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恆 誰給中國人民「打飛機」（下）

如小說中拆遷公司在張大民的妹妹剛死，「骨灰還燙手呢」的時候，就將合同中承諾給張家的三居室變成兩居室，張大民先是舉著菜刀威脅，但很快就被拆遷人員像拍死一隻蒼蠅那樣摁倒在地，他「殺豬一樣」嚎叫著哀告「求求你們啦，大叔大爺祖宗哎，可憐可憐我們吧……」也不管用，反而被當成「害群之馬和胡攪蠻纏的人」，身心遭受極大的羞辱，「被行政拘留，給關到黑糊糊的鐵籠子里去了」。而在電視劇中，張大民將拆遷人員追打得屁滾尿流，事後人家拆遷公司大人不計小人過，仍然給他家分了套三居室，令其如願以償，心滿意足。又比如在小說結尾，張大民一家爬到香山頂上討論人活著的「意思」（張大民的老婆和兒子坐纜車上山，張大民背著他的母親從林間石道上山）；而在電視劇中，為了體味真正的幸福，明白「只要沒人槍斃你，你就活著」的真諦，張大民和老婆、兒子三人不過是爬到屋頂上放飛了一隻鴿子，比爬香山省力、省錢十倍都不止……普通小工人、卑微小市民張大民的狼狽、窩囊得一塌糊塗的苦難生活，卻被作家劉恆同志美化成「幸福生活」；在小說中已經被美化得有些可笑的「幸福生活」，在電視劇中幾乎就要被劉恆同志大膽提升到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的初級階段」的美好境界。這到底是為什麼？劉恆同志等同志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還是在別有用心地弄拙成「巧」？是為了弘揚主旋律而炮製遵命文字，還是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當然，對「幸福」的理解不同，對「幸福生活」的界定也會不同。有娛記在報上為劉恆的「幸福生活」觀辯護說：「幸福其實是一種心態，高樓中的白領可能還不如馬路上撿紙的老太太幸福。」劉恆自己則說得更形象：「逛商業街最大的不幸福是什麼？不是沒錢，也不是丟錢，是憋了尿找不著廁所。一旦找著了，進去了，嘩，你眼裡和心裡還有別的幸福么？……幸福就在身邊，甚至就在身上，還瞎找什麼呢？該哭了哭，該笑了笑，自己跟自己扯平完了，（就幸福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自序》，華藝出版社1999年）一番話大俗而至大雅，令人回味無窮。原來張大民娶了漂亮賢慧的媳婦，調到噴漆車間每月多掙34塊錢，私建成一間床上「長」棵歪脖子樹的小屋，兒子比「天才」還聰明，等等，無疑都是讓人賞心悅目的美事，該笑了笑，幸福得簡直要山呼「萬歲」；而他打小失去父親，守寡多年的母親患上老年痴呆症，妹妹因白血病去世，弟弟戴綠帽子，為建那間小屋被人打得頭破血流，副段長沒當上卻突然被通知下崗，等等等等，儘管確實都是些讓人撮火撓頭的煩心事，但該哭了哭，哭了之後猛然意識到自己還活著，還沒有被人槍斃，於是渾身蕩漾著潮水一般的幸福，「幸福遠乎哉我欲幸福斯幸福至矣」！如果說幸福是一種心態、一種感覺，那麼吸毒也是一種幸福，因為吸毒時產生的幻覺是一種美妙無比的感覺，比如古三，儘管在別人看來他已經墮落得豬狗不如，但他本人在心態上、在感覺上一定是幸福無比的。如果說幸福就在身邊，甚至就在身上，就體現在有尿就撒、有屁就放上，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與撒尿、放屁同屬排泄行為的**，也是一種基於身體刺激而產生的真實無虛的幸福。電視劇中，張大民帶妹夫李木勺去醫院治不育症，李木勺在廁所里**半天，終於成功地弄出了一些精液；而在小說中，李木勺一開始怎麼弄都不行，「滿頭大汗，眼神都絕望了」，張大民只好到街上買了本電影雜誌，封面上有個「看著還順眼」的女明星，回到廁所「把她從隔斷下邊送進去」，在女明星的幫助下，李的**方告成功。據說在一些地方的色情場所，有一種叫做「打飛機」的性服務，就是女人替男人**（參見潘綏銘《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85頁）。小說中李木勺的這番頗為不易的「幸福生活」，在原理上與色情場所的「打飛機」如出一轍……說電視劇中的人物比小說中輕鬆幸福，這也是一個生動的例子。用不著張大民買本女明星雜誌給李木勺「打飛機」，李最終也實現了排泄的幸福，這種看似不經意的情節安排，大約足以證明劉恆比寫小說時又進了一步，要以給廣大中國電視觀眾「打飛機」為己任了。長期以來，以勤勞、質樸、忍辱負重著稱於世的中國人民，對人對己、對環境對社會的期望值很低，靠著某些**式的生活技巧和生存智慧，過著吸毒快感一般的幸福生活；現在，有了電視劇《雍正王朝》、《還珠格格》、《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之類雅俗共賞的大眾文化產品給我們「打飛機」，中國人民更是鼓足幹勁，堅定信心，一定能夠開創出一種麻木不仁然而快樂無比的幸福生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