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八章 「事類」應用的得失

何謂事類？籠統地講，就是援古證今。但是，在這兒「援古證今」中的「古」，不僅僅指「古代」中的「上古」「遠古」，而且還包含著與作者同時和之前的所有事實、事件及其文章言辭等。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繹《易經》，旨在剖析64個卦像中逐一爻位的價值意義。其中，針對第63卦《既濟》的九三爻，周文王援引商代高宗武丁，歷經三年打敗鬼方國的故事，藉以解釋這一爻位所蘊含著「行必果、慎用小人」的道理；在第36卦《明夷》的六五爻，又借用商紂王叔父箕子，逃避亂世歸隱箕山的故事，來說明在「利艱貞」的大局勢下，置身這一爻位的劣勢者，應該採取的明智抉擇。這一切都是採用具體事件來講解世間哲理的經典範例吧。另外，在《尚書?夏書?胤征》中，當胤候奉命征討羲和時，則是直接引用了夏朝法令《政典》里的話「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而《尚書?商書?盤庚上》中，因為商朝頻繁遷都，民眾怨聲載道，盤庚便引用了傳說中古代賢人遲任的話「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這一些又都是選用以往字辭章句的原文，來說明道理的典型例證。所以說，運用現成的古典故事或著名言辭，藉以表達和強化作者的根本意圖，即所謂「事類」的寫作方式，原本就是古往今來，凡聖哲賢達在著述時一貫遵循的常識和法度啊。事實上，《易經》第26卦《大畜》的「象」辭就是「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大意是講：「天山大畜卦，就是提示君子要不斷學習前人的舉止言行，依此修養個人德行。」所以，這裡面所強調的道德理念，也是文學創作之所以要使用「事類」的價值和意義吧。

文學發展到楚辭階段，屈原和宋玉的作品，雖然延續了《詩經》的義理格調，但在「事類」方式上，他們多是選用歷史故事或遠古傳說，而沒有引述具體人物或確切書籍的原文。進入漢代，西漢賈誼《鵩鳥賦》又開始引用了《鶡冠子》里的原話，例如「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等；而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是直接挪用了李斯《諫逐客書》的「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種「事類」的應用，在他們文章中純屬偶然吧。但是到了西漢末和東漢初年，像揚雄撰寫《百官箴》時，裡面大量採集《詩經》《尚書》裡面的語錄言辭；而劉歆創作的《遂初賦》，很多就是轉述的周晉史料故事。由此開始，作者大量引用古文史料的「事類」創作手法，儼然司空見慣了。所以，東漢時期，像崔駰、班固、張衡、蔡邕等，更是在各自作品中廣泛採集「經史子集」，因而他們的文章不僅言辭豐富，而且義理飽滿，並成為恢弘傳統文化的一代風範。

自然界中，即便外形相似並在同一個地方出產的紅木姜子和牡桂，他們在藥性辛甘程度上也是顯著不同，這是各自特質本性所決定者。同樣，凡書寫文章的能力，雖然可以通過後天學習獲得，但具體到不同寫作者，他們各自所能達到的文學程度的高低，還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資秉性，而不以雷同。通常情況下，作家的「才氣」發自「內心營造」，而「學識」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飽學博識，卻始終才氣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資聰穎，但是即便到死，依然學識貧乏。單言文學創作領域，凡學識貧乏者，在情思義理的探微發幽之中，必定舉步維艱；凡才氣平庸者，於遣詞造句的博採眾長之際，必然捉襟見肘。這就是藝術創作中所謂「內才外學」的區別和差異。一切文學藝術作品的產生，都是心營臆造和舞文弄墨的人為展示，在這一「生產」的整個過程中間，作者的「才氣」則是「主宰」，而「學識」只是「附庸」，也就是起著輔助作用。所以說「才氣和學識」，只要符合中正典雅，並能夠順應時代需求，其必定成就非凡；反之，如果狹隘偏頗，即便喧囂一時，終將身敗名裂，更有可能遺臭萬年。像漢代的楊雄，足以堪稱年少得志和才華橫溢了吧？但他在《答劉歆書》中，也十分坦承地講到，當初只是因為進入石渠閣苦讀博學之後，才得以佳作連篇。由此可見，文學創作必須仰仗「內才」與「外學」的相輔而成，這是古往今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啊。像曹操也曾經在評價張某的文章時說過：「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類似這一段話所指出的：那些自身學識淺薄，卻偏愛攀附名家名作，由此產生的經不住推敲盤問的任何篇籍，不過都是孤陋寡聞的典型案例罷了。

