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審」的不只是論文，更是教授的人格

如果有損教授形象的「順口溜」在社會上流傳一時也就罷了，可就連大學校園裡，辦學者也對教授的學術聲譽和整體誠信度表示懷疑，典型的事例就是對學位論文實行「盲審制度」。為提高論文評價的科學性，現在很多大學實行一種盲審制度，就是將不署作者名的學位論文送給作者不可能知道的專家審核，這樣打出來的分數，應是最為客觀。這似乎是一套嚴格的制度，十分科學、合理。但是，知情人很容易發現其中的「貓膩」：盲審，首先需要有人將文章盲起來，而將文章盲起來的人也就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由此也就孕育著新的**機會，出現「假盲」事件。接著，人們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大學里有學位委員會、學術委員會，針對學生的論文答辯，還有答辯委員會，每個學生的論文答辯都要請若干專家作為答辯委員。有這樣嚴密的體制，怎麼就不能保證論文質量呢，怎麼可能讓不達要求的論文過關呢？如果對他們的工作成效存在質疑，那麼他們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在他們之外，再設立一個盲審制度，是不是對資源的浪費呢？我們很清楚問題出在哪裡——那就是教授的學術聲譽在下降，教授的誠信被打上了問號。甚至有人斷言，怎麼想就怎麼說、保持個性獨立的學者或教授，已經「絕種」。高校要樹立自己的社會形象，要走上國際舞台，提升教授的價值，為教授正名，是必經之路。因為，人才是大學最為寶貴的資源，教授是大學的形象代言。進行學術研究，需要的是科學家對科學事業的執著。學術聲譽（而不是學術成果）是學者的生命，但我們追求的恰恰是學術成果，而非學術聲譽。這種政策導向，導致了教授誠信度的下降。幾年前，我國高校衡量一個教授是否合格、是否優秀，不是以其帶出的博士生、碩士生是否寫出高質量的研究論文，是否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是以他帶了多少博士生、碩士生，以及他的博士生、碩士生是否能按時畢業為標準的。如果某個博士生中途被退學，或者答辯不通過、延期畢業，那對他的導師而言一定是臉上無光的事。因此，學生不能按時畢業，老師比學生還著急。有的教授因此使出渾身解數幫助「弟子」，或給雜誌社打招呼，請他們錄用弟子的論文，或跟其他教授說情，請他們多多關照。如此你來我往，學術聲譽與誠信幾乎蕩然無存。某教授過去10年只帶了10名博士生，目前為止只有6名畢業，還有兩位退學，但這6名畢業的博士生中，有3位的學位論文被評為省級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有兩位的學位論文入選全國100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在1999年國家教育部組織評選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前，這位教授被學校認為不太合格，而現在，學校將其列為了典型。教授說，他堅持自己的標準和要求，沒有精力絕不多帶學生，而且，他從來不看「弟子」在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而只檢查他們在該領域國際著名刊物上發表的成果，達不到要求的，就退學。在組織答辯時，他喜歡找那些「挑刺」的教授做答辯委員，並讓正在求學的其他學生前來觀摩。此情此景，被一些教授和學生「診斷」為「有病」。「自己被人認為『有病』不重要，只要學生『沒病』，我就心滿意足了。」教授說。可十分遺憾的是，像他這樣的教授，高校中實在太少。要讓這樣的教授多起來，大學需要把這種許多人認為「有病」的狀態判定為正常狀態，不要強調博士修學的年限，不要抓準時畢業率，而要看重每一個學生的質量。在大學不放心教師的同時，教師也對學校沒多少信心。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在一項隨機調查中，70%以上的高校教師對「高校深入改革，改變當前各種不良做法，形成健全體制」的能力表示懷疑。2002年，上海大學實行教師聘任制，有45名正副教授「下崗」①，很多高校教師對此事的第一反應不是產生危機感，而是認為這只是炒作，對於年輕教師，心繫校外的教師來說，就更是如此。「我本來就不想幹了，下崗？巴不得呢，還有相關的保障，再說我的職稱證書學校總不可能沒收吧！」這是青年教師中比較普遍的心態。①《華師大名教授王曉明100萬「轉會」上大？》，張毅、施慶,東方網，2001年12月21日。大學真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學術氛圍，建立起一個盡展人才所長的體制嗎？很多教師急切地盼望著這一天，但是它的到來似乎仍然遙遙無期。第三章在學術的江湖裡沉淪教授名聲的喪失，不在於某個個體的錯誤行為，而在於培育這些錯誤行為的土壤，竟然是如此的肥沃。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