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後面對康生的惡意「栽贓」(2)
這封信，是否錯誤，希望得到你的指示。
敬禮！
李立三
這封信，在字裡行間里透露出李立三的無奈與困惑。他不能不「正確」對待康生代表「中央」的談話，他也的確為此向李莎做了相當的思想工作。可是，當他面對這樣一個把「家庭問題」可以無限制上升為可怕的「政治」問題時，他該怎樣解釋這一切呢？又該怎樣做才能使黨滿意呢？
此後不久，李立三在1960年1月又給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寫了一封長信，就上述問題向這位老朋友請教求助。
二、李莎國籍問題再掀風波
1960年，蘇聯撕毀合同，撤退援華專家，在我國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情況下向我逼債，中蘇關係徹底破裂。這也給李立三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1961年春，一天上午，李立三要我（筆者之一）到中南海給鄧小平送一封信去。他心情沉痛地向我講述了信的內容和送信的原因。
他說，去年中蘇關係破裂后，周恩來找我談話。關於我和李莎的關係，中央的意見要我和她離婚。不然的話，就要李莎脫離與蘇聯的關係，加入中國國籍。要我們離婚，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這麼大年紀了，孩子都這麼大了，離了婚怎麼辦？何況我們結婚快30年，夫妻關係一直很好。李莎對我一直很忠誠，特別是1938年我在蘇聯被捕期間，她冒著風險逐個監獄去找我。當時她還是共青團員，團組織開會批評她，要她和我脫離關係，劃清界限。李莎始終不相信我是日本間諜的說法，堅持不與我脫離關係。最後主持會議的人對李莎威脅說，你是要你的李明還是要團證？李莎毫不猶豫地把團證從口袋裡掏出來，往桌子上一扔，說了聲「去你的吧！」就離開了會場，從此脫離了共青團組織。到現在，她為我做過多大的犧牲。接著，李立三極為動情地說：「我們真正是一對患難夫妻啊！現在，我怎麼能同她離婚呢？！」說到此時，他十分傷感地含著眼淚。
關於李莎加入中國國籍問題，李立三說道，這個問題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根據蘇聯憲法的規定，一個蘇聯公民要脫離蘇聯國籍，加入其他國籍，需要經過蘇聯最高蘇維埃批准。這在目前是難以辦得到的。
李立三又說：李莎是俄羅斯民族，她對蘇聯有民族感情，是客觀存在。但是，她並不贊成赫魯曉夫搞的那一套修正主義。她對我們黨、對**是擁護的，贊成我們的馬列主義路線；而且，今後我還可以繼續幫助、教育她，一定可以保證做到使她不反對我們黨的路線。
我把信送到中南海。後來，據李立三說，中央再沒有督促他與李莎離婚。不僅如此，當時根據李莎來中國后，每過5年回莫斯科探一次親的慣例，李立三向陳毅提出李莎帶小女兒雅蘭去莫斯科探親的問題，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李莎在去莫斯科以前，集中精力突擊完成了對《**論軍事》一書的俄文翻譯校訂工作。李莎於7月2日乘火車去莫斯科，9月初按時回到北京。至此，她不再到蘇聯大使館辦理簽證了，讓護照自然失效。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原紅四方面軍一位政委，1939年到蘇聯后，與一位俄羅斯姑娘結婚，婚後生有一子。此人與李立三曾同在蘇聯外文出版局工作，因此與李立三、李莎夫婦之間來往較多。1952年該同志夫婦從蘇聯回國。但從1959年起，這對夫婦一直鬧離婚。因女方態度明確，堅持不離婚，鬧得滿城風雨。出於同志間的友情和關心，1960年春，李立三給此人寫了一封信，對他在家庭、婚姻問題上不嚴肅的做法，直接提出了批評和忠告，此人卻聽不進去。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1962年他不惜公開散布女方是修正主義分子，說她與蘇聯大使館有關係，同時又誣衊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說她與女兒也「同蘇聯大使館有關係」、有「修正主義言論」。此人甚至還把這件事正式向中央提出控告，對李立三進行陷害報復。因此，李立三再次受到中央的審查。
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等再次與李立三談李莎的國籍問題。為此，李立三在會上有一個發言，專題講了他同李莎的關係問題。在**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以後，10月14日，李立三又給中央寫了一篇4000字的長信，申述自己對李莎問題的想法和意見。
李立三的這封信送出以後，關於李莎的國籍問題又平靜了一段時間。他通過林莉、趙洵與康生聯繫，積極要求參加反修鬥爭。因此，1964年5、6月間，李立三與李莎分別同時寫信給康生，要求參加反修鬥爭的工作。與此同時，李立三積極做李莎的思想工作，促使她同意加入中國國籍。
6月底一天，李立三對我說，關於李莎加入中國國籍的問題，他與陳毅、羅瑞卿已經談好了，不要去蘇聯駐華大使館辦理退出蘇聯國籍的手續，由北京市公安局直接辦理中國國籍就行了。他要我把李莎寫的申請書，連同她的蘇聯護照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外僑科。
我按李立三說的辦法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當時，外僑科只收下申請書，而把護照又退給我。原來想得很簡單，以為李立三已經同羅瑞卿談好了，把申請書一送去，就可以很快辦好中國國籍的手續，實際情況並不簡單。當時，李立三急於計劃經青島轉井岡山參觀，了卻一生夙願，多次要我詢問市公安局辦理情況，7月20日再次送去李莎的申請書。公安局答覆：立三同志要外出，就放心地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