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九章 苦行引發的教育聯想

「五?一」黃金周過後一個嚴峻問題擺在我家面前，因為妻子在銀川期間二姑夫他們希望王喜樂能去銀川上學，現在一切教育資源全向中心城市集中。但我明確反對；第一王喜樂還沒表現出足夠的自制力決不能離開夫母。第二學習能力是種造化也是機緣的綜合。

在一種猶豫氣氛中時間到了六月下旬。阿拉善盟要在8月承辦全國少數民族體育運動會，所以左旗各學校提前放假學生要排練各類大型團體操。這樣，我對王喜樂說起騎自行車去山西五台山還願的事，這件事我在十二年前就對妻子說了，因為早在1991年面對我家無男孫子的嚴重局面，我也是爺媽最後的一點希望，所以在當年內蒙古體育全運會期間我上了趟五台山並許下心愿——若日後上佛能賜得一個男孩，我將在他12歲這一年騎上自行車來還願。

「不去，不去，不去。」王喜樂說，「上次去銀川、烏海就苦死了，不去，說啥也不去。」兒子急急地說。

「問題是你爸爸以經許願了。」妻子說。

我把許願的事情給王喜樂細細說了一遍。

「怪不得你從小帶我騎自行車外出，原來早有目的。」王喜樂說，「那騎到五台山有多遠？」

「從地圖上看來回有3000多公里。」我說。

「太遠了。沒辦法，誰讓老爸許願了，那就地說話算數。」

兒子就這樣同意了，這也是體育精神特有的一種風彩——說話算數。

接下來是怎樣以專業的角度重購裝備。妻子去銀川出差特地為我選了一款一千元的專業越野自行車；給王喜樂選了一輛800元的賽車，及其它裝備。經過三天，一切準備停當，我們於2007年6月28號早上七點鐘從吉蘭太出發，開始了長達23天的還願之途。

在這23天中，我們只在五台山上與銀川分別休整了二天與三天，其作18天的騎行線路是——吉蘭太→烏達→鄂托克旗→烏審旗→伊金霍洛旗→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准格爾旗→河曲縣→偏關縣→平魯區→朔州市→方武縣→原平市→五台山→定襄縣→陽曲縣→太原→清徐縣→交城縣→文水縣→汾陽市→呂梁市→枊林縣→吳堡縣→綏德縣→子洲縣→靖邊縣→定邊縣→銀川→阿左旗→吉蘭太。在這艱苦異常的苦行中社會現實與教育問題從來沒有那麼清晰過，大腦所呈現的聯想不斷在一個大空間里轉動。

從戰略層面上講，這種路途遙遠的苦行僧生活，也許是對目前極端且不完整的學校教育的一種補充吧！因為現階段我們的學校教育對課程與教學法內的活動過度重視，過度強調課堂秩序以及鼓勵孩子好好學習的教學方法；要求教師必須是所任學科的內行和道德表率；師生必須共同向課程規定的學業標準努力，使其自身具有的功利性與日俱增。這種教育的問題是——孩子從小隻能從考試分數中得到恩澤，其真愛也只會圍繞分數利益來轉動，這種潛在的功利性也決定了孩子成為社會人後，他的真愛只會面對自己的家庭、家族、同學、同事才會流露，他一般只對自身利益，或自身集團利益比較關心。而這種心態的人容易成為投機分子，這種人渴望受益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不關心回報，他們也可以成為高技術人才，卻無法成為受社會信託的人。時間一長，功利教育中的教師從社會得到為數不多的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行為為別人做出了表率，為別人的幸福做出過什麼，只不過是他通過反覆知識訓練，幫少數人通過考試選拔，事業難續。

因此，苦行僧式的社會實踐教育必須要成為現階段家庭教育要考慮的重大問題。苦行僧式的社會實踐大自然會激發孩子對生活問題的好奇心，教師如何組織好這種以內心動機為特徵的教育活動會對教師的教育智慧提出很高要求，此時與其把教師看成是講師，還不如把他看成是對孩子生活的引領者；他必須要把不同學科知識綜合成對解決問題增長經驗富有意義的東西，這種實踐教育既要求孩子掌握改善生活的技術，還要學習獲得改良問題所需要的勇氣，這樣孩子不得不從自己小圈子裡的道德跳出來，積極謀求更大範圍的合作。

