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辛苦永留傷疤(2)
先補充談一下薩特與加繆從義兄友情到反目成仇。全世界同時喜歡薩特和加繆的讀者幾乎無不為他們的決裂感到惋惜，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作簡要回顧：加繆首先在《阿爾及爾共和報》讚揚《噁心》和《牆》，作為回復，薩特在《南方手冊》推薦《局外人》。他們第一次會面是在《蒼蠅》總排演時，加繆走向前致意薩特，作自我介紹。從此來往頻繁，薩特甚至正式請加繆擔任《隔離審訊》的導演和惟一男演員，后因技術問題改變計劃。加繆聘請薩特加盟《戰鬥報》，並派他去美國採訪。投桃報李，薩特邀請加繆參加《現代》編輯委員會。他們一起出現在革命民主聯盟組織的大會主席台上，更經常一起娛樂、一起吃飯、一起開玩笑，情如義兄弟。但他們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背景、為人處世太不相同了，而他們從事的職業又太相同了。兩人都是公認的小說家、戲劇家、思想家、雜文家、政論家、筆戰家，而且都一樣執著介入政治，都在第一時間干預時政。因此，立場觀點方法有所不同是必然的。
事情爆發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加繆發表散論《反抗者》。薩特讀後不悅，決定《現代》不表態。但編委員大部分成員堅持表態，權衡利弊，讓薩特收回成命。薩特無奈同意了，但要求《反抗者》的反對者中最不懷敵意的人出面。於是在薩特默認下，弗朗西斯·讓松寫出文章。但相當不客氣。加繆惱火了，一氣之下給薩特寫了一封信，劈頭尊稱：「主編先生」。對薩特來說，這個稱呼意味著決裂的信號，因為加繆不會不知道，薩特最忌諱這種資產階級的禮貌稱謂。再加上加繆太過表露自尊心受傷害，這不，如此重要的文章，薩特沒有親自動筆，而指使下手充當打手，太不把他放在眼裡。更令薩特不悅的是，整封信充滿被傷害、被侮辱的酸味兒，自戀情結溢於言表。薩特一般歡迎反駁對罵，越劇烈越好，但瞧不起這種軟弱的求情。於是薩特公開答覆，題為《答覆阿爾貝·加繆》。凡讀過這封長信的人都記得精彩的開頭：「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來之不易，我將會惋惜您今天斷絕友誼，或許是該斷絕了。」《境況種種》之四，第九○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接著毫不留情地指出，加繆的虛榮心被傷害是因為知識淺薄，哲學外行，草率運用第二手資料和觀點，又怕別人點破百出漏洞。薩特進而不惜進行人身攻擊：妄自尊大、裝腔作勢、自命不凡、虛榮自誇、智力平庸、哲學毫無建樹。罵得加繆暈頭轉向。實在太刻薄、太損人，充分暴露薩特家長式的學霸傲慢，完全忘記自己口口聲聲宣揚的社會主義民主。
即便論高下，兩人各有千秋，薩特不一定絕對佔優勢：小說平分秋色，也許喜歡加繆小說的人更多一些；薩特戲劇思想深刻、內容豐富，但技巧不如加繆。薩特是地道的哲學思想家，有一套自己的系統，自己的本體論，在理論上、命題上自成體系，而且帶有一套自己的體系術語。但不能說加繆沒有思想，雖然在功底上、在體系上與薩特相比差幾個等級，但他更多從實踐中總結體驗並使之升華，更接近大眾哲學，更容易被大眾接受。比如《西西弗神話》世人皆知皆懂，都能說出個道道。而薩特的哲學思想直到今天對世人來說仍是一頭霧水，惟有專家才說得清一二，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然而當時兩人的行為方式不同，政治思想分歧太大。各舉一例：梅洛—蓬蒂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瑜伽信奉者與無產者》。聚會時，出身貧寒的加繆發難，認為該文嘲笑無產者。梅洛—蓬蒂竭力為自己辯護，並得到薩特的支持。加繆大怒，拂袖砰門而去，薩特和博斯特趕緊衝出去追他，苦苦挽留，但加繆仍拒絕回來。後來經人調解，事隔三月才重歸於好。在政治上，加繆比薩特更偏激、更極端，比如對待斯大林主義，薩特認為不可一概否認和一棍子打死，要揭露、要批判，但有些事情還得與蘇共法共聯合起來做。而加繆堅持認為斯大林主義等於法西斯主義，只有鬥爭和打倒。關於如何對待阿爾及利亞問題，分歧更大，眾所周知，不必細說。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薩特決不含糊，決不講情面，與加繆決裂是遲早的事情。所以也不能全怪薩特，儘管同情加繆的人一直占多數。再說，一九六○年初加繆車禍身亡，薩特立即在《法蘭西觀察家》(一月七日)發表悼念文章，寫得相當得體，漂亮的文字把深情厚誼涵在哲理中。
現在回到他與《現代》同仁艾田蒲和勒福爾所發生的衝突。艾田蒲是《現代》文學專欄的負責人，於一九五三年二月收到主編的一封親筆信，訓斥他專欄文章的一句話：「我寧可不跟斯大林納粹打交道，而跟真正的壞蛋、露骨的壞蛋、純粹的納粹打交道。」薩特指出：「換句話說，一言以蔽之，您寧可要希特勒分子而不要**分子。那天您曾問我，合作者的自由是否有限制。我回答錯了，是有一個限制的。您讓我發現您超越了限制，所以我認為，您的文章就是您想改換門庭的通知。」一向主張思想絕對自由的薩特，因一句話不合他的心意就把著名學者、散文家艾田蒲炒了魷魚。跟勒福爾的爭論更加嚴重，更加複雜、劇烈。一九五三年四月號《現代》同時登載勒福爾的《馬克思主義與薩特》和薩特的《答覆勒福爾》。勒福爾是《現代》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曾代表一批擁護薩特的知識分子。他明確指出：「薩特既不是**者，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批評薩特兩次錯位：一九四五年大部分知識分子追隨**和馬克思主義，他卻保持距離；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大部分知識分子遠離**和馬克思主義，他卻緊追不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