希特勒就會掌權。當時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