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影響（下）

哈耶克寫完《自由憲章》時，還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麼。詹姆斯·布坎南回憶說，哈耶克「於1961年1月來到夏洛特維爾，做一個學期的客座教授。他剛剛出版《自由憲章》。他曾表示有意借這次在弗吉尼亞大學講課的機會，回歸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以前關於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的問題。……他宣布在一個題為《經濟學理論新論》的大題目下，發表系列演講，他講了四講，(1)《經濟學理論的對象》；(2)《經濟計算》；(3)《經濟學與技術》；(4)《市場的信息傳遞功能》……這些演講失敗了，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標準是失敗了。他對自己早期關於知識與人們的經濟互動間的關係的分析進行了深入評析，聽過這些課的人當然從中受益匪淺，但哈耶克卻沒有能夠超越他20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顧早期思想過程時，他沒有形成新的見解。」[39]

在一生的學術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領域雖然不斷變化，但其基本觀點卻並沒有怎麼變化。事實上，自他年輕時與社會主義決裂之後，他就幾乎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儘管不斷地有所發展。在晚年寫的論述凱恩斯的文章中，他說，「偉大科學家的思想都是沿著一個方向持續地發展」——這大概也是哈耶克對自己思想發展歷程的一種夫子自道。

大約在1961年訪問夏洛特維爾前後，哈耶克發生了一次非常嚴重的心力衰竭，後來診斷，這部分是由於當時沒有發現的心臟病發作所導致的。隨後的年月，他的心力衰竭症間歇性發作，大約從1969年起，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嚴重的心臟病打擊(當時又沒有發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4年，緊在他得知自己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

到1962年秋，哈耶克獲得了西德弗賴堡大學的教職。5月24日，個人主義者校際協會在四合院俱樂部為他和海倫娜舉行了一個出乎他們意料的答謝晚宴。學生騙他說，請他來跟他們一起吃一頓晚飯。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馬赫盧普也從普林斯頓趕來充任主持人。

弗里德曼向哈耶克致辭，他說，哈耶克「成功地橫跨在兩個不同的領域」——科學知識的領域和公共輿論的領域。「而歷史上曾經試圖影響輿論的人，卻很少有人也能提出足以影響科學進程的、透徹、淵博而又深刻的學術思想。很少有誰能像哈耶克那樣，對整個西方世界而不僅僅是美國的觀念，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41]

喬治·斯蒂格勒也讚頌哈耶克。他說，哈耶克是「20世紀對其所處時代的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三四位學院經濟學家之一，」不過他也抱怨哈耶克從來沒有對經濟思想史給予更多關注。斯蒂格勒在講話最後說，「哈耶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來的每一天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覺得屬於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領域，即關於學者的思想的發展變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什麼樣的進展。」[42]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當時在紐約大學任教，他發來了一個書面聲明，在宴會上由人宣讀：「我們不會完全失去哈耶克，」米塞斯寫道，「他此後將到德國大學任教，但我們可以肯定，他還會時不時回到這個國家講課或參加會議。我們也可以肯定，在這些訪問行程中，他會有很多話對我們說。帶著這種期望，我們可以把他要去的這個城市的名字看作一個好兆頭：弗賴堡(Freiburg)。『弗賴』(Frei)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free)。」[43]

在答謝詞中哈耶克說，這12年——實際上從他幾乎年年訪問芝加哥大學算起是17年——對他來說非常重要。他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順應自己的志趣，這種機會是難能可貴的。他得以將研究範圍從專業經濟學領域擴展到包括經濟學在內的更大範圍的社會研究領域。對未來的經濟學思想和實踐的發展趨勢，他既心懷憂懼，也充滿希望。然後他說到《自由憲章》題辭中的「未知的文明正在美國成長發育」，他說，「未來一百年的道德觀將由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來決定。」[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