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中國家各奔前程,大師辨個中殊異(1)

轉軌中國家各奔前程,大師辨個中殊異(1)

科斯:

我們可以談一談中國的問題。很多人曾經問我:俄國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我會立即回答說:「我對俄國抱極為悲觀的態度。這些人沒有問我與中國有關的問題。假如他們問我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我會對他們說:我對中國的前途相對錶示樂觀。這與一系列的環境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只能在中國找到,而在俄國卻是沒有的。第一個因素是家庭的重要性,尤其是家庭的聯繫方面。換言之,社會活動可以圍繞家庭關係展開。如果你對中國農村組織的稱呼——公社,與俄國的稱呼——集體農莊做個比較,你就會對兩者得出新的不同認識。當中國放棄「人民公社」時,中國人就可以立即退回到以家庭為基礎的農業結構上。中國政府隨之提倡了家庭責任制,這點你們比我更清楚。這意味著中國可以以家庭為基礎,甚至以家族為基礎進行農業方面的活動。從而,中國可以從**的制度過渡到一個可以運作各種鼓勵方法的制度。中國在這方面做得相對容易,雖然還很難說是最好的方法,但他們起碼是找到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能在社會組織上提供可行的辦法,那麼提出引進市場經濟亦不過是侈談而已。當俄國放棄集體農莊時,他們遇到的問題是一大群失業工人無法安置;還有一大群不適宜做企業家的官僚,俄國無法圍繞家庭做轉變,這就是非常深刻的不同之處。換言之,中國的社會結構使得它更為成功。當你要改變社會制度,按我的觀點(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你就要在那個社會裡找到可以幫助轉變的現存結構。人們不可以把一國的社會結構強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去。充其量,人們只可以基於本國的社會結構對它們加以改造。這就是中國展示出的特點。中國的家庭責任制搞得非常成功。開頭,這個制度還比較粗糙,並不十分完善,但其後逐步改善,現在,據說這種制度甚至已經成熟到可以「標準化」的地步。他們顯然是成功的。農民們現在可以向政府捐稅,他們可以生產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產品。據說他們(中國)的產量成倍地增加。我不完全清楚增加了多少,但的確是大幅度地增加。以上是中國具有的一個優勢。中國所具有的另一個優勢,就是擁有數量眾多的海外華僑。俄羅斯沒有這麼多的海外俄僑。貴國的海外華僑生活在市場體制下,但仍與大家庭保持著聯繫,保留著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又了解中國的體制,所以他們能與中國大陸的企業家合作。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中國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大部分是海外華人的投資。很明顯,你們得到的這種幫助是相當重要的,也是與俄羅斯的主要區別之一。

我要提到的第三點中俄差別是:總的說來,中國大多數普通老百姓已從轉換過程中得到了實惠。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他們得到了實惠,他們就不希望改革進程逆轉。相反,在俄羅斯,許多人生活得比以前更糟糕了。在中國,我感覺到大多數人民生活更好了。最後一點是你們的改革有上層的支持,也有來自底層的支持。所以,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國也能推行市場經濟。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資產。這種資產是俄羅斯人所缺乏的。而其他一些東歐國家並不需要。

米勒:

俄羅斯與中國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假設你們國家40%的總產值是工業創造的,當然你們知道具體的數字,但在俄羅斯,問題要嚴重得多。因為他們有同樣的缺陷,工廠同時又是城市。與俄羅斯情況相比起來,中國的國有企業規模非常小,大部分還是依靠農業。所以,我想你們發展的進程應該比俄羅斯快一些。

薩繆爾森:

有的人,像傑弗里·薩克斯和哈弗特,他們跑到前蘇聯去告訴俄國人應該採用休克療法,以此遏制通脹。這或許是個好主意,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政治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天才,你應該設法發現各種政策的最好的協調統一體。不過,中國的困難要好辦一些,使問題變得簡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只是我個人看法,對此,我不是很有信心—我曾經想為什麼戈爾巴喬夫把「民主」放在「公開化」之前,即使他決定把「公開化」放在第一位,或者他沒有這種政治能力來決定這個問題,但事實上這問題是被這樣決定了。結果是他交出了他的全部權力,使得原來的官僚凌駕於市場之上。公開化的目標是中央權力。有人認為,可能中國採取了相反的做法,你們頂住了原有勢力,保住了推動市場經濟進程的權力。

馬克維茨:

顯而易見,中國的改革十分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允許私營企業加入到經濟生活中;企業學會了向世界範圍提供商品和服務,還賺了錢。有趣的是中國進行了一項試驗,而非在整體經濟中一下動大手術,從而避免了例如俄國所遇到的問題。我不具體知道波蘭的改革工作進行得如何,但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不錯。部分原因可能是俄國不像中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擁有一支龐大的企業家隊伍。(稍停)我已經大大地離開了我的專業所長。

弗里德曼: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開始這個討論。第一是,中國有優於俄國的一個巨大優勢,這個優勢就是香港、新加坡、台灣、美國等等國家和地區的華人。俄國則沒有這樣的優勢。雖然有許多俄國人住在世界各地,但他們沒有海外華人那種葉落歸根的向心力,如人們在香港、新加坡、台灣所看到的。這樣的優勢,依我看有這樣的幾個原因。第一,可能是家庭的關係,人們互相走動往來,使國內的人了解到外部世界如何走在他們的前頭,他們又是何等的落後,從而造成一種壓力,促使他們去進行現代化建設。第二個原因是,海外華人向國內輸入了資金、創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香港人在廣東僱用的工人比在香港本身僱用的還要多。廣東之所以能率全國之先取得如此快的發展,亦是由於有香港的影響。俄國沒有這方面的優勢。第二個不同點是,中國(我不知是長期地還是短期地)被視為放開了經濟。她在政治改革前,先進行了經濟的改革。而俄國則被認為先進行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改革,而經濟改革居第二位。從短期來說,中國這是個優勢,可在改革的頭幾年避免衝突。但從長遠來看。將是個難題。你們的政府機構仍是高度集中的。這會使得事情越來越困難。再回過頭來談俄國與中國的比較。前天我剛好會見過佳格先生,他是俄國改革進程的主要設計者。我不止一次地問過他:「中國的農業改革是這樣的成功,鄧小平把農村中的生產隊責任制轉變為個人責任制,這非常成功,俄國是否也會這樣做,或者為什麼沒有這樣做。他說,俄國在舊的制度下經歷了70年,所有有作為的人、有能力去改造農村的人都陸續搬到城市裡去了。而現在仍在集體農莊的人不思改進。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一個好的答案,但它起碼體現了中俄的不同之處。中國經濟上成功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農業、小規模工業和零售業。而未受改革波及的地方是國營企業,而大型國有企業則是導致政治上的官僚主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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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師論衡中國經濟與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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