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與治：反擊艾滋病的雙刃劍

當治癒艾滋病的探索還是一頭霧水時，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人們想到了東方中國一句古老的哲言：防患於未然。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全球艾滋病流行匯總報告」中指出：「艾滋病仍然處於低流行水平的國家應當防止流行的潛在傳播，而不應當滿足於目前的低感染率。在艾滋病的流行尚沒有對更廣泛的人群造成威脅、感染率較低的地方，預防艾滋病的關鍵是使那些易感染人群採取安全的性行為和注射吸毒行為，阻斷艾滋病在這些人群之間的傳播，並爭取時間讓更廣泛的人群具備保護自己、避免感染的能力。」這份

「匯總報告」還指出，艾滋病流行以來２０年已經過去，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對艾滋病仍然知之甚少。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資料，數十個國家中５０％以上的年輕人（１５—２４歲）從未聽說過艾滋病或對艾滋病病毒的傳播方式存在嚴重的誤解。

中國的情況亦不容樂觀，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潘綏銘教授的一項遍及全國６０多個城鄉的調查顯示，中國人對艾滋病的無知達到了可憐的程度！

在潘教授的調查中，只有３．８％的人知道ＨＩＶ的３種傳播途徑，８０％的人不知道ＨＩＶ是不會通過空氣與呼吸系統傳播的，他們認為打噴嚏、用ＡＩＤＳ患者的碗筷都會被傳染。

泰國是艾滋病高發國家之一，但近幾年泰國在艾滋病預防方面卻走到了世界前列。

泰國如果沒有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期積極開展艾滋病的干預項目，那麼今天總人口的１０％～１５％都會被感染上ＨＩＶ！

在過去的１０年中，至少有５００萬泰國人在艾滋病的陰影中幸免於難，這主要歸功於泰國社會各界對預防艾滋病系統工程的積極響應。

泰國參議員、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特使莫猜先生在《我們怎樣反擊艾滋病》的文章中寫道：「……艾滋病是一場戰爭。當戰爭發生的時候，全國人民都會共同對敵，艾滋病是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在艾滋病之戰中，我們不僅會失去人，而且會失去戰爭中會失去的一切。」莫猜說，有人認為艾滋病只是健康問題，是健康方面的災難，但我認為它不是健康問題，而是行為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得艾滋病？是因為我們的行為，吸毒、性愛的行為。所以我們必須清楚，艾滋病是行為問題、社會問題、發展問題。

要改變人民的行為，必須有各種力量的參與，比如宗教人士、老師，甚至加油站。

我們建議每一個加油站都準備一些安全套，然後向你們的消費者進行宣傳。

泰國及時地開展了全國性的教育活動，在全社會推廣使用避孕套，每年免費發放７０００萬隻，不用不行，有時是強制性使用。

在泰國，正是使用避孕套運動和其他的教育項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艾滋病在這個國家的流行勢頭得到了遏制。

淋病和梅毒的發病率在１５歲至４９歲的年齡組分別從１９９０年的０．２４％和０．１１％降至１９９３年的０．０３％和０．０２％。

男性全部性病的總發病率在１９９３年比１９８７年下降了８０％以上。

在年輕士兵中，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也從１９９２年的７．５％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３．４％。

可以說，泰國為迅速行動抵制艾滋病的襲擊提供了一個好的榜樣。莫猜認為要解決艾滋病問題，必須有每一個人的參與，比如法官、農業官員和警察。

在泰國我們有一個除夕夜計劃，就是請警察在除夕夜一見到小偷就發個安全套給他們而不是抓他們，因為在新年夜，比較起來，可能引起艾滋病的行為比偷東西更危險。

莫猜還說，在艾滋病問題上，只要你肯打開思路，就能想到好的辦法，而且教育宜早不宜遲。

泰國從小孩子四五歲就開始把正確的艾滋病信息傳授給他們了，而不是八九歲。

艾滋病和腐敗問題沒有區別，莫猜認為社會在腐敗問題上的教育對於很多人來說可能都太遲了，在艾滋病方面不該再遲了。

在預防艾滋病侵襲的戰爭中，泰國政府和人民無疑是勝利者。失敗的例子很多，最為典型的就是波札那。

波札那是世界上ＨＩＶ感染率最高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感染了ＨＩＶ，５歲以下的死亡兒童中有６４％死於艾滋病。

