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 怎樣閱讀和理解歷史(9)

偉人是不能這樣來加以解釋的，在我們的思想里也不要這樣來為他們樹碑立傳。迂腐的學究深信自己本人掌握有一切智慧，對自己的工作滿有把握而安然自得；他自命他所自命要去研究的那些人是會同意他的，他在讚揚那些人，並且他特別表揚他們所可能讓他們自己說出的任何偶然的格言式的空話。他深信不疑：真正偉大的人物總是"嚴肅的"，他們能以神秘的方式看出善是怎樣由惡而來的，以及一般說來，他們能幫助我們堅忍地負荷起別人的不幸。在全世界上幾乎每一所大學里，意氣慷慨的青年人都在忍受著這種枯燥無味的廢話，於是他們就很容易鄙棄所有這些傳統中的偉大名字了。例如，以莎士比亞為例，他那被人虛擬"肅穆"竟成為了無窮無盡的學院式的連篇空話的主題。這裡就是他那"肅穆"的幾個例子：當我們誕生時我們就要哭叫：我們居然來到了這個滿是笨拙的大舞台。還有：我們之於神，就像蒼蠅之於我們，神弄死了我們，在尋他自己的開心。還有：你教給我語言，我得到好處，就是我學會了去咒詛別人。儘管《麥克白斯》里的那段名言是眾所熟知的，我還是不能略掉它明天、明天、再明天，日復一日地慢步向上爬，爬到了時間記錄最後的音節，我們所有的昨天都在向笨伯，照亮了通行黃泉的道路。熄滅吧，短促的燭光。生命只不過是緩步的陰影、可憐的演員，他在舞台上炫耀並消磨著他的時間，然後就再也無聲無息。它只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了喧嘩和咆哮，可是意義卻等於零。不，偉大的人物並不是"肅穆"的。確實是他們具有一種終極的勇氣，一種能在自然界只安排了恐懼的地方創造出美來的本領，那在猥瑣的精神看來彷彿就是肅穆。但是他們的勇氣都必須能超過凡人的勇氣，因為他們更深一層地看透了自然界的無情和人類的殘酷。用好聽的謊話來遮掩這些事，那是懦夫乾的事；偉大人物乾的事則是以堅定不移的明徹性來觀看它們，然而卻又高尚地在思想它們和感受它們。在我們大家都可以成為偉大的那種限度上，這也是我們每個人應該乾的事。但是讀者們可能感到，這一切都是文化史的題外話。我不能同意。在文化史裡面，資料太浩瀚了，所以選擇就是必要的。而選擇，至少部分地，就必須受著一種價值感的指導：我們必須有某種試金石，可以用來鑒定誰才能配得上我們去紀念。確實，這並不是我們惟一的選擇原則，有些人是由於他們的影響而必須加以研究的。哪怕假如我們對(比如說)穆罕默德評價不高，我們卻不能忽略他，因為有很大一部分人類是信仰他的。但即使那時候，標準也還是必要的，假如文化史要加以有益地研究的話；我們一定不可不分皂白一味去讚頌隨便哪一個有影響的人物，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能發現自己是在崇拜魔鬼了。文化的終極價值乃是要提出善惡的標準來，那是科學自身無法提供的，而這一點在我們對過去的和現在的全部文化研究中卻是應該牢記的。作為一個畢生致力於哲學思考的人，在我看來，文化史最饒有興趣的那部分就是哲學史，尤其是它和宗教的關係。哲學在希臘人那裡是作為對宗教的反叛而開始的，它體現了在商業的過程中，被帶到與各種各樣的信仰和習俗相接觸，因而便要求有某種比部族的傳統更多的東西作為他們自己信條的基礎的那種人的懷疑主義。當然，他們的理性主義是不完全的；即使是他們中間最大程度的自由思想，也還保留著我以前談到過的那種對命運的或者說對宇宙正義的信仰。但是他們的合理性(當其存在的時候)，要比他們的不合理性(當其還存在的時候)更為令人驚奇。他們摒棄了奧林匹克的諸神，他們形成了普遍的因果這一概念，並且他們力圖發現現存的宇宙可能在按照自然法則而演化出來的各種方式。理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被宣布為至高無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須服從它的檢驗--是在原則上，如其不是在事實上的話。現存的偏見之存在，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注意到；如果有任何人曾指出了它們是偏見的話，那麼早期伊奧尼亞的哲學家們是會放棄它們的。但是希臘哲學並沒有繼續實現這一光輝的開端；哲學的天堂里有一條蛇①，他的名字是畢達哥拉斯②。奧爾菲斯③的宗教有著信仰復興的特點，它俘虜了許多此前是理性主義者的希臘人，於是奧爾菲斯主義就有一種形式被畢達哥拉斯引入到哲學裡面來，它不再是誠摯地渴求理解世界，而變成了一種通過陶醉而追求得救。奧爾菲斯主義是對酒神巴庫斯的崇拜的一個支派，但它是追求以精神的陶醉來代替原始崇拜的那種**裸的酗酒陶醉。從那時候起直到今天，頭腦醉醺醺的，始終都被人認為裡面具有著某種神聖的東西，只要它有著精神陶醉的特性；全然清醒的世界觀則始終被人認為表現著一種心靈的局限和平庸。這種看法從畢達哥拉斯傳到了柏拉圖，從柏拉圖傳到基督教的神學家，又從他們以一種新的形式傳到盧梭和浪漫主義者以及無數的空話搜集者，只要當男人們和女人們厭倦了真理的時候，這些人就活躍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