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行(1)

站長看名片是八路軍的秘書長，知道是為朱德總司令要車，頓時面帶笑容地賠禮道歉，連聲「好說好說」、「照辦照辦」。我在朱總司令身邊工作過多年，十分敬佩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朱總司令最能理解部下的心情，部下合理的請求，他總是有求必應。1937年1月，紅軍大學由保安遷至延安。這給總部機關工作人員入學提供了方便條件。不久，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和我們科的鄒畢兆、馬文波等同志就被選送到「紅大」學習。我對他們進「紅大」學習十分羨慕，千方百計地也想去學習。為此，我幾次向代理局長羅舜初要求，但他都以工作離不開為理由拒絕了我的請求。我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心裡悶悶不樂。當時在電台工作的錢江同志也想進「紅大」學習。他看到我為此發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總司令。我沒有和總司令直接接觸過，心裡還沒有底，更主要的是感到總司令統帥千軍萬馬，日理萬機，工作很忙，不便去打擾，因而非常猶豫。錢江同志和總司令很熟悉，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勵說：「不要怕，沒有關係，總司令待人熱情和藹，可好說話啦！我們向他請求准行。」看到他非常自信的表情，聽了他十分有把握的話，我鼓起了勇氣，同意一起去找總司令。總司令和**同住在鳳凰山腳下。**住石窯洞，總司令住平房，兩位首長近在咫尺。我們住在郵局孫先生家，出門往北走一百多米再向右拐個彎就到了。我們走進總司令的院子，內衛問我們找誰，我們說要見總司令，他就同意讓我們進去了。那時見領導可容易了，領導和部下之間真是親密無間啊！我們沒有絲毫的緊張，邁步走進了總司令的辦公室。總司令正在埋頭看書，聽到我們進來，他抬頭看看我們，然後用濃重的四川話問：「你們來幹啥子？」我們不約而同地先敬了一個禮，而後直截了當地說：「來請求總司令批准我們到『紅大』學習。」「要求學習很好嘛！好學才能上進。」總司令首先肯定了我們的學習熱情，接著又問，「你們向局長說過了嗎？」我們帶著有點難過的樣子回答：「提過了，局長不同意，所以只得來求您。」總司令聽后笑著說：「來要『令箭』啊，好吧，我給你們局長寫個條子，要他讓你們去學習。」我們接過朱總司令寫的條子，頓時，心中的石頭落了地，高興得異口同聲地連說：「謝謝，謝謝總司令的關懷！」我們心花怒放，像孩子一樣蹦蹦跳跳地往回跑。二月天氣，冰凍路滑，下坡時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們誰也沒有顧及這些，歸心似箭，爬起來繼續往回跑。我們終於如願以償上了「紅大」。我們進校不久，「紅大」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我還向總司令請求過一件事，總司令也批准了。1938年9月，總司令由晉東南回延安開六屆六中全會。一天，我到羅舜初同志那裡去玩，談話中得知他要隨總司令到前方去。當兵的誰不想去前方，於是我向他提出，請他幫忙向總司令說個情，讓我也隨同他們到前方去。在軍委二局我和羅舜初同志相處很好，他也有意要我和他同去，因此，給我出了個主意，要我給總司令寫個報告。一回生，二回熟。有上「紅大」找總司令的經驗，我欣然同意了羅舜初同志的建議，拿起鋼筆就寫了一份請示報告。沒幾天，報告就批回來了，總司令同意我的請求。當我看到總司令在報告上的批語時，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總司令啊總司令，過去您愛兵如子的事人人皆知。現在，您理解部下心情，對部下合理的請求有求必應的事，我要逢人便講，使您的這一美德也人人皆知。朱總司令最善於運用「統一戰線」這一法寶，統戰工作，逢機便做。1938年10月，我們隨總司令上前方。同行的有朱光、羅舜初、段連紹、劉公亮、劉力克，還有到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任辦事處主任的王世英同志。由延安出發，乘坐兩輛運輸車。我們和總司令同乘一輛，報務員和警衛班合乘一輛。統帥千軍萬馬的總司令乘坐運輸車，這種情況，只有**的「官」才能做到，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少有。10月，陝北高原已進入冬季，寒風刺骨，冷氣襲人。那時我們剛20出頭，年輕力壯，火力正旺，不管風吹雪打，滿懷激情地頂風冒雪前進。汽車駛過勞山、甘泉，到交道鎮後向東駛至宜川。宜川是閻錫山的「大後方」。總司令是二戰區的副司令長官，當時國共關係比較好，閻錫山又非蔣介石的嫡系，因而二戰區住宜川辦事處的負責人，對朱總司令的招待還算熱情，舊社會那一套，接待人點頭哈腰，跑前跑后，一會茶一會煙，忙個不亦樂乎。我們住在一個老財家，兩層樓房，這在陝北算是闊氣的。總司令住在樓上，我們住在樓下。同住一房的王世英同志煙癮真大，一根接一根地吸個不停，抽得滿屋煙雲，熏得我們夠嗆。晚上，我和段連紹同志就在這滿屋煙雲的環境下忙著譯發電報。總司令對部隊管理嚴，要求高。由宜川出發的早上，警衛班的戰士起床打背包、搞衛生，乒乒乓乓又喊又叫。總司令聽見了很生氣，說他們不像個八路軍戰士。我們知道后立即上前糾正，要他們動作輕點，說話聲音小點兒。我們的戰士覺悟高，改正得快，以後再沒有發生類似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