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影響（中）

哈耶克是因為財政方面的考慮才離開芝加哥大學的。他非常「擔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后，這個職位所能提供的生活待遇問題：它要求我早早退休(65歲)，退休金也很低」[21]，按這個規定，他到1964年就該退休了。D.蓋爾·約翰遜曾任職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和大學，他回憶說，哈耶克曾跟他談起過退休的事。由於辦理離婚，由於他的生活花費比較高，每年都去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去度假，所以哈耶克沒有積累多少財產。他沒有從《通往奴役之路》的各種縮寫本中得得過一分錢的版稅，他也沒有寫過一本教科書，而這通常這是最賺錢的學術門路。從40年代後期一直到1974年獲得諾貝爾獎，這期間哈耶克從書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稅沒有一年超過5000美元，一位記者在1975年寫道，「如果有哪年達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22]。《通往奴役之路》剛出版兩三年賣出了10萬本，哈耶克得到3萬美元，到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從這本書得到的版稅已經很少了。

朝聖山學社會員拉爾夫·霍洛維茨回憶說，哈耶克曾跟他講過，在一起金融詐騙中，他損失了自己的儲蓄(儘管有可能是在離開芝加哥之後)[23]。哈耶克不是靠寫作生活，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教授的工資。他的最後一任、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夏洛蒂·庫比特說，哈耶克有一次告訴她，他每次換工作崗位都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哈耶克談到離開美國時也曾說過，他「非常喜歡美國的思想氣氛」，「在美國，他有一種回到家裡的感覺」，而在英國沒有這麼強烈。[24]

在美國期間，哈耶克不只在芝加哥大學任教。除了1950年曾在阿肯色大學呆過一個學期外，1952-53學年，他曾在哈佛大學講過政治經濟學，1961年在弗吉尼亞大學也講過課。後來，在1968-69年，他又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國的時候，他從來沒有中斷過與大眾媒體的聯繫，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國學術界內的曝光率，從而有機會在美國、進而在國際上的媒體上發揮更大的影響。

談到自己在芝加哥的歲月，哈耶克曾說，「在社會思想委員會，我跟經濟系建立了非常緊密的關係，我非常快樂，度過了12年愉快的時光。維納離開了，去了普林斯頓，但奈特還在那兒，我也很快就跟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相投的朋友。在芝加哥的這12年，我覺得非常快樂。」[25]

弗里德曼說，與經濟系，「透過他帶的學生，透過創辦了《新個人主義評論》的學者群體，哈耶克對芝加哥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在那裡，哈耶克的影響非常強烈，非常大。」[26]《新個人主義評論》(NewIndividualistReview)在1961到1968年間出版發行。弗里德曼又寫道，《新個人主義評論》創辦的時候，「它宣布信仰『自由的私人企業，提出最嚴格地限制政府權力』，提出要『致力於人類的自由』，這些話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編輯開場白中，當時，即使是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各國，這種信仰也處於低潮。不過在當時，也有很多跡象顯示，正在形成了某種反擊集體主義思想的思想運動，人們對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的興趣又復甦了。尤其是兩個組織有利於學者們之間的交流，推動了這一復甦：朝聖山學社和個人主義者校際協會……個人主義者校際協會(TheIntercollgiateSocietyofIndividualists,ISI)是在年齡最低的人群中活動。它積極推動在高校校園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分會。每個分會的成員人數也都很少，但它們的成員都具有獨立性、正直、無私、視野寬廣。」[27]哈耶克在美國還參加過其他組織的活動，包括經濟學教育基金會(theFoundationforEconomicEducation,FEE)、費城學會(PhiladelphiaSociety)、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後來則參加過傳統基金會(theHeritageFondation)和加圖研究院(CatoInstitute)的活動。[28]

拉美人士對哈耶克的興趣可能受英語國家和德語國家對他的興趣的影響。早在50年代，拉美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就對哈耶克的思想產生了興趣。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曾於1959年至少1962年任阿根廷經濟部長，後來擔任阿駐美大使，並創建了社會市場經濟研究所，他在1968年寫道，「我們已經進入了鬥爭白熱化的階段，我們的政府目前的經濟舞台就是以你提出的思想為基礎的。」[29]最近幾十年間，大量拉美思想庫和大學學者都受到了哈耶克的影響。上任朝聖山學社會長、瓜地馬拉的曼努埃爾·阿亞烏曾稱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義的思想火炬。」[30]

