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譯序

汪劍釗

1981年秋天，在毫無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被杭州大學錄取為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記得當初收到通知書時內心那份愕然與酸楚。於是，我幾乎是完全「被動」地開始面對此前完全陌生的一個個西里爾字母，懵懵懂懂地走進了十七歲以前連做夢都不曾進入的世界。事後我想，大概冥冥中真有命運那麼一回事，它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藉助生活本身，略帶「磨難地」讓我去貼近了沉重的俄羅斯文學，貼近了（包括普希金在內的）憂鬱的俄羅斯詩人。

進入大學以後，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詩人夢，在進行大量的詩歌「練習」的同時，逐漸發現了「我的普希金」，以及其後的「我的勃洛克」、「我的吉皮烏斯」和整個「白銀時代」的詩歌，最終喜愛上了俄羅斯文學。這種喜愛部分來自於老師們課堂上的介紹，但更多的是通過我自己如饑似渴地課外閱讀。我永遠無法忘懷第一次閱讀《致凱恩》時所感受到的那種美妙的刺激，「我憶起了那美妙的一瞬：我初次看見你的倩影，那如倏忽的曇花之一現，有如純凈的美底精靈」（如果我的記憶無誤的話，那應當是查良錚先生的譯筆）；我也同樣無法忘懷第一次閱讀《葉甫蓋尼·奧涅金》時的體驗，當我讀到達吉雅娜給奧涅金的那封信時，我深深地為戀愛中的少女那真摯與謙卑、大膽與期待、羞澀與執著所混合的表白所打動，「結束了！重讀一遍都害怕……我害羞和恐懼得不得了……可是你的名譽是我的保障，我大膽地把自己信託給它……」幾乎每一次誦讀，伴隨這個結尾的便會是我奪眶而出的淚水。而每一次從迷醉中醒來，我隨即就會清楚地知道，隱藏在作品背後實際打動我的是浪漫而多情的詩人普希金。是的，普希金，一個有著黃金質地的姓氏，一個有著大炮（普希金這個姓氏在俄文中的詞根就是大炮）轟鳴似的音響的姓氏。

1799年6月6日（俄歷5月26日），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生於莫斯科一個世襲貴族家庭。父親是一名退伍的近衛軍軍官，熱愛法國文化，有很高的文學造詣；母親的祖父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漢尼拔，原是非洲一位酋長的兒子，后被彼得大帝收為養子，並被派往法國學習，他在工程和數學方面很有天賦，並在作戰中屢建奇功，因此被冊封為貴族。對母親家族的這段傳奇歷史，普希金頗為自豪，曾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敘述和描繪。1811年，普希金進入皇村學校學習。這是一所新開辦的貴族學校，辦學者的初衷是為沙皇培養政治人才，但當時恰逢斯彼蘭斯基的改革，學校聘用了不少進步的教師，因而帶有較多的自由主義色彩。他在這裡正式開始了自己的詩歌活動，並以一首《皇村回憶》贏得了整個俄羅斯詩壇的矚目。皇村學校畢業以後，普希金進入外交部任職，在一種閑散的生活狀態中，普希金開始了更加勤奮的寫作。在短短的二十年時間裡，他的天才在各種文體里都得到了展示，除了讓他名滿天下的抒情詩、敘事詩以外，他在小說、戲劇、文論等領域都有出色的表現，為其後的俄國文學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毋庸置疑，在俄羅斯文化發展史上，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是一個絕對無法繞開的現象。許多研究者認為，正是普希金的出現，不僅使純正的俄羅斯民族文學得到了確立，而且使俄羅斯語言也獲得了標準，如果說此前的羅蒙諾索夫在理論上為俄語闡明了方向的話，那麼可以說，普希金的文學實踐使這一理論得到真正的貫徹和完善，他「一個人完成了兩項在其他國家需要一個世紀甚至一個世紀以上才能做到的工作」。正如別林斯基在《一八四〇年的俄國文學》中所稱：「正是從普希金開始，才有了俄羅斯文學」，他認為，由於普希金的出現，使俄羅斯文化與歐洲文化之間的交流發生了一個跳躍性的變化，「這已經不是介紹俄國認識歐洲，而是介紹歐洲認識俄國了」。或許正是上述原因，普希金贏得了「俄羅斯文學之父」的美譽，而他生活的年代也被後世看作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或許是天妒英才的緣故，在詩人的才華尚未完全施展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悲劇性的事件：1837年2月8日（俄歷1月27日），他在與法國流亡貴族丹特斯的決鬥中受了重傷，兩天後不治身亡。關於他逝世的消息，新聞界作了如是報道：「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隕落了」。

在普希金身後，有關他的評論文章和研究專著無以計數，真稱得上汗牛充棟。這裡，我們不妨摘引一段別林斯基對他的詩歌所做的評價：「在它裡面，古風的優美，嚴峻的樸素，跟浪漫主義詩歌搖曳生姿的迷人躍動融而為一；在它裡面，華美的音響，俄國語言的全部力量，淋漓盡致地顯現了出來，它像波濤的隆隆聲一樣柔和、甜蜜、徐緩；像樹膠一樣纏綿、濃郁；像閃電一樣明亮；像水晶一樣透明、純凈；像春天一樣芬芳、迷醉；像戰士揮舞的寶劍一樣堅強、有力。在它裡面，有誘人的無法形容的嬌媚和柔美，有耀眼欲醉的光彩，雋永圓潤的情致，語言與音韻無比豐富的旋律和和聲，有創作幻想與詩情表達的無窮喜悅，無窮魅力。」他繼續說道，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普希金的詩的特點，那麼可以說，「這主要是一種詩情的、美術性的、藝術性的詩句」，而理解了這一點，也就「抓住了普希金詩歌激情的全部秘密」。這位同時代的批評家的論述主要是針對俄國讀者發表的，我想，它們也同樣適合我們中國的讀者。

