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1)
1956年，周作人的命運突然間似乎出現了一個轉機。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來訪，傳達樓適夷意向，問願否遊覽江浙，周作人當即囑代答應，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樓適夷時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周作人本無公職，自然無上級領導；但因他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訂有按月預支稿費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務。樓適夷的「意向」，顯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為統戰對象了。其實，在樓適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負責人時，胡喬木就曾特地召他談話，說要重視周作人的工作，給他一定的重視與關心，甚至說現在雖不方便，將來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適當出版的。樓適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1月號。但以後一連串的運動——「三反」，「五反」，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以及對胡風的批判、鬥爭……周作人未被株連已屬萬幸，給以「重視與關心」云云，自是「時機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作報告，指出「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三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云云。此後，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宮的知識分子名人紛紛「挖掘」出來，使其重見天日。其規模、聲勢雖不及二十年後(1976年)的撥亂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視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受到青睞的。按說，此時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種要求都應盡量予以滿足，但周作人要回紹興看看，卻使挖掘者頗感為難。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這些年無生老母的聲聲呼喚早使他魂飛夢牽，無時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畢竟是著名的大漢奸，此番歸去，會不會出現麻煩，安全與影響都有問題。
有關領導不能不多所躊躇，經反覆研究磋商，最後決定去西安。出遊的事是樓適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轉由周揚、陽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國文聯，自此以後至1964年文藝整風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聯聯繫。此次出遊也是由文聯組織的。同行者有錢稻孫與王古魯，他們都是日偽政府的教育官員，因此，此行的統戰性質是十分明確的，周作人等大概對此也是心中有數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門，一些敏感的記者即已從周作人被邀出遊這事實本身，覺出了周作人這個「出土文物」價值的變化，再加上這年正逢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塊「魯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種新聞價值。於是，紛紛前來約稿，一時間車馬罕至的八道灣十一號前竟又是門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識趣，或者說懂得這機會的可貴，一一應允，來者不拒。於是，195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的前後，全國許多報紙雜誌都發表了署名「周啟明」、「周遐壽」的周作人回憶魯迅的文章，單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文匯報》《新華日報》《陝西日報》《讀書月報》《民間文學》《新港》《文藝學習》等報刊一共發表了十九篇文章。這一轟而上，自是熱鬧非凡，雖說不上洛陽紙貴，但周作人再次借光於魯迅，出了一陣風頭卻是真的。這其間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來心裡是有數的。他在日記里就小心地談到這類文章的「不好寫」：即是奉命而寫，自不能使約稿者與讀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還必得要有新意，有點知識性與趣味性，但又不可與現實貼得過緊，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對賦得體的文章，現在終於也嘗到寫此類文章的苦況了。中國知識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幾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這樣的殊遇榮寵，也是頗為尷尬的。不過，周作人對應付此類尷尬事已頗有經驗，他依然是平靜而自然地接受了這一切，既沒有受寵若驚，似乎也不覺得有什麼彆扭。
對於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是發生在這年9月7日8日的訪問。來訪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們從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記：「得曹聚仁君函。」以來，相識已有三十多年。在現存的1930年9月19日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為是先生的信從者」，在而後寫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談到「在當年，正是語絲社表現他們的自由主義的表徵。我呢，也十分醉心這種獨來獨往的精神，做過他們的嘍羅，吶喊過幾陣的」。周作人五十自壽詩發表后，遭到胡風等尖銳批判時，曹聚仁也曾為周作人辯護。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這一次，一直在香港從事報業活動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活動的機會，訪問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國成立后，八道灣苦雨齋最早的海外來客之一，這對於他們雙方及他們之間的友誼，都別具一番意義。曹聚仁後來回憶，「那時，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體弱，醫生吩咐，見客只能談三五分鐘，他卻特別高興，留我談了一點多鐘。」陳思(曹聚仁)：《一本書的傳奇——一個新聞記者的獨白》，載《大華》1卷第4期。曹聚仁在《與周啟明先生》書中詳盡地談到了他們這次長談的內容：「我們那天又談到了魯迅的作品，魯迅自己推薦了《孔乙己》，因為那一篇小說寫得從容不迫」，「我那天說到自己的愛好，我是最喜歡《在酒樓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說法，你說，這是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那天，我們談到了文學家不世襲的話，也說到小托爾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馬，兒子的路，總不一定和父一輩的相同的，海嬰並不成為文學家，倒是魯迅遺囑的實踐者，做空頭文學家，本來沒有什麼意義的」。也是在這次談話中，周作人將其詩稿抄送曹聚仁，並經曹聚仁之手，將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雜詩抄(上、下)》為題，發表於香港《熱風》77期(1956年11月出版)。從此打開了周作人和香港與海外聯繫的通道，這對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種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