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病女兒,以後就指望你了

我的精神病女兒,以後就指望你了

1

2016年2月的一天,彭中時獃獃地站在馬路邊,懷裡抱著幾件衣服,腳邊扔著一條毛毯。

他的妻子杜英此刻正全身赤裸著,一邊喊叫著一邊在車流中穿梭。所到之處,全是尖銳的剎車聲和急促的喇叭聲。被逼停的司機降下車窗,沖她怒吼著:「想死啊,傻X!」

我和同事在車流中追逐杜英,情況危急,我喊彭中時一起追,可他就像聽不到我的聲音一樣,依舊呆立在那裡。

五分鐘后,杜英迎面撲倒在一輛被她逼停的SUV上,用力地拍打著發動機蓋。司機從車裡下來,又憤怒又驚慌,想去拉扯杜英,卻又不敢靠近,看到我們過去,趕緊連聲說自己車早就停了,是她自己撲上來的。

同事沖司機擺擺手,示意他這並非交通事故。然後一邊按住杜英,一邊回頭找彭中時,見他還站在路邊,同事就朝他怒吼:「站在那裡看熱鬧哪!快把毯子拿過來!」

彭中時這才反應過來,俯身去撿毯子。剛把毯子撿起來,懷裡抱著的衣服又掉了一地,再伸手去撿衣服,毯子卻又掉了。

「別管衣服了,趕緊先把毯子拿過來!」我也忍不住朝他喊。

我和同事一人按著杜英的一條胳膊,把她控制在那輛SUV的發動機蓋上。杜英一邊嘶吼著一邊扭頭沖我們吐口水。我扭頭看彭中時,他還在那裡不緊不慢地往我們這邊走,又沖他吼道:「快一點!」

彭中時這才跑了兩步。

我們把杜英暫時控制在派出所的醒酒室里,等待送往精神病院。

「你他娘的以後能不能動作快點?!」同事一邊在受傷的手背上擦酒精一邊訓斥彭中時。剛才在大街上,他的右手被杜英狠狠咬了一口。

彭中時默默地點點頭,也不說話。他的目光有些獃滯,頓了好一會兒,才開口問道:「怎麼辦?」

「怎麼辦?送精神病院啊怎麼辦!」我心裡也憋著火,就因為剛剛彭中時的磨嘰,我被杜英吐了一臉口水。

「沒錢。」彭中時撂下一句。

我早就料到他會這麼說。我們不是頭一次打交道了。

杜英是轄區在冊的肇事肇禍精神病人,一犯病就在街上裸奔,時不時還會出手打人,平均一年要送三次精神病院。三個月前我就出過一次警,也是送杜英去精神病院,那次彭中時同樣說沒錢,做了一下午工作才把他說通。

「這次你們啥也別說了,必須讓她娘家出錢,我一個月就那麼點工資,上次送醫院的錢還是我借的,到現在都沒還……」

我只好打電話給杜英的父親,杜英的老父親在電話里顫顫巍巍地對我說,現在彭中時是杜英的丈夫,也是「法定監護人」,他出這錢沒道理。好說歹說個把小時,杜英父親才同意拿錢,但也只答應出一半,剩下的一半還是讓彭中時自己想辦法。

臨掛電話前,杜英父親指責彭中時現在就是「卸磨殺驢」,我手機開的免提,彭中時聽到了,激動地衝過來朝電話大喊:「老X玩意兒你一早就給我『做籠子』……」我急忙制止,趕緊掛了線。

就算只出一半錢,彭中時也不肯。杜英父親更是拒絕再與警方交涉,我們只好試著聯繫杜英的其他親屬。直到當天晚上,杜英的姐姐才同意趕過來,為妹妹交了另外一半醫療費。

杜英這才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2

彭中時54歲,是廠里行政科的「退休」科長——按理來說,他遠不夠退休年齡,之所以提前「退休」,也是因為杜英。

和那些後天吸毒致幻的病人不同,杜英的精神病是先天的,發病很早。有上了年紀的同事說,杜英20多歲時就發過病,那還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這些年,只要是在派出所工作過的民警,或多或少都和彭中時夫妻打過交道。