在中國，普希金不僅是被譯介得最多的俄國作家之一，而且也稱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西方詩人，在「中俄文字之交」中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論者認為，「說他的創作已經融入了中國新文學創作的血脈，一點不過」。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早在1908年，魯迅以令飛為筆名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章重點介紹了八位歐洲浪漫主義詩人，其中便有普希金，「俄自有普式庚（即普希金），文界始獨立，故文史家芘賓（現通譯為別林斯基）謂真之俄國文章，實與斯人偕起也」。魯迅在文章中再次確認了別林斯基的觀點，為中國讀者接受普希金提出了一個引導性的意見。

考察「五四」以後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我們可以隨處感受到這位皮膚黝黑的俄羅斯人的影子，而在新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我們都能發現普希金的中國傳人，在這些詩人中，有的從內容到形式都曾經進行過悉心的學習，有的則在詩歌精神、觀念和風格上受到過啟迪，其中不乏一些能夠標誌中國詩歌時代轉折的大詩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北島、舒婷等。在很多中國人的心目中，普希金這個名字便與關於俄羅斯的民族想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只要提及那一片廣袤的土地也就會極其自然地想到普希金。

作為俄羅斯現代文學的奠基者，無論是生前身後，普希金一直是他的同胞們的驕傲。外國訪問者或遊客來到俄羅斯，在與當地人士接觸時，只要一談到普希金，馬上就能贏得普遍的尊敬，話題就會隨即打開。各類書店的售貨員，只要一見到異鄉來客，十有八九都會向他（她）推薦民族詩人普希金。今天，歷史的腳步已經踏進了21世紀，那麼，19世紀的普希金還能給我們以什麼啟示呢？除了文學史的意義，普希金這個名字還有什麼現代性的意義？我們現在是否還需要閱讀普希金，或者說普希金的詩歌在什麼層面上與我們當代的生活發生關係呢？如果是的話，是什麼東西支撐著19世紀的普希金來感動21世紀的我們？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他對美的敏感。對此，我們也可從兩個方面來認識。其一，普希金對藝術形式的探究。文學的發展並不按照進化論的原則，美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恆定性。閱讀普希金的詩歌，讀者就會發現，它們有著繁複多樣的內容，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而這些豐富的內容大多被置放在一個個美麗的形式中，樸素鮮活的語言、和諧的韻律、悅耳的節奏、生動的比喻、深刻的象徵，凡此種種，都賦予了庸常的現實以浪漫主義的光芒。其二，他藝術地看待生活的態度。無論是面對大自然的災難，還是日常生活的挫折，抑或是異性的拒絕，詩人都葆有一顆赤子之心和一雙充滿發現的眼睛，因此總是能夠激發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滿懷欣喜地去攝取其中的養料，甚至能夠在否定的現象中挖掘肯定的因素，然後，運用自己發達的理性去梳理它們，乃至最終選擇個性化的語言來抒發自己的感受。

其次則是他自覺的公民意識和知識分子的良知。普希金在履行自己審美使命的同時，從來不曾忘卻一個公民的道德使命，他時刻意識到自己作為俄羅斯人對俄羅斯民族所應承擔的責任。詩人崇尚自由、民主、真理、正義等理念，並且把它們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對一切專制、奴役、暴力、不公。他在堅持這些理念時，感到了自信和力量，為此，詩人時常會把同情的天平向「小人物」一側傾斜，並且，他不惜與最高統治者發生衝突和抗爭，表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普希金以他一生的創作和經歷告訴我們，在缺乏詩意的社會中，做一名詩人是光榮的，但支持這份光榮的，則必須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第三點則跟人本身有關。閱讀普希金，我們不能不注意到詩人創作中始終洋溢著的人道主義理想，它們最大程度地凸現了詩人博大的愛心，體現了他對人的情感世界的重視。眾所周知，在普希金的文學遺產中，愛情詩佔有很大的比重。愛情，這兩個動人的字眼，在普希金的詩歌辭典里，稱得上是關鍵詞中的關鍵詞。固然，他的不少抒情詩都是獻給那些激發過自己靈感的異性的，其中有著對溫柔的渴望、對青春的讚美、對時間流逝的感慨、對絕望的咀嚼、對愛的歡樂與憂傷的流露、情慾與精神的衝突，等等；令人驚嘆的是，如此豐富的篇章，卻絕少有雷同的表現。這一切，由於詩人天性的純潔而感人至深。不過，看待對普希金筆下的「愛情」，我們不能停止於偏狹的理解，正如稍後於他的萊蒙托夫所說，那是一種「奇異的愛」，它常常包括有友誼和同情的成分，蘊藏了深刻的社會內涵，也因此能贏得廣泛的社會影響。

最後，我想指出的是，詩人只活了短短的38歲，但他畢生都在肯定生命的價值，抗擊生存虛無主義的侵擾。1936年末，他在《哦，不，我並不厭倦生活》這首據稱是最後的詩篇中還說道，為了生活中的好奇心，為了「想象中親切的幻夢」，為了溫存的感受，為了所有的情感，應該熱愛生活，渴望生活。儘管詩人不斷遭受到命運的打擊，他在創作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觸及死亡、痛苦、孤獨、絕望、悲傷等主題；然而，他都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將它們內化為新的力量，在詩意的層面上加以提升，從負面的現象中找到正面的因素，使之成為「明亮的憂傷」、「痛楚的甜蜜」、「絕望背後的希望」、「死亡之後的新生