功利性教育的可怕之處是——孩子難以形成自我人格，成長中對自己的肯定必須通過他人提供線索，這無疑把自己的成長變成對他人的依賴。在這種教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雖然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具體生活目標會有所改變，但對於成功只有得到他人的承認方才有效，使得心理上對失敗有著無法抑制的焦慮。這種人無論年齡多大，其性情總像個孩子，社會行為總是任性及應付現狀的，面對實際問題時常會對自我行為發生知覺上的扭曲，無法對問題進行有效的改進。由於這種人在心理上有種保護不真實自我的需要，使之長期受著神經病癥狀的磨難。

苦行僧實踐教育的可貴之處是，能讓孩子面對現實產生自我意識，並生成變數很大的自我力量。一旦有了自我，人會無視友儕的希望，只服從自己內心的信念，只要達到了固定目標即為成功，對於失敗只會產生暫短的過失感。總體來說有自我力量的人，在對外部世界的理解與自知上是客觀的，他們的活動一般都依現實按照較長時間來規劃，因此也能堅持日程安排和計劃，能遵守做出的決定，能從可選的事情中做出果斷的抉擇，不會被自己的內驅力所傾覆，也能抵禦當時環境帶來的壓力，按照自己選擇的途徑引領自己的成功。

從戰術層面講，這種路途遙遠的苦行僧生活，關乎家庭日後的忠誠與通達。面對自然世界的困難，家長必須做到溫寬栗剛、性情無虐、腳踏實地才能解決問題；而孩子身上十足的匪氣，只有早早獲得自然的指點，日後對其品行的矯正與責怪才會大大減少，因為自然教育是世間唯一正確的永恆。

成長初期，每個孩子在性情上總是朝三暮四，思想不專，內心浮燥，求教不誠。此時，教育必須嚴厲，要不惜使用刑罰，也只有懲罰后才會出現溝通並建立規矩。但刑罰要有度，不能過分使用，若引起不良反抗，那隻會適得其反。問題是——這種完美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無法做到，因為人的妄心永遠比公正大。

天下唯有自然沒有妄心；四季不眷顧任何人的心思，任何違反自然規律的錯誤都會迅速得到懲罰，而成功也會及時得到獎勵，讓人做事變得積極而謹慎，使得同樣的錯誤不再重犯而成熟心智。如果同樣的錯誤反覆出現現，就象學生接而連三向老師請教同一問題這並不是虛心好學，而是對老師的不敬。老師最好採用冷處理的方式，不再回答學生的問題。只有首先規正了學生的求教之心，學習活動才有可能產生效果。

苦行僧式的社會實踐，是每個孩子在12歲之前都要著重經歷的，如果12歲了還沒有形成良好的自我約束，其一生有可能在蒙昧與混亂中渡過，生活行為總是依眼前利益激烈波動，而危機四伏。

特別是，這種路途遙遠的苦行僧實踐，既是對意志的磨練，也是對我這名體育教師的疲勞與恢復專業水平高低的檢驗，除了飲食結構必須科學外，微量元素及時補充也至關重要，不然大人小孩都會被這種高強度高密度的騎行拖垮。而路途中既享受樓堂館所又對風餐露宿淡然處之的生活情態，對人產生奢侈且不浪費的心性至關重要。一旦誰有了那種心性，那人生成功也就自然而然了。這種終極式的教育效果是任何書本知識都不會產生的，它只能發生在苦行僧式的實踐教育中，一朝得手，終身受益。

環境成就行為；預防優於治療。教育也一樣。優質教育的初級階段，主要責任不是對知識的學習，而是要讓孩子懂得社會的一貫常識，併產生優良品質。一旦孩子過了12歲還蠻橫無理，那最高明的老師也不會讓其變成智者。此時，對這類孩子要採用和緩的教育方式，過激的教導反而會使他們的行為出現偏激而犯罪，使得好心釀成大禍。

社會實踐教育是完善與不完善的完美結合，其保留的某些不完善是開展深層次教育的最佳契機。它會使教育過程顯得有趣，讓人感到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而每個人天生就有向生活學習相關知識的慾望，這種天性只有在那些善解人意且啟發力強的老師面前才能得以施展，這樣的老師必定在學術上具有權威。