自古以來，堪稱經書典籍者，莫不是情志義理醇厚，內含「事類」辭章浩瀚。所以文學天地，既是各類奇異才華的展示，更是多種淵博學識的競技。自楊雄、班固之後，文壇之上，各路英才俊傑，極盡個人之能事，如同捕魚圍獵一樣，肆無忌憚地搜羅經典語句，大張旗鼓地網織經典篇籍。但是，無論天資多麼聰慧，唯有博學多識，才有可能獨佔鰲頭。因為單憑一隻狐狸的皮毛，不可能集腋成裘；雞爪雖屬美味，卻需要採食眾多，才可能真正飽餐知足。然而，即便達到博學多識者，還需有精益求精的錘鍊和警醒，尤其在選用「事類」的言辭篇籍時，務必稽查核實，只有真正做到了表裡如一，才有能夠相得益彰，進而會有心想事成的結果啊。例如三國時期，在曹魏的劉劭《趙都賦》中有「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以佐證官職不在高低，只要足夠機智，同樣可以成就國家大事的道理。如此用典，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恰到好處。由此可見，文章中使用「事類」的關鍵問題，就在於要與作者意欲表達的意願和需求，必須契合的恰如其分；這就如同車輪軸承上的插銷，儘管自身短小，卻是保障車駕運行良好的關鍵所在啊。所以說，即便是精美絕倫的箴言佳句，縱然就是振聾發聵的經典故事，如果使用在無關宏旨的段落中間，則恰似把珠寶金玉纏在腳腕上，亦如把胭脂粉黛抹在胸前一樣了吧。

在文章書寫過程中，究竟如何運用「事類」的創作手法呢？其實，若能做到恰如其分，就是要在引用別人的原話時，完全像是作者自己說出來的一樣；如若選取的成語典故不貼切，即便是流傳千年的箴言佳話，依然於事無補，甚至弄巧成拙。像曹植，不僅才高八斗，更是文壇俊傑；但他在《報孔璋書》（原文已佚）中說「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大意是：葛天氏的歌聲，有千萬人傳唱，凡聽到的人，都不再欣賞《韶》《夏》古樂了。）這顯然引用失當，甚至過度誇張了。因為，《呂氏春秋?古樂》中則是「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大意是：古代葛天氏創造的歌舞，三個人手持牛尾，踏步唱八遍歌詞。）另外，在司馬相如《上林賦》中，確實存在「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的故事。但是，像司馬相如「千人唱、萬人和」的措辭，是用以誇飾迎合歌舞的人數眾多，雖然過分，尚有情可原。然而，若把三人歡愉的「葛天氏之樂」直接說成有千萬人高歌誇讚，則是對司馬相如用典的曲解吧。再者，陸機的《園葵》詩中有「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命難。」其詩句中使用的典故，或取自《左傳?成公十七年》中，孔夫子針對受刖刑失去一隻腳的齊國鮑牽，曾經說過「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或源自《左傳?文公七年》中，當宋昭公要驅趕公族時，其大臣樂豫勸說過「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據此而言，陸機在上述詩句中，若使用「衛足」或「庇根」，尚且有典可查，但「庇足」一詞幾近荒謬。這就是沒有恪守精益求精造成的缺憾。毋庸諱言，像曹植如此精明幹練，而陸機何等深沉細緻，都難免失誤。所以，凡作者無論才氣學識達到何等程度，在文章中「事類」應用上，都需要謹小慎微啊。再者，像曹洪在《與魏文帝書》中，把「河西」誤作「高唐」的故事，又有什麼值得嘲笑不止呢？大千世界，山中樹木原本良莠不齊，能工巧匠憑藉經驗和工具，便可以打造出來令世人嘆為觀止的精美器具。而在文學領域，經書典籍的優劣得失何嘗不也是如此啊！凡文人墨客，如果能夠精采攫取，並創作出來愈加完美愜意的舉世佳作，也就無愧於其他專業的行家裡手了吧。

總而言之：經史子集源流長，珠光寶氣霞萬丈；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援古證今無局限，事類取捨有常規；箴言典籍貴恰當，精益求精忌臆想。古往今來多少事，顛來複去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