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9)

而張海洋為王銘銘在中國人類學中的位置做了一個定位。他說，中國以實地調查方式做相關研究的人類學會會員大約有上千人，在專業領域，也就是在各個大學和研究所從事這項工作的大約150—200人，真正有學術地位的，大約只有15—20個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這樣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了：「對王的判斷要功過分明，對他的錯誤要嚴肅批評；對他的成績要充分肯定。不能一批評，就懷疑人家別有用心，是把王教授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肯定，連錯誤都不認賬了。」

三個疑點

1月18日，社會學系2000級本科學生沒有見到本來應該監考的王銘銘，出現的是兩位博士生。

在那之前，這些本科生曾經商量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於王銘銘的情感。「如果那天王老師出現了，我們一定會有所表示的，我們要讓他知道我們依然愛他，尊敬他。」學生梅鋒說，「大家都愛叫他『銘銘』。在他的課堂上總是笑聲不斷，在我們眼中王老師可愛得就像一個大孩子。」

北京大學的4位博士生則形容王為「誨人不倦，學識淵博，胸懷寬廣，乃是學生心目中的楷模」。

這個形象似乎和一個猥瑣的剽竊者不能疊加起來。

與王熟識的人大多沒有改變對他的看法，王銘銘在廈門大學的一位師弟藍達居，對王涉抄一事堅決不能相信。「在學術規範問題上……王銘銘師兄教給我最多，是他最早也最多地告訴我，搞研究寫文章要尊重他人的勞動，要注意註釋和說明。」基於他對王銘銘人品的信任，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說：王大概是在以電腦寫文的過程中發生了失誤。藍的理由是，《想象的異邦》這本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矛盾之處，就是書名及前言都是一個散論的東西，但是作品的結構和編排卻又是教科書的樣式。

藍達居推測，也許王銘銘在與出版社「互動」的過程中，最終決定要把這個散論變成一本教科書性質的作品來出版。於是王把他自己翻譯的《當代人類學》的部分內容稍作修改編排了進去，結構編排是臨時改成的，而書名、前言、參考文獻卻早已編好。而因為疏忽，王忘記了補充參考文獻，也忘記了修改前言，而這在電腦寫作時代，是個易犯的錯誤。

藍發現的這個矛盾，曹樹基也注意到了，但曹則理解為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而予以冷嘲熱諷。

藍的說法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性，但這種受真誠感情驅動而做的辯護缺乏證據，藍因此被認為「太有想象力了」。這與對立面的「鐵證在手」是無法真正過招的。

而能夠對此矛盾做出解釋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施宏俊拒絕對王銘銘事件做任何評論。

另外，王銘銘的「抄襲動機」也是一個被公眾關心的話題。作為一名著述甚豐的知名教授，他為什麼要為一本教科書式著作冒如此之大的風險？他需要這樣「錦上添花」嗎？

而且，另一讓人費解之處是，王銘銘居然抄襲自己親手翻譯的一本書，如果對此進行心理估測，這個人要麼是已經膽大到喪心病狂的程度，要麼就是太傻。這樣不經掩飾的盜竊對「學術警察」們簡直是「送貨上門」。將兩本書對照閱讀，人們就會發現，內容的重複部分根本不需要一個博士生，甚至連一個中學生都可以看得出來。

只見幫派不見學術

有人懷疑，王銘銘事件之後還有複雜的背景，涉及到學術界的派系紛爭和人事紛爭。因此一種論調認為，這並非一個普通的學術批評事件，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清場」，其目的是不把王銘銘趕出學術界不罷休。

最初強大的炮火攻勢引起了這種懷疑：因為在1月10日報紙出版前，有兩個學術網站已經率先登出了稿子，甚至有對報紙評論的再評論。這種默契呼應編織了氣勢洶洶的火力網。

這種圍剿式的作風很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一些聲音反而針對攻擊者而來，提醒大家警惕「學術批評家」的權力遊戲，看清某些「學術警察」的真面目，警惕企圖以傷害同行、擾亂學界為手段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學棍」。

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說，在報社發表文章之前，為了矯正自己在文章中的衝動情緒，他把王曉生的文章和自己的評論發給朋友，請他們做出批評修正。「但是這個過程中有人可能又發給別人，甚至就把文章貼出去了，這是我沒想到也無法控制的。」

而首師大中文系博士生王曉生，一度也被人以為是某一力量的馬前卒，疑點是，王不是這個專業的人，居然對這個專業的文獻如此熟悉。

王曉生對這樣的說法堅決否認，他說，自己並非這個領域的人，和所說的派系人士也根本不認識。他說，他自己向來有比較讀書的習慣，比如說福柯的《性史》，他就買了上海的版本和青海的版本對照看。如此，發現王銘銘的事是偶然也是必然。

《社會科學報》1月11日在北大校園有規模地散發也被認為很奇怪。當天，在散發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保安制止了這一活動。但按照編輯段剛的說法，這次活動並非別有用心，而是報社自去年改版之後的例行活動，北大不過是其中一站。

陰謀論似乎證據不足，但卻可窺視學術界權力遊戲之一斑。「我認為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界，有的只是一些幫派，任何一個正常的事情都會看成是這幫和那幫之間的打鬥。」鄧曉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