哈耶克的兒子拉里本人也是朝聖山學社會員，他說，學社「完全」就是他的父親的「孩子」[31]。50年代，學社實際上還處於羽翼未豐階段，未來是什麼樣子，還沒有人知道。撰寫學社歷史、並擔任過學社主席的馬克斯·哈特威爾寫道，早在1948年，「關於學社的性質和規模，及復興和充實自由主義的恰當策略問題，會員內部就存在分歧。」[32]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願意僅僅將其局限為一個嚴格的知識分子社團，不搞宣傳，甚至不編學報，也不出版會議記錄。曾籌集資金並擔任學社秘書的阿爾貝爾特·胡諾爾德想出版一份刊物，但卻總是被哈耶克拒絕。1958年和1959年的會議分別在普林斯頓和牛津舉行。「在這些會議上」，哈特威爾寫道，「學社開始鬧分裂。」[33]

支持哈耶克、反對胡諾爾德的一派普遍地認為，胡諾爾德試圖阻止會員間的合作，而這種合作對於朝聖山學社這樣不事張揚的社團變得更為有效、和睦、有益，是非常關鍵的。在1958年和1959年的會議上，胡諾爾德很罕見地親自出馬，安排講話和會議議程，主要是想完全控制局面。哈耶克發脾氣了。兩人的私人關係變得緊張起來。有人聲稱胡諾爾德將自己接受的一些資金據為己有。弗里德曼堅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1959年寫的一封論及學社面臨的問題的信中說，「胡諾爾德讓人難以置信的違反規定的行為，已經構成了迫在眉睫的挑釁，包括從事反對理事會的活動，未經學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動，事實上是故意與主席的指示對著干，侮辱和誹謗學社會員和資助召開這些會議的人士。」[34]從學社創建時起，哈耶克和胡諾爾德就組成了一個管理團隊，一位擔任主席，一位擔任秘書。

在1960年的會議上，雙方攤牌了。哈特威爾說，這場「衝突說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發生了糾紛，那雙方的敵意肯定會越來越大，因為每一方都覺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對立的雙方都很有文化，那麼，他們就會用高超的技巧大打嘴仗，在你來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細地爭辯一些細枝末節。他們的信件既是博學的文章，也是律師的案情摘要。最後，如果糾紛涉及到到一些現實的問題，不管是權力還是策略，那麼，衝突就更加火上澆油，大家就會不講道理，失去理智。最後，雙方的態度都越來越強硬，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必須以一方獲勝、一方士兵而告終。」[35]哈特威爾是這樣評論雙方在籌備1960年會議期間的往來信件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雙方的信件越來越長，來往的頻率也越來越快。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雙方都越來越激動。雙方互不相讓，彷彿是在爭論什麼軍國大計，彷彿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危在旦夕。」[36]

1960年9月的會議讓哈耶克極為不滿。在會前一個月，他向全體會員發了一封信，宣布他辭去主席職務，並說「我不想再跟胡諾爾德博士擔任秘書的學社再有任何關係。」[37]在會上，哈耶克和胡諾爾德兩人的盟友都試圖拉選票，喬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關鍵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國會員的支持。直到會議開幕後第三天，哈耶克才來參會。學社就管理問題達成了一個妥協，威廉·勒普克(他是胡諾爾德的盟友)擔任主席，胡諾爾德則失去實權，不再擔任秘書，而成為副主席，胡諾爾德說，在閉幕會上，有人提議為他和哈耶克對學社的貢獻表示感謝，他得到的自發的歡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沒有出席1961年的會議。這次會議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人們分成三撥開會，這意味著胡諾爾德和勒普克的失敗，勒普克本來希望胡諾爾德能在他之後擔任主席。來自美國的會員最後得出結論，要麼胡諾爾德走人，要麼他們退出學社。1961年12月，胡諾爾德和勒普克辭職，1962年，支持他們的會員也宣布退出學社。1961年下半年，在胡諾爾德和勒普克辭職之前，哈耶克本來已經擬了一封致全體朝聖山學社會員的長達1萬字的退出學社的聲明，但後來並沒有發出，他本來要宣布自己退出學社，因為它已經被他曾經信任的那兩個人摧毀了。1964年，塵埃落定，哈耶克被選舉為朝聖山學社名譽主席，終其餘生，他都是學社的精神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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