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抓起牆角的鋤頭砸向他的腦袋

報社與一家企業合作搞了一個愛心助學的活動，資助考上大學卻交不起學費的貧困生。經濟新聞部的記者傾巢出動，深入城市的各個角落，去貧困生家庭採訪。

在一條僻靜的小巷子里，我找到了貧困生小李家。兩間破舊的平房，最值錢的家當是一台黑白電視機。小李和他的父母畢恭畢敬地接待我。故事並不特別，千千萬萬類似故事中的一個：夫妻雙雙下崗，做點小生意度日。小李考上了重點大學，第一年需交各種費用一萬元。夫妻倆拿出僅有的2000元積蓄，又各處求告借得3000元，而餘下的5000元無論如何也想不出辦法了。開學日期臨近。一家人心急如焚。說著說著，小李的父親，一條七尺漢子，眼角滾出了豆大的淚珠。一旁的小李，瘦瘦弱弱，眼神十分無助。

我心裡一陣難受。如果小李無法跨進大學校門，也許會像當年的我一樣，縮在一個卑微的角落，小草般默默無聞地生長——而這小草本應成為大樹。

採訪將完的時候，小李母親從廚房裡端出一碗熱氣騰騰的荷包蛋，塞到我的手裡。我怎忍心吃？再三推辭，都被三雙手同時擋住。三雙眼睛看得我的臉滾燙。我埋下頭默默地吃，熱氣迷住了我的眼。出門時，三人堅持要送我。我掏出兩百元，放在小李手掌里。小李和他父母都有點不好意思，卻也收下了，再三道謝。他們把我送出巷子，一直送到大街上。

我走出很遠，回頭看到他們還站在那裡，像三座雕像，眼淚一下子湧上來。也就是這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了自己的記者角色。我想，我要對得起這一家三口純樸、信任的目光，我要做個好記者。我熬了一個通宵，就小李的遭遇寫成一篇長稿。刊發后，小李被列入愛心助學活動的資助名單，順利進入大學校門。一家三口來到報社，緊緊抱住了我。

同事們從一個個貧困生家庭採訪歸來，聚在一起交流採訪心得，紛紛感嘆底層民眾生活之艱難。陳郁卻在一旁發起牢騷，說什麼他去採訪的那一家窮是窮，卻也太摳了；說他要是寫篇稿子就能幫助那家人解決幾千元的學費問題，一個勁埋怨那家人連他去採訪的來回打車費都不給他報銷。

同事們聽他這麼說都不說話了。陳郁還越說越來勁，說是依他看，任何社會都有貧富差距，窮人家的孩子讀不起書再正常不過，大學少了他們也沒什麼大不了。

一個詞迅速竄入我的腦海：「激情」。是的，陳郁的稿子裡面缺少的正是激情。對一個新聞人來說，沒有激情，無異於一個匠人。激情取決於一個人是否用心在生活。生活本身是門大學問，它的內核從書本上是學不到的。

我工作很努力，玩命似地找選題、採訪、寫稿。我還時不時虛心向老記者請教，學習獲獎新聞作品。很快我成了報社裡突出的記者，開始參與一些重頭報道任務。我站穩了腳跟。一次經過周主任辦公室門口，無意中聽到周主任對人感慨道：「江風是個人才啊，雖然沒上過大學，卻比有些大學畢業生強多了。」我心裡一熱。

三個月見習期滿的那一天，老總叫我去了他們辦公室。老總親自為我沏茶，讓我有點受寵若驚。和三個月前相比，老總的臉明朗了許多，說：「江風啊，表現不錯。你剛來時我還有些懷疑你的能力，怕你沒有經過大學里的系統訓練勝任不了工作。現在看來，是我多慮了。」

離城幾百公里的一處地方發生了大面積滑坡，損失慘重。部門迅速策劃了一套報道方案。因為是重大選題，單兵作戰力量太薄弱，部門安排我和陳郁一起去執行這個任務。我和陳郁都有些不太樂意，害怕單獨相處時的尷尬。但軍令如山倒，只得接受。去往事發地的汽車上，我和陳郁幾乎沒說話。我費盡心思找了兩個話題，但話不投機半句多。沒轍，只好各緘其口。滑坡發生在一座又陡又高的山上。我們到達山腳下時，天已黑盡。就近找了家小旅館，吃完飯，早早睡了：一是勞乏，二是免得無話可說太難受。

第二天早上，我們往山上望去，不由膽戰心驚。滑坡從山頂處開始，那裡有一條幾百米長的大裂縫。山體變了形，漫山遍野都是從高處滑下來的泥層和亂石。田地看不到了，樹木看不到了，有幾處房舍露出屋頂，一條被泥石流掩沒的死豬的尾巴耷拉在外面。在滑坡帶的周圍，零零星星地散布著一些農舍。離山頂那條大裂縫很近的地方，孤零零立著兩戶人家，像是驚濤駭浪中的兩條小船。

我指著高處對陳郁建議去山頂找那兩戶人家採訪，因為那兩戶人家就在滑坡的起點處，對事發時的情況了解得最清楚。陳郁看到盤山公路都被泥石流埋住了，覺得不好上去，不如在山腳下採訪一些群眾。我一再強調山頂上的人家我們絕不能放過，他們是感受最深、最有說服力的目擊者。如果不採訪他們，我們這個報道就差了很多東西，也算是失職。

