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政壇風雲(4)

赫魯曉夫像法官宣判似地厲聲回答："注意聽吧，你很快就會知道的!"接著他就發言，曆數了貝利亞的罪惡活動和陰謀企圖。接著布爾加寧和與會的每一個人都發言譴責了貝利亞的罪行。

會議本應由馬林科夫總結並宣布對貝利亞的處置，但是事到臨頭，馬林科夫卻害怕得不知所措，致使會議長時間地停頓而沒有結果。赫魯曉夫見勢不妙，立即要求發言，他按事先商討的意見，建議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解除貝利亞的部長會議副主席、內務部長以及他擔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職務。此時的馬林科夫仍然沒有從恐慌中解脫出來，他好像忘記了提議付諸表決的程序，而是稀里糊塗地按了一下秘密電鈕，向隔壁房間發出了信號。

朱可夫第一個走進會場，緊跟其後的是莫斯卡連科等10位殺氣騰騰的將領。

馬林科夫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向朱可夫說："作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我要你們把貝利亞先關進監牢，以待調查對他進行的控訴。"

朱可夫怒視貝利亞，似乎要把千仇萬恨都凝聚在一句話上，他沖著貝利亞大聲喝道："舉起手來!"隨後，所有的元帥和將軍們都打開了他們的手槍皮袋，以防貝利亞的反抗。幾乎在同一瞬間，貝利亞迅速去摸他的公文包，而旁邊的赫魯曉夫則趕緊抓住了他的手臂，於是貝利亞無奈地縮回了手。

貝利亞及其同夥被捕后開始被秘密關在莫斯卡連科的司令部地堡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對他們處以死刑。

貝利亞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為黨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隨之而來的是，原屬貝利亞領導的政治警察的地位下降了，軍隊的柱石作用得到了重新承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朱可夫在軍隊地位的恢復，軍隊中政治軍官的影響也越來越小，職業的軍事長官獲得了全部權力，1955年，連一級取消了政治軍官的職位，代之而起的是一長制的推行。

在朱可夫的軍事生涯中，他從來沒有動搖過"軍事一長制"的立場。他始終認為，國家的文職當局必須放手讓軍事司令員來處理部隊的事務，而不要讓政治委員來干涉。

在朱可夫這一堅定而又大膽的觀念指導下，蘇聯的軍事制度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軍隊中黨的觀念淡化了，政治思想束縛解除了，軍官們可以提出過去禁止提出的許多問題，軍事指揮員從30年代以來第一次成為唯一出頭露面的人物。

這種情況儘管使軍事指揮員獲得了信心和力量，儘管他們從心底里仍然堅定地忠於黨，但是黨的機關和一些政治敏感者卻意識到這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傾向，是對黨的領導權的嚴重挑戰。

1956年1月，在莫斯科軍區一次黨的會議上，朱可夫極力強調要維護軍隊司令員的特權，他說：

"在莫斯科軍區，有人企圖對司令員的正式活動在黨的會議上加以批評。這種企圖是應該譴責的。我們的任務是對指揮員權威予以全面加強，對於嚴格要求部下的軍官和將軍要給予支持。"

後來，他又在政治工作人員的會議上主張，政治工作者要先做軍人，然後做理論家。他說：

"宣傳的任務不僅在於解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在於對其實際的執行作出貢獻。宣傳工作的理論方面應該給予與軍隊的實際任務聯繫著的問題……以更多的地位。一個不懂得軍事責任的政治官員，就不能應付他面臨的各種任務。"

1957年4月，蘇共中央公布了一項《對蘇聯陸軍和海軍中黨組織的指令》。文件雖然原則地強調了軍隊中黨高於一切的地位，以及總政治部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一個部門，具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在具體指令中，卻規定了"軍事司令員對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兩方面都要負責"，"不容許在黨的會議上對司令員的命令和規定提出批評"。這一內容，顯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體體現。

隨著這一思想的發展，軍隊中政治工作的地位逐漸下降，有的甚至完全停止了。軍人對政治學習、思想教育和黨的領導越來越不感興趣。代之而起的是大家都集中精力從事軍事專業，掌握新的、複雜的軍事技術和探索未來戰爭的手段和方法。軍隊中的政治幹部受到了冷遇，人數銳減。政治機關的許可權也受到限制，使它的職能僅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所推行的路線，不管其最終目的是什麼，但客觀上則明顯地削弱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了黨的工作人員的地位和作用。這不能不引起赫魯曉夫總書記的警覺和不滿，因為他自己的權威正是建立在黨的各級權力基礎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後，繼承權的鬥爭還沒有獲得最後結果，朱可夫的支持還舉足輕重，赫魯曉夫不會為此與朱可夫攤牌。相反，他對朱可夫給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並將他選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果然，當1957年赫魯曉夫與反對派作殊死較量時，朱可夫給予了他至關重要的支持。

貝利亞事件之後，在蘇共上層圍繞國家建設的方針問題，出現了重大分歧。

1953年8月，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的一次會議上答應不久要實行一種新的經濟政治政策，更多地注意消費商品的生產。這一宣告立即得到公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