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博導(1)
隆冬里突然出現了響雷，因為有孕育它的環境，它在學術界炸響，是必然和遲早的事。
2002年1月10日，上海《社會科學報》在第7版「學術爭鳴」上刊登了《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文章直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銘銘，引經據典，言辭鑿鑿，署名「曉聲」。
愈演愈烈的學術**，竟然出在以學風嚴謹著名的北京大學，已然成為社會的一種不正之風。對此的批評和討論是否還應局限在學術圈內？學術圈內一些人為什麼那麼害怕媒體介入？
有人說生怕炒作，《社會科學報》就是在炒作，它真的在充當這樣的角色？
和「曉聲」同時刊登的還有一篇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的評論，早先曹與王銘銘有過學術論爭，這起事件完全是曹的一個陰謀？面對眾多疑團，本刊力求找到「當事者」，以冀獲得答案和真相。
不管怎樣，對於頗有些名望的王銘銘前輩（儘管他還不到40歲）來說，「曉聲」真的只能算一個「小生」，但就是這樣一個「小生」曝光了這一最令人厭惡的學術**事件。
2002年1月17日，本刊找到了這位真名叫「王曉生」的博士研究生，並且他願意就此公布他的身份：首都師範大學2000級博士研究生，「走到這一步，已經不需要再隱瞞什麼了。」王曉生原本就是該校的中文系碩士研究生，2001年直升博士研究生。
2001年的暑假，也就是王曉生直升之後，他開始翻閱王銘銘1998年所著的《想象的異邦》，但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王曉生隨即查閱了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中譯本），果然發現王銘銘抄襲多達1/3（《當》32萬字，《想》也有30萬字左右，但有近10萬字是「運用各種手段」抄的）。8月上旬，王曉生開始仔細核對和校驗，9月底，整理成文，然後發給了上海的《社會科學報》（至於在北京讀書的王曉生為什麼將稿子寄給該報社，以及他所經歷此事的前前後後，後面的《無畏「曉聲」》中對此進行了詳盡披露）。有媒體報道說，「王曉生本來只想弄成一個學術爭論的，他個人對給王銘銘教授帶來不便和傷害表示歉意。」但在接受本刊採訪時，王曉生明確表態，這其實不是學術爭論，因為這涉及到學術態度和學術規範，他的本意就是要讓王銘銘的學術**問題徹底曝光，他致歉並不是因為他的文章有不實之處，僅僅是因為對王銘銘造成的必然打擊和可能的傷害。
《社會科學報》涉嫌炒作
從2001年9月底文章寄到《社會科學報》，到2002年1月10日發表，其中有3個多月的時間，《社會科學報》為什麼要擱置那麼久？他們在等待什麼？在核對和調查？果真如此，對待這樣一篇投稿，他們花了多少代價？值得嗎？本刊帶著疑團和《社會科學報》的社長許明和著手調查工作的記者葉軍取得了聯繫。
但是他們出言之謹慎超出了記者的預料，就好像當初對待這篇報道一樣。本刊採訪許明社長時，他說已經拒絕了很多媒體的採訪，因為他本人並不想捲入這一事件中去，「網上流言四起，說這篇報道是政府行為，是利用媒體來整知識分子，整王銘銘就像當初整胡風一樣，那純粹是胡扯！這種流言、這起事件都無疑暴露出學術界、科研和高校體制上存在嚴重問題！」
而在葉軍處，本刊了解到一些細節，2001年9月底王曉生寄來的文章最早是交到社長許明手中的，因為涉及到的王銘銘是一位知名的教授，而文章看起來又理正辭嚴，許明對此非常慎重，派了兩名記者進行核對和調查，其中一名就是葉軍。《社會科學報》開始進入了「要求王曉生核實」和「向北京、上海等地的國內知名學者請教」的過程。
「《社會科學報》是一份學術界的報刊（周報），我們報道這起事件的初衷就是希望學術界重新建立起一種嚴謹的學術規範，所以我們自己的調查也必須嚴謹，時間上，我們等得起。」儘管本刊不斷地在追問《社》報究竟請教了多少專家，但葉軍始終不肯透露。
《社》報承認，他們原先就估計到報道一出，肯定會有如今的反響，但沒料到學術界竟然仍有人將正規的學術規範批評納入到人際關係中，並加以政治解析。然而至今還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這篇報道有不實之言！
這正是學術界的浮躁！
整個事件是曹樹基的陰謀
在《社會科學報》發表王曉生文章的那期上，還有一篇署名曹樹基的《從王銘銘抄襲一事談建立學術道歉制度》。這位復旦大學知名教授早在1998年12月13日的《文匯報》和1999年第一期的權威學術雜誌《中國社會科學》上就發表過評論，對王銘銘一些著作中存在的常識性錯誤進行了列舉並分析之後，指出，「人類學家切忌毫無根據地信口開河。……作者（王銘銘）本不應該犯下如此大量的常識性錯誤，他對中國社會的陌生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他的失誤可以為浮躁學風的追隨者敲響警鐘。」隨即王銘銘與曹樹基在媒體上進行學術論爭，結果，王銘銘繼續出版學術論著，繼而被評為博士生導師，繼而入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優秀教師。
這次曹樹基教授發表文章，王銘銘尚未作答。在面對媒體時，王銘銘不想表態。只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想，我會在適當的時候說話的。」本刊在2002年1月17日晚屢次致電王教授，但是家中電話始終處於無人接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