見我語氣堅決，陳郁沒再吭聲。我們默默地望著山頂好一會兒，根本看不到明顯的路徑。陳郁賭氣說要去我一個人去他是不會去。我自己沿著滑坡邊的梯田田埂往上爬。走了一陣，我聽見身後有很重的腳步聲，回頭一看是陳郁跟來了。

越往上越難走，田埂沒有了，只有亂石和雜草，很陡。我在前面手腳並用地探路。陳郁在後面10來米遠的地方氣喘吁吁，一會兒問：「還有多遠呀？」一會兒罵：「狗日的鬼地方！」

忽聽得撲通一聲——陳郁攀住一塊石頭往上爬時，手一滑，摔了個狗啃泥。我趕緊倒回去，把手伸到他面前。陳郁看了我一眼，抓住我的手……就這樣繼續前進，一路無話。

當我們出現在那兩戶人家面前時，把他們嚇了一跳，彷彿我們是外星人似的。得知了我們的來意，他們熱情地迎我們進屋。

一位50多歲的老農一邊幫著撣去我們衣服上的泥土一邊說：「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記者，想不到還是在家門口看到的。稀奇，稀奇。」兩戶人家的十來個人都圍攏了。主婦們拿來熱毛巾讓我們擦臉。在大家眼中，兩個城裡人能在這種情況下爬到山頂，簡直是奇迹。

我沒有猜錯，關於滑坡前前後後的情況，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介紹得很詳細。在一些細節的描述上，他們甚至顯示了民間文學家的天賦。用新聞的行話來說，我們得到了「猛料」。

據他們說，政府部門的人來看過，讓他們趕快搬出這裡去投親靠友，因為誰也說不準是否還會有新的滑坡。我問他們既然如此為何不搬？他們說，能搬到哪裡去？親戚遠的遠，窮的窮，拖家帶口的不現實。再說，搬走了，地里的莊稼怎麼辦？再說離開老屋也很捨不得啊。

他們的老屋還是土牆，家徒四壁。陳郁插話了：「有什麼捨不得的？土牆房子，哪兒都能建。」

那位老農拍了拍牆，說：「小夥子，這可不是一般的泥巴啊。我們的上輩都在裡面。」老農說完，一屋子的人都善意地笑了。我們辭別眾鄉親，開始下山。

在半山腰的樹林我們又遇到一處農舍，同樣的土牆老瓦。我決定去看一下。一家人正圍坐一起吃午飯。見我們進屋，所有人，包括白髮蒼蒼的老人都站了起來。一家五口：兩位老人、夫婦倆和兒子。聽說我們是記者來採訪滑坡，主人一邊驚訝，一邊招呼我們入席吃飯。推辭不下，我們被拉到飯桌旁坐下。

桌上的一隻大土碗，碗內是農家自製的豆花，孤零零地居於桌子中央。周圍是幾隻盛著米飯的土碗。豆花是白的，米飯是白的。主婦從廚房又端出兩碗豆花，放在我們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說：「鄉下人家，莫嫌棄。」

我端起碗，把臉湊下去——豆花很香。

我聽到異口同聲地催促：「怎麼不吃？吃呀！」

原來陳郁一直沒有動筷。我看到陳郁慢騰騰地從口袋裡掏出一袋紙巾，抽出一張，在筷子上來回地擦，擦了很久，擦得我想抓起牆角的鋤頭砸向他的腦袋。

我感到悲哀。那一家人都埋著頭吃飯。時間像是死過去一般。陳郁扒拉著豆花，一點一點往嘴裡送。我把碗里的湯喝得一乾二淨。陳郁剩下了大半碗。主婦像客人般拘謹。

採訪將完的時候，主人說：「天災免不了。糧食夠吃，不生病，就謝天謝地了。」

走出這戶人家，到山腳下進行採訪，再到踏上歸途，我沒有主動和陳郁說一句話。

回到報社，我和陳郁面臨一個寫稿分工的問題。按照常規，這種兩人一同採訪的稿子，由兩人各寫一半，分工合作。我不想和陳郁分著寫。說實話，有點「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意思。我對他說，不如一人寫一篇，寫完后都交上去，上面願意用哪篇就用哪篇。陳郁同意了。

因為心靈受到震撼，我提起筆就停不下來，直寫到七八千字才罷休。陳郁的稿子寫了三千來字。兩篇稿子一同交上去。我的稿子被採用了。稿子刊發出來之後，引起了很大反響，一些讀者通過報社給災區捐了款。

陳郁主動找到了我，這是破天荒第一遭。我以為他要發泄不滿。沒想到他跟我說開始有點服我了。說是以前他確實有些看不起我，覺得我沒上過大學，和他不在一個層次。現在看起來，我是個例外。

我說：「你錯了，還有很多沒上過大學的人，比我能幹。人與人是否處於同一層次，除了教育背景之外，還有很多考量因素，比如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和適應能力。」

此後，我和他的關係不再像以前那麼僵了，但也只停留在一般同事交情上。說不上有什麼成見，也許不過是成長經歷不一樣罷了——我們是不同類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