夫妻倆沒有孩子。彭中時說剛結婚時,他們也曾想要個孩子,但杜英一直沒懷上,後來,杜英發病越來越頻繁,便沒法再懷孩子了。醫生也說,杜英的病可能會遺傳,建議他們放棄要孩子的想法。

彭中時的家在小區靠近馬路邊的一棟六層公房裡,二人本來住在六樓,2004年,杜英在家中犯病後爬出了陽台,差點兒墜樓,後來彭中時就和單位領導申請換了房,搬到了一樓。

每次清查轄區肇事肇禍精神病人時,我都要去彭中時家。他家永遠亮著一盞昏暗的白熾燈,零星幾樣老舊傢具,除了一台舊式綠皮冰箱外,幾乎沒有任何家用電器。

2011年,我剛接手社區時,第一次去彭中時家,問起他家的生活狀況。彭中時無奈地回答我:「都砸了,還談什麼『狀況』……」大到以前家裡置辦的電視機、影碟機、洗衣機、空調,小到窗玻璃、鍋碗瓢盆、茶杯暖瓶,只要杜英一發病,這些東西便都難逃厄運。

「冰箱還是結婚時買的,用了20多年了,夏天漏水冬天漏電,但就是抗砸,結實。」彭中時指著嗡嗡作響的電冰箱自嘲道。電冰箱上傷痕纍纍,一側底座的腿斷了,墊著厚厚的紙殼子。

「這麼多年都沒有起色嗎?」我問彭中時。

他搖搖頭,說「時好時壞」,好的時候就在家睡覺,壞的時候就跑出去打人、裸奔。

「她這病是遺傳性的,天生的,沒得治……」彭中時告訴我,杜英的小姨當年也是精神病,和她現在一模一樣,不過十年前掉進河裡淹死了。

「結婚時知道這件事嗎?」我又問。

他頓了頓,說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話,怎麼可能和她結婚?」

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不久,聽他這麼說很不解,又問他,既然杜英家婚前隱瞞了她有精神病的事實,婚後發現了為什麼不離婚?彭中時當時並沒有直接作答,只是笑了笑說:「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我被他這話打動了。從那之後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我一直在儘力幫助彭中時。有幾次杜英深夜跑丟,我就開著車帶著彭中時四處找人。有時送杜英去精神病院,彭中時說自己錢湊不夠,我還給他墊過幾次治療費,前後大概有四五千塊。

3

但後來,有人告訴我,關於杜英,彭中時對我說的話並不都是真的。

2012年8月,我去居委會辦事,大家聊起了彭中時,我感慨說這些年他真是不容易,放一般人身上早就離婚了,「真是個好男人」。

居委會的幹事聽完就笑了:「你怎麼知道彭中時沒想過離婚?他光來居委會開證明就不下三次,要求居委會證明他和杜英的夫妻關係已經破裂,他好拿著證明去協議離婚。」

這的確出乎我的意料。看我不信,居委會幹事翻了半天,找出一張紙遞給我,說這是以前彭中時留在居委會的證明複印件,後來因為不符合規定,再沒給他開過。

「兩口子都正常才能協議離婚,像他這種老婆是精神病的,協議不了。」幹事告訴我,杜英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法律規定不能協議離婚,只能走法院訴訟。

「那他去過法院沒?」我問幹事。

她搖搖頭,說不知道,「應該是去過吧,當時看他離婚的態度還是蠻堅定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得替彭中時打了個圓場:「畢竟婚前不知道妻子患病,結婚後又照顧了這麼多年,於情於理也說得過去。」

「他不知道杜英以前有精神病?」幹事反問了我一句,瞪大了眼睛,「他彭中時跟你說結婚前他不知道?」

我被她問得有些蒙,只好點點頭,幹事意味深長地笑了。

「結婚前他知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這我們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杜英的爹是誰。」幹事撂下這麼一句便走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杜英父親的名字輸入警綜平台,頁面中的杜英父親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老頭:時年72歲,還有一個67歲的老伴。

我問身邊值班的同事,杜英的父親是誰。

「是誰?杜英他爹唄!」

這話等於沒說。

2013年3月,杜英的父親報警,稱女婿彭中時來家裡鬧事,還是因為杜英醫療費用的問題。我和師父出警處置之後,我又問師父,這老頭到底是誰?