面對國家與民族目前所處的危境，波札那總統莫加不得不仰天長嘆：我們的國家正受到整個民族滅絕的威脅！

什麼原因？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一份報告指出，ＨＩＶ之所以會在波札那等國家蔓延，是因為他們被ＡＩＤＳ侵襲得最早。

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人們對ＨＩＶ的來源、漫長的無癥狀期以及傳播方式都沒有充分認識。

直到傳入境內很多年以後，這些國家政府才開始實行行為干預。到了這個時候，艾滋病已經在整個人口中廣泛傳播，ＡＩＤＳ患者的人數上升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波札那的前車之鑒是深刻的，也是血淋淋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曾對全球１０３個國家政府行為干預政策介入時間進行調查，結果是，在首個ＡＩＤＳ患者發現於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間的國家，政府大約在第５年開始實行全國性的預防。

而首個ＡＩＤＳ病例發現於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６年間的國家，３７％的政府從１８個月後開始實行預防。

中國在政府行為干預介入方面是位姍姍來遲者。中國首例ＡＩＤＳ患者發現在１９８５年，直到１３年後的１９９８年７月，國家衛生部才成立了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根據當時的報道說，衛生部艾滋病中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艾滋病預防與控制全方位的推進開始。

在此之前，有關部門也進行過干預，但其力度幾乎為零。有資料顯示，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中國政府用於艾滋病防治的預算是２７５萬美元。

根據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研究員吳尊友計算，單在全國４００萬妓女和６００萬吸毒人群中開展最簡單的宣傳和行為干預，一年最低的預算是６０億人民幣。

干預的滯后，經費的缺乏，已經使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捉襟見肘。但其影響最大的還是觀念等問題存在著較大的分歧。

被人們譽為

「艾滋病博士」的吳尊友先生認為，所謂干預，就是深入那些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中，改變這些人能夠導致艾滋病的傳染傳播的行為，從源頭上阻斷艾滋病。

他還說，國際上公認的、東南亞國家有慘痛教訓的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行為，一個是性亂，一個是吸毒。

吳先生所在的部門被稱為

「行為干預室」，即在感染ＨＩＶ危險性最高的人群中進行宣傳，改變他們容易導致感染ＨＩＶ的行為。

然而，在吸毒人群中宣傳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在賣淫者中免費發放安全套，做安全套廣告，這些已被西方國家的實踐證明最為行之有效的預防方法，不但有違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念，而且與中國現行法律相悖。

《南方周末》記者甄茜曾經與相熟識的警察交流過關於注射器宣傳與安全套發放的問題，那些警察朋友認為，公安部門正在努力打擊賣淫嫖娼與販毒吸毒行為，這才是最好的控制艾滋病傳播的途徑，向吸毒者宣傳使用一次性注射器與向賣淫者免費發放安全套，無疑是在鼓勵吸毒與嫖娼賣淫。

認識問題的差距竟有天壤之別，不得不讓人深感驚訝！到底向吸毒人員宣傳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是屬於鼓勵吸毒還是屬於預防艾滋病？

到底向賣淫者發放安全套是屬於鼓勵她們賣淫還是屬於鼓勵安全性行為？

安全套廣告能不能做？記者甄茜曾就這些問題分别致電公安部、國家工商局，得到的答案是，這些問題太敏感了，他們只是執法部門。

在國外，似乎這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但在中國，這卻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反擊艾滋病的雙刃劍已經失去了一刃，另外一刃我們還能讓它缺損和魯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