如果在教育活動中老師的學術精神受到壓制，那教育活動自然會在誤區中轉悠。如果我們具體以數學教育的發展為例，其中的軌跡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數學對事物向高水平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數學教育是一種應用領域，它從數學以及近晚期的計算機科學和統計學派生出它的內部，從教育學派生出它的方法，從心理學、社會學、哲學和人類學派生出它的理論。社會上主要從事與數學方面有關工作的人比較少，其組成主要有三類：1、中小學數學教師；2、大學數學教師；3、較少量的數學研究者。儘管中小學數學教育工作者占數學從業人員的95%，除了本職工作外，他們在數學教育方面一般是不積極的。例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是世界公認的數學教育方面最強最積極的國家，他們只有大約10%的任課教師屬於當地的、州的、或省級的組織，不到5%的是屬於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團體。由於絕大多數數學工作者對數學本身並無興趣，他們大都不願意參加與數學有關的活動，數學教育的領導權無耐地交託給了大學的師資培養者和大學中極少數的數學研究者。

半個世紀前，幾乎所有中學教的數學是1800年代的大數學。數學教育工作者關心的事情有：內容——教什麼，課程安排——怎樣組織教學大綱，以及方法——怎樣最好地把教學大綱的內容教給學生。其中有些方面的內容是重疊的。教學改革的步伐很小，或沒有什麼變化。由於1957年10月4日，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伴侶－1號」發射成功，此舉標誌著西方失掉了科學領導地位的皇冠。在隨後的50年中，人們對有別於教育學領域的數學教育進行了意義深遠的新數學教改。它幾乎影響到世界所有國家。新數學主要是那些在數學教育上貢獻最小，卻又要把「數學教育提高到20世紀水平」的大學數學研究家們的一種嘗試。美國給予了這種活動以巨大的政府資助；英國則給予了私人基金會的資助，但其結果是十分可怕的。這種活動把諸如集合、非十進位計數、向量和矩陣、概率論和數理統計、以及形式邏輯這些新的內容介紹到中小學去，並向更低年級大力推行這種教育。例如，學生在小學開始學習文字題的代數解法（把「小虎比小明多五顆子彈，他們總共有九顆子彈」寫成T＝M﹢5和T﹢M＝9）。還採取了一個重大步驟，把演算法的注意力集中於象「對於任何a有a?1＝a這樣的更一般的原則性概念上去，以此來說明為什麼許多具體的數學計巧用起來沒有問題。」

新數學教育用於課堂教學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絕大多數數學教師面對自己也不十分熟悉的新數學內容和課程，被迫放棄了老一套有用的教學方法，轉向了一種即無啟發性，又脫離現實生活意義的應用教學結構。因此，雖然在代數課中還是向學生介紹分配律a?（b﹢c）=a?b﹢a?c,但學生卻難以充分了解分配律的實用價值，像33×23,0.5+0.8,（a﹢b）中那樣，或者在更高水平上去理解分配律,是把另一種單個的加法和乘法的基本運算聯在一起了。到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美國和加拿大面對從未有過的大批厭學學生及嚴重的情感問題，深感新教育對學生的成長具有很強的破壞性，他們迅速號召數學教師再不要使用新數學這一名稱。對新數學的回歸基本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回到基礎訓練方向，直接刪去比較新的課程，完全回到30年代大多數學生能夠理解與按受的課程範圍內；第二種是從數學課程的發展，只對選修數學的學生進行心理學研究的一般性運動。

經歷了新數學教育的慘痛教訓，現在歐美國家對學生的評價更多採用學分制，學生根據自己特性對學習科目的輕重有所選擇，這樣，從制度上減少了無謂學習情況的出現，讓他們在自己能夠理解的科目上多爭取學分，努力達到總學分要求。教師對有深度的教學，只針對有研究能力的學生，把他們帶到課堂內、或一個小組、或個別學生在一起工作。這種教育思維的改變，對人類大多數事業發展來說是種福音，因為世界95%以上的職業並不需要過於抽象的數學思維去解決問題，它只需要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緊密聯繫的樸素算數，去求解生活問題。

相對中國基礎教育而言，最近這些年好像成了某些理論家妄想的試驗場。每類專家總是過分誇張自己學科的重要，使得教育被拆的七零八落，而不能從整體發展方向觀察教育的本質。像數學專家只看數學，語文專家只看語文……使得教書技法頂替了怎樣育人。