師父是局裡的老民警,從警近三十年,跟彭中時一家至少打了二十年的交道。

「杜英他爹?杜書記啊。」師父回答。

「哪兒的書記?」我問。

「XX廠,不過早就退休了,你問這個幹啥?」

我就把那次和居委會幹事的對話講給師父聽,師父聽完,也笑了笑說,彭中時和杜英這個事兒,確實有些複雜。

4

1983年,杜英23歲,曾談過一場人盡皆知的戀愛——當時,她的男朋友是鄰市公安局局長的兒子,兩人是中學同學。

那時杜英的精神狀態還算正常,只是脾氣比較大,喜歡發火。之前談過幾任男朋友,都受不了她的脾氣。但在周圍人看來,這也是正常現象,畢竟父親是廠里一把手,「長公主」有點脾氣是可以理解的。

杜英高中畢業后便被安排進父親的廠里上班,公安局局長的兒子退伍后也分到了這個廠里。兩人同在一個科室,每天一起工作,兩人父親的職級也基本相同——在外人看來,這可是一樁「強強聯合」、門當戶對的好姻緣。

但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時,杜英的「准公公」卻突然叫停了這門婚事。沒過多久,公安局局長的兒子便和別的姑娘結了婚,並很快調走了。為此,杜英氣得一個月都沒來上班。

沒人知道兩人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只知道兩家當時還為此大動干戈。甚至兩個單位之間日常的業務往來,多少都因為兩位一把手的「不和」而受了影響。

後來,就有人風傳,公安局局長之所以叫停這門婚事,是因為他通過「一些途徑」了解到杜英的家庭情況,杜英的二姨和小姨都患有精神疾病,杜英母親雖未患病,但也精神暴躁。局長是老刑偵出身,看人頗有一套,第一次見杜英時,就覺得她「有問題」,很擔心病情會遺傳,便強令兒子和杜英分了手。

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就成了「杜英一家都有精神病,會遺傳,堅決不能碰」,以前那些和杜英處過對象的男人紛紛暗自慶幸,從那時起,就再沒人敢給杜英介紹對象了。

這話傳到杜英耳朵里,她又羞又氣,去公安局局長家鬧過很多次,但都於事無補。等局長兒子結婚後不久,杜英就真的發病了。

「杜英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本,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不一定都會發病,但會有潛在的危險,一旦出現強烈刺激引發自我暗示,十有八九就會發病。」師父解釋說。

「那彭中時呢?他和杜英結婚,難道不知道杜英的情況嗎?」我好奇地問。

「他呀,唉……」師父也嘆了口氣,欲言又止,「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選的,再苦再難也得走下去啊。」

5

師父和彭中時年紀相仿,他說當年自己差點兒和彭中時做了同事。

師父以前在農場開大貨車,1983年全國嚴打時被抽調到公安局,等嚴打結束,師父便留在了公安局工作。當年,彭中時是杜英父親廠子保衛科的臨時工,同樣也被抽調來到公安局幫忙。

「當時公安局人手不足,又怕抽過來幫忙的人不肯出力,所以上級就放出話來,所有抽來幫忙的人,無論在原單位是正式工、家屬工還是臨時工,只要表現好,都有可能留在公安局工作,局機關兩個名額,每個派出所一個名額。」

這話如同一劑雞血,一時間,所有被抽調來的人都幹勁兒十足。尤其像彭中時這樣的臨時工——他本來在原單位轉正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要進了公安局,哪怕只是做一名「工勤人員」,鐵飯碗也算是抱穩了。

「當時,彭中時鉚足了勁兒要在公安局轉正,是我們那批抽調來的人中工作最積極、表現最好的。」師父說,「本來我這個名額應該是他的。」

等到1984年年底,彭中時確實獲得了留在公安局工作的機會。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放棄了,公安局找他談話,他卻主動要求回以前的單位。周圍的人都為彭中時感到惋惜,甚至有人背地裡罵他傻——放著公安局鐵飯碗不端,偏要回去企業保衛處干臨時工。

師父那時和彭中時的關係不錯,問他為什麼要回去干臨時工,說就這麼走了多可惜。彭中時也沒多解釋,只說覺得自己不適合在公安系統工作。

但誰都沒想到,彭中時回原單位后不久,便抹去了身份上的「臨時工」三個字,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職工」。

大家這才明白彭中時拒絕留在公安局工作的原因——那個年代還沒有「公務員」這個概念,國企與政府機關都是「鐵飯碗」,但在效益好的國企,職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各種獎金,政府機關卻只有固定工資。

人們又開始紛紛感嘆彭中時本事大、路子廣、做人低調。一個20歲出頭的毛頭小夥子,從臨時工轉為正式工,還調了部門,這要沒有「通天的本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師父跑去問彭中時怎麼做到的,但他仍是一個字都不肯透露,以至於有段時間師父覺得他很「不江湖」。等嚴打結束,各單位抽調來的人員紛紛返回原工作單位,師父和彭中時的聯繫慢慢也就斷了。後來,他只是聽說彭中時在單位混得很不錯,已經當上了部門領導。

到1993年年初,已經轉為派出所民警的師父接到一起警情,才又和彭中時見了面。

「那天轄區一家單位報警,說有個女的無緣無故在他們單位門口罵人,見一個罵一個,單位保衛科趕都趕不走,所以報了警,我們到現場處置,根本沒法交流,懷疑是精神病人,就找那個女人的家屬來,結果來的竟然是彭中時。」師父說。

那時師父才知道,原來彭中時和杜英已結婚七年了。

6

直到很多年之後,彭中時才向師父承認,當年之所以他能「轉正」,就是因為他和杜書記做了一筆「交易」——那時候,他已被杜英的情況折磨得焦頭爛額了。

彭中時17歲那年從本市周邊農村招工進城,一直在廠里保衛科做臨時工,主要負責夜裡在廠區巡邏,那些正式工不願做的、出力不一定討好的工作,全都由他來做。彭中時工作很認真,領導也很欣賞他,多次給他打氣,稱但凡廠里臨時工有轉正的機會,他肯定排第一位。

彭中時當然想轉正,除了眼饞正式工的工資,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農家子弟,要是能夠進城工作並捧上鐵飯碗,就能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

只是,彭中時在保衛處幹了快五年,也一直沒有等到轉正的機會。在被抽調去公安局之前,廠里有同事好心勸他,這樣乾等下去沒有任何意義,還不如趁著年輕,趕緊自己想想辦法:「你也不看看,廠里多少家屬工都在等著轉正,裡面有多少是科室和廠領導的親戚,你一個臨時工,沒技術沒學歷,在這兒又無根無基的,什麼時候能輪到你?」

這幾乎是一語點醒夢中人。

也就是這一年,杜英發病了。

女兒的發病在杜書記看來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多年來,他一直擔心女兒像自己的兩個妻妹一樣,因此杜英高中畢業后,他就把她直接安排進自己的工作單位,想著女兒離自己近一點兒,自己能顧得上,只要將來結了婚,自己的擔心便能卸了大半。

沒想到,女兒的一場戀愛讓自己先前的計劃付諸東流,現在婚沒結成不說,女兒也成了一塊燙手的山芋。

「這麼說,當年是杜書記騙了彭中時?」我問師父。

「現在想想,也不完全是吧……」師父說。

彭中時自己也跟師父說過,杜書記原本看不上他,但他卻一直堅持不懈地追求杜英。當年正是他自己主動向杜書記表達意願的。

當時彭中時在老家有個未婚妻,是村裡媒人給他介紹的,一直沒結婚。彭中時原本打算先在廠里轉正,然後把未婚妻調進來做家屬工,但是後來,彭中時雖然轉了正,卻做了杜書記的女婿,老家的未婚妻來廠里找他,他就躲著不見。