世界上，對於缺少實踐教育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美國總統富蘭克林了。儘管富蘭克林在《窮理查德》中勸人勞動，但他卻不讓自己的兒子威廉從事任何體力勞動，他一心想把兒子培養成上等人。1751年，富蘭克林任賓州議會議員，他竟採取世襲制，讓他兒子接任議會辦事員。1751年富蘭克林帶兒子去英國，威廉進了倫敦的貴族學校。1762年牛津大學贈富蘭克林以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而在同一典禮上又增他兒子威廉以名譽文學碩士學位。由於威廉在英國有了忠實的夥伴，最終他成了美國死心塌地的叛徒，服務於英國。

號稱多面手能人的富蘭克林，他費盡心血卻培養出了一名叛徒兒子。這兒子所謂的叛，不僅指叛家，更指叛國。雖然富蘭克林多次規勸兒子，但均毫無效果。他一直無法原諒兒子的叛變行為，他唯一出氣的辦法就是在遺囑中把財產全留給女兒和孫子。

富蘭克林是用特權維繫「學而優擇士」教育的典型。這種教育最明顯的特徵是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排斥社會綜合實踐教育，使孩子缺少忠誠的夥伴，及知識沒有產生服務方向。

人類歷史明確告訴我們：那種「學而優擇士」教育所培養的人人格缺少穩定，其所產生的教育恩澤只有在特權穩定的保護下才能存活，一旦遇到外部因素競爭容易失去忠誠，一世而斬。

對於孩子的成長，從8歲到18歲其智力與體力還不足以進行艱苦且狹窄的學習活動，誰要愣這樣做則孩子會成為過早耗盡精力的犧牲品，其成長軌跡是：起先，這些年輕幼嫩的人，煞有介事地具有成人氣派，很是聰明，膚淺者會把這些看成是教育的優質成果並推廣。可當孩子長大成人，該成為大人的時候卻淪為孩子，他們性情浮躁，情感淡漠，缺少責任。

關於人的教育，對課本知識的學習必須要與社會有用的事實與良好的原則結合起來，否則智力會隨年齡的增長而變得遲鈍與衰退。很明顯，智力寄生於肉體，人類社會無論是政治偉人還是科學巨匠，及熱衷家庭事物的芸芸眾生，在其身心成長、進展和衰退的過程中，無不嚴格地體現出身體、智能與忠誠的共鳴關係。他們這些人沒有誰從小到大一直出類拔萃，他們都是不斷通過泛化的社會常識教育產生良好動機的，而成就自我。

人才，是那些能夠自我管理的人們，他們上天不分貧富貴賤為大地蒼生播下的種子，每個國家必須全力物色、培養、享用這些人才，這也是民族強盛的基礎。特別是在人才群體中，國家建設一支政治忠誠德才兼備的教師隊伍對一個民族有多重要，我們不妨看看以下事情也許會有更多的思考。

大清晚期，上海創造了一個所謂「對華門戶開方政策」而聞名於世。說來奇怪，這門戶開放政策的談判對象竟然不是中國。因為腐敗的清政府早以宣布「大清天下，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只要有助於鎮壓革命就國門大開，不存在開門不開門的問題。故美國所要求的開放，並非要求於清政府，而是要求於其他列強，即英國、法國等歐洲老牌資本帝國。第一，美國是一個新興資本帝國，其侵華歷史比不上英法老牌帝國深厚；其次，美國離中國太遠，比不上日本和沙俄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當時，中國這塊肥肉被英法日俄劃分成各自的勢力範圍，不許旁人染指。正是這樣，美國才要求「對華門戶開放」。

按理說，我對你開放，你當然也該對我開放。但實不然。任何一個美國人，不管了是達官富人還是流氓癟三，都可以隨時隨地大搖大擺地進入中國。但中國人卻不能隨意去美國。說是這會給美國帶來「低等人種之禍」。

早在1894年，美國同賣國的清政府簽訂過一個限制華工入境條約，這個條約有效期為10年。1904年該條約到期，理應重新修訂或乾脆失效。但美國國會卻在勞工聯合會頭目貢潑斯的催促下，表示一字不動地延長該條約。這個決議案首先在華工中引起極大的憤怒，他們紛紛致電清政府要求廢除此項不平等條約，否則就抵制美貨。但對清政府來講，洋人是萬萬不能得罪的，華工的呼籲當然就石沉大海，得不到反應。