師父還記得,那次嚴打,彭中時被抽調到派出所后,管第二人民醫院那塊地,負責街面巡邏。他總是時不時就「巡」到醫院裡去了,大家問他,他只說家裡有親戚在二院住院。

後來師父才知道,當時住院的並不是彭中時的「親戚」,而是杜英,就住在二院精神科。

「可能那個時候彭中時就有所打算吧。」師父說。

「他沒想過和患有精神病的杜英結婚意味著什麼嗎?」

「後來這事兒『穿』了,彭中時才說了實話——他有個哥哥,在老家務農,當年哥哥幫他出主意,讓他娶了杜英,杜書記肯定會幫他解決轉正問題,不然的話,他終究就是個『臨時』的,遲早有一天會被單位掃地出門。」

「可是杜英已經發病了啊,和她結婚,以後怎麼辦?」

「彭中時的哥哥說很好辦,結婚之後轉了正,找個機會調到其他單位去,杜書記就管不著了,到時再離婚就是了。哪怕離不了婚,還可以把杜英送回老家來,他負責看著。」師父說。

彭中時認為自己的哥哥不會害自己,這個辦法雖然有些缺德,但對於改變自己境遇而言,的確是個好辦法。但彭中時不知道的是,哥哥之所以給他出這個主意,就是為了讓他通過轉正拿到城市戶口——按照老家的規矩,如果他拿到了城市戶口,便失去了家裡老房子的繼承權。與杜英結婚之後,當不堪妻子精神病折磨的彭中時準備按照當年哥哥的提議,將杜英送回老家時,哥哥卻以「嫂子要喝(農)葯」為由拒絕了他。同樣,閱人無數的杜書記直到退休,也沒讓彭中時「調走後離婚」的算盤打響。

「按照法律規定,杜英是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暫時不能結婚,但杜書記找了關係,還是給他們辦了結婚手續。」師父說,當時,杜家遲遲不願承認杜英得了精神病,只說她就是受了刺激,一直拖到彭中時和杜英結婚之後的1990年,杜英才第一次去做了精神鑒定。

杜書記的算盤是,只要結了婚,彭中時便成了杜英的法定監護人,只要確保自己退休之前兩人別離婚就好——等自己退了休,彭中時再提離婚,他就可以以自己「無監護能力」為由拒絕。雖然這樣做有些坑人,但為了自己百年之後女兒能有個歸宿,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兩家就這樣相互算計唄。」師父笑笑說。

7

1998年,杜書記退二線,臨退休前兩年,把女婿彭中時扶上了行政科科長的位置,算是給女兒一個保障。

杜英的病情並沒有多少改觀,還是經常犯病,犯病後有時打人、有時在街上亂跑。彭中時雖然照看著,但早已是人心思變。

「老丈人退休之後,彭中時找過一些單位想調動工作,甚至還來過公安局。」師父說,杜書記雖然退了休,但在本地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其他單位的領導既不想得罪杜書記,又不願調一個家裡有負擔、無法專心工作的中年幹部來自己單位,所以彭中時一直沒能成功。

「彭中時也來找過我打聽過精神病人離婚的事情,我雖然比較噁心他的為人,但還是幫他問了,很遺憾,像他這種情況的確有些難度……」

2000年左右,彭中時以「婚前不知杜英患有精神病,要求判決離婚」為由,將杜家告上了法庭,因為那時他已經確定,自己與杜英協議離婚無望,只能走訴訟離婚的路子。

一審法院先進行了調解,彭中時願意把夫妻名下的所有財產都給杜英,以換取和杜英離婚,但杜家沒有同意。彭中時提起訴訟,要求判決離婚,但因離婚後杜英找不到有效監護人,法院並沒有判決離婚。彭中時又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也沒支持他的離婚請求。

日子還要繼續過,但經過這一系列風波,彭中時與杜家已是劍拔弩張,徹底撕破了臉皮。彭中時說是杜家吃定了他,要毀了他的一生。杜英的父親則稱彭中時喪盡良心,靠杜家上位,目的達成便要「甩坨子」,「純粹就是過河拆橋」。

最無辜的只有杜英,由於丈夫與娘家鬧得不可開交,她的日常看護一直是個大問題。有時候連按時吃藥都保證不了,以致發病越來越頻繁。

「後來彭中時有些事做得過分了,還差點兒把自己『折進去』。」師父說。

2004年,彭中時見離婚無望,索性不再回家,在外過上了「家外有家」的生活,將杜英一人丟在小區的住所里。結果那年四月份,被獨自鎖在家裡的杜英攀上六樓陽台企圖出門,差點兒墜了樓。

公安機關找彭中時談話,彭中時拒絕見面,公安機關只好聯繫彭中時所在單位,讓他們向彭中時轉述,說如果再這樣下去,可能會涉嫌重婚罪和遺棄罪。

見不管不行,彭中時只好搬回家繼續和杜英過日子,但他又想了一些別的「點子」。

「不知道誰跟他說的,精神病人觸犯刑法後會被強制送醫,費用由政府承擔。2005年年關前後,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給杜英完全停了葯,結果杜英犯病,上街打了人,對方輕傷。警察出警之後確實給她強制送醫了,但彭中時卻發現,自己作為法定監護人,還要負責賠償受害者損失……」

「杜英娘家那邊呢?杜英總歸是他們的女兒,也不能就這麼坐視彭中時亂來吧?」我問師父。

「杜書記說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自己現在也確實無能為力了,一是自己的大妻妹因為有病一生未嫁,岳父母過世后自己和妻子還要負責照顧大妻妹;二是自己和老伴年紀也大了,身體也不好,確實沒能力再把杜英接回家了。」師父無奈地搖搖頭。

居委會、街道辦、派出所,甚至杜書記以前所在單位的退休辦都去杜家做過工作,但杜書記那邊也是鐵了心吃定彭中時了,只說除非有人主動承擔杜英的監護義務,不然誰說也沒用。

「我跟這家人打了半輩子交道,現在社區歸你管了,他家的事兒,唉……」師父最後又嘆了口氣。

8

2015年2月,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公安局要求重新匯總轄區在冊精神病人的情況。當時,杜英精神狀態已經極不穩定,我找彭中時要求他加強看護,但彭中時卻說自己最近肝臟出了問題,要去武漢住院,照顧不了妻子。

無奈,我只好又去找杜書記。

在杜家,我一提到彭中時,杜書記便忍不住開口罵了起來。言語中倒也不避諱,直說自己當年看走了眼,本以為彭中時是個踏實厚道的人,自己幫他轉了正,提了干,想給女兒留個可靠的託付,沒想到他竟是這種人。

「彭中時現在對外說當年結婚的時候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這純屬放屁!那時候杜英有病這事兒,全廠都知道,就瞞著他一個?結婚之前我還問過他,他說么斯一直就暗戀杜英,只是覺得自己配不上她,之後願意照顧她一輩子……

「杜英這病好好控制的話,根本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都是因為彭中時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壓根兒不想好好給杜英治,她才走到現在這個境地……

「他彭中時當年就是個看大門的臨時工,要不是我幫他,他這輩子也就能看個大門了,全廠三百多號臨時工,憑什麼讓他轉正?憑什麼!」

杜書記罵得停不下來,我幾次想插嘴打斷都沒能成功,只好耐著性子繼續聽他說。直到他終於說累了,我才試著問了一句:「如果當時沒有彭中時的主動追求,你打算怎麼處理杜英的事情?」

杜書記愣了一下,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沒再說下去。

而彭中時那邊,同樣也是一腔怨氣。

2015年6月,看護杜英四個月的杜書記找到派出所,說杜英在家犯了病,要求我把彭中時「找出來」送杜英去醫院。

我聯繫彭中時,他先說自己在武漢治病,又說自己在長沙辦事,所里有同事恰好當天過早(吃早飯)時遇到過彭中時,拆穿了他的謊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才不情不願地來了派出所。

從精神病院返程的路上,彭中時又開始訴說自己這些年來看護杜英的不易,我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著話,直到他把話引到警察頭上:「你們警察每次也就跟著送送,從來不說幫助解決一下費用什麼的。」