正在這時，舊金山碼頭又發生了一起侮辱華人事件。有一批中國商人和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二名新聞記者，在碼頭受到美國移民局無理搜查和人身侮辱。記者馬上原原本本地把這個事情彙報給上海同行。於是上海商人和知識分子鬧出了一場當時震動清朝，同時又震動美國的抵美貨運動。

上海商務總會會長曾少卿領導了這場運動。曾少卿是當時正在萌芽的民族資本主義的代表，這個階級本來就感到美貨對中國的傾銷給中國工商業帶來的嚴重威脅，所以他們對抵制美貨的建議是願意採納的。

上海振臂一呼，全國群起響應。抵制美貨運動從1905年4月開始，一直持續了兩年，在這兩年內，美國對華輸出下跌了一半。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是馬薩諸賽州。馬薩諸賽的選民紛紛向州長洛奇提出質問。洛奇正愁眉苦臉。此時羅斯福不但不謀求妥協，反而火上澆油。他竟在報紙上稱：「美國作為一個強國，必須使中國人明白，在必要時用武力來使他們明白，他們不但不能搞什麼義和團來殺害他們不喜歡的外國人，而且也不能搞什麼抵制外貨運動來向強國施加壓力。」

洛奇見此，更是叫苦不迭，不知如何才好。此時恰巧一位長期在中國做傳教士的老朋友史密斯來看他。洛奇向朋友請教解決問題的良策。史密斯說：「中國會煽動鬧事的就是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很少，但能量卻很大。領導太平天國造反的是一個沒考上舉人的秀才洪秀權，搞戊戌宮廷政變的是廣東知識分子康有為，最近在搞反清運動的是一個留美留日知識分子孫逸仙。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個人主義者，你及早滿足他的願望，他就為你所用；否則，他就要造反。我最近才發現孫逸仙曾向清延進萬言書，如果當時清延接納了萬言書並委以重任，那麼，孫逸仙肯定就會成為梁啟超第二，而不可能成為後來的民國孫大總統了。

目前這個抵貨運動，實際上也是從知識分子惹起的。華工問題早已存在幾十年了，年年在鬧，但從來鬧不大。這一次牽涉了幾個商人和知識分子，問題就鬧開了，而主要鬧事者還是上海一批知識分子，中國的輿論操縱在一小撮知識分子手裡，商人講實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懼世事艱難的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既然為數極少，因此，其制服也易。我們幾十年來光懂得推銷商品，現在該輪到推銷知識分子的時候了。這叫精神產品。」

洛奇聽得入神，大笑不止，趕忙問道：「依你之見，此事如何去做？」

史密斯笑了笑說：「我最近想了一個辦法，不知是否可用？我們所得的庚子賠款，沒動用多少，我們乾脆做得漂亮，把款子退回給中國政府，也就是說，它不必繼續把錢支付給我們，而規定它把錢用來那家立一所大學，由我們美國人來培養中國學生。要知道，人的價值是無可限量的，他們將來為美國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計的。相反的，你瞧瞧，現在日本人正在大量的拉攏中國學生，如果我們不動手，就要落後了。」

洛奇茅塞頓開，心花怒放，他馬上拖著史密斯去見總統，把剛才說過的話原原本本又說了一遍。羅斯福聽了史密斯的高見，又一次大笑不止。羅斯福當夜就給舊金山海關移民局下了一道命令，說：「凡持有簽證的中國人，必須給以禮遇，不準刁難。如有違者，立即予以撤職。即使中國人的簽證有問題或有作偽，也不要給他們以刁難。中國人不懂英文，時常被欺領到假簽證，他們是受騙者，受罰的應是騙他們的美國人，而不是受騙的中國人。」

第二天，報紙都公布了羅斯福的命令，於是，一個夜晚，羅斯福來了個180度的反轉，忽地變成了關懷中國人的義士狹客。

美國一方面向清廷施加壓力，一方面拉攏了上海一批動搖的商人，另一方面又大吹特吹羅斯福的新姿態，這樣抵制美貨運動也就逐步瓦解了。

接著，羅斯福馬上建議退庚子賠款，並在圓明園舊址建立了清華大學，培養了一批美國需要的知識分子。

美國政府這一著棋立即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它的成效引起了洛克菲勒和摩根的注意。他們覺得這鰲頭不能由政府獨佔，他們也需要實業界自己的知識分子。於是這兩家也就出巨資，在中國境內大辦其大學。

這樣，北京有了協和醫學院和燕京大學；南京有了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學院；上海有了聖約翰學堂擴大之後產生的聖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濟南有了齊魯大學；成都有了華西協合大學；廣州有了嶺南大學；蘇州有了東吳大學；杭州有了之江大學；長沙有了湘雅醫學院。中國的大學幾乎有一半操縱在美國人手裡……

這段歷史足能讓人感到，現在中國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巨大風險來自何處，為什麼國門初開英語就能全面置於漢語之上，竟能成為評價各類專業人才的標準。實際上，英語只是種語言，而專業則是種科學，兩者沒有任何交集。在中國，至少99%的專業人員不是用英語解決實際問題，可英語卻對專業人士的專業能力的鑒別具有決定作用，表面上看這只是個天大的笑話，實際上這是主動將我們的漢文化置於弱者的地位，逼著國民嫌棄自己的文化。雖然學習是天下第一正業，但把外語置於自己母語之上的學習，顯然是強迫自己的國民另尋忠誠。

沒有好老師就沒有好學生；有什麼樣的學生就有什麼樣的老師。一旦本民族的文化被弱化，則意味著國民的尊嚴情態會不斷的惡化，他們會自覺不自覺的產生向原有社會規則發起挑戰的想法。人類歷史一直都在這樣走。

對於讀書，有的人所受的教育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正面的像馬克思在倫敦博物館讀書是為了寫《資本論》，探求人類面臨的困惑；反面的像類似歐陽修式的人，他們讀書是想做官，他讀書過程是受老師、父母或其他人的責令，這種讀書大半對社會不會有什麼政治意義。像過去中國歷代帝王儘管請了最好的太子傅，然而太子少有良才；今天我們把過去少年大學班的失敗經驗，奇怪地推廣到全國的基礎教育中，使得重點班重點人的教育便布各個角落。明擺著，這種缺少社會實踐的重點教育會把孩子的成長置於危險的荒野之上，所培養的人容易在國家安定時，他們會想盡辦法使自己在社會上吃得開，在國家需要他的緊要關頭，他會撇下一切，懦怯地逃命而去，這種彌天大罪最受世人所鄙視。

教育失去自然性與社會性，其教書活動必然書本化，他們所見的東西都是自己願見的，結果總是脫離實際。而天下單以書本為榮者都是愚人，誰也不能對其有所幫助，成長路上遇上了這樣的老師則是人生的不幸，因為成長初期誰對書本花費了太多的時間，日後必將成為人生的懶漢，他會拒絕接受顯而易見的現實。

牛會拉犁，羊會產毛。真正的師者以博學明德為世人送去教導與訓誡，用自身的影響幫助別人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活路標。真正的師者深知沒有經過經驗理解的學問，只會讓靈魂變成廢虛，並對生活的苦悶失去本事。真正的師者能爭辯任何問題，總在人們判斷力初發之時首先教導人們如何應用知識去實踐忠誠，把科學知識普遍傳播給不同人群而獲幸福。

迷昏與欺騙世上常存，世間常需高師教導來減少錯誤。如果誰在成長的過程中，自己的錯誤得不到師者的「敲打」，未來會因人昏事迷而被外力所用；如果能夠得到師者的敲打，日後其心智能抵擋他人成為自己的盜匪。

還願征途，艱苦異常，面對現實，聯想翩翩。7月22日晚上10點40，我們順利的完成了三千多公里的還願之旅。第二天，我問王喜樂對這次還願經歷有什麼想法，他說這次遠征自己就象成吉思汗麾下大將折別射出的箭，就在進入家門的那一瞬間——我自己都佩服死我自己了。

王喜樂重重的說話語氣與有力的揮臂動作驚到了我，使我深感社會實踐教育的神奇。對於成人，面對現實中的人與事所引發的聯想，是那麼的高遠而深刻；對於孩子，不斷在引領與交流中學習克服困難的技巧，用自己佩服自己開鑿自信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