我開始沒搭理他,但開車的同事沒忍住,和他吵了幾句。彭中時一直不住嘴,我也火大,便問他之前送杜英去醫院時幫他墊付的幾千塊錢什麼時候還我。

彭中時不吭聲了,半天沒說話。

同事說:「那是李警官自己的錢,幫忙還幫出仇人來了?彭中時你也是每月有工資的人,至於這樣嘛。」

彭中時嘆了口氣,又抱怨起來:「還不都是杜英害的,早知道家裡有個精神病人是這種情況,我寧願打一輩子光棍!」

我索性把他和杜英以及杜書記當年的事情挑明了,原以為他要辯解一番,不承想彭中時並沒洗白自己,只是低著頭說,自己這些年已經為杜家做了很多事,足以報答當年杜書記對他的「栽培」了。

「我現在就是後悔啊,為了個么X『全民所有制職工』身份,娶了他家閨女,結果把這輩子都搭進去了……」彭中時又開始絮叨個沒完。

他說,自己的「仕途」就止步於杜書記退休——他34歲當上行政科科長,此後再未升遷。一是由於背後的「大樹」退休了,二是因為妻子杜英的病始終讓他無法專心工作,動不動就要請假陪護,單位幾任領導對他都有意見。

2008年,廠里實行「幹部競聘」,46歲的彭中時落選了。領導找他談話,安慰他說:「這些年一手抓行政科工作,一手抓家屬病情,著實辛苦,退下來也是好事,一方面給單位年輕人一個機會,另一方面也可以專心給妻子治病。」

從此之後,彭中時幾乎就成了單位的「編外人員」,開始時彭中時還耍脾氣不去上班,領導打過幾次電話之後,就再也沒人主動找他了。他的收入也只剩下基本工資,單位的各種獎金、補貼、福利都和他無緣了。

彭中時說,當年廠里有些和他一樣的臨時工,後來看轉正無望,紛紛另謀了出路,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做點小生意,現在大多家庭和睦、有車有房,其中有幾個還發了財,舉家搬到武漢去了。現在看看自己,「要啥沒啥,連個孩子也沒有,以後自己老了,誰來送終」?

「你看,我留在廠里幹了五年保衛科,結果走了的人都發了財;當年我把留在公安局的名額讓給老宋(我師父),結果後來他趕上了『公安改革』,從開大車的司機變成了公務員,『金飯碗』!老家那個女的,後來聽說嫁了個有錢的,生了倆孩子,在荊州做買賣;就我,娶了個領導閨女,本以為能搭上順風車,結果賠上了半輩子……」

彭中時說自己也無數次動過「一走了之」的念頭,但思來想去,又怕真的背上一個「遺棄罪」坐牢,那樣的話,原單位會毫不猶豫地把自己開除,連現在每月那點兒基本工資和以後的退休金都沒了。

「你當年也有機會來公安局工作,如果你過來了,現在鐵飯碗也端上了,也不用這麼麻煩了不是?」同事說。

「那時還不是杜老頭攛掇的?他說杜英的病就是那個公安局局長給弄出來的,我要是去了公安局工作,這輩子也別想進他家門……」彭中時說。

「你他娘的非得貼著他嗎?你來了公安局他還能管得到你?」

「那個……」彭中時可能還有話要說,但半天沒有說下去,之後便沉默了。

尾聲

2018年年初,師父退休。那時我已離開派出所,回去參加師父的退休宴,哪知去酒店的路上,竟又遇到了杜英在街上犯病,原單位的同事小顧和老楊正在處置,彭中時依舊在一旁呆立著。

下車幫了一下忙,又回到車上,師父沖我打趣說:「我還以為你也會跟他家打上20年交道呢,沒想你走得倒是快。」

「你走了有我,我走了有小顧,哪天小顧走了還會有別人。對我們來說就是份工作,但對彭中時來說……」幾年過去了,我忽然有些可憐他的境遇。

「路都是自己選的,咬著牙也得往前走不是?」師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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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藍的故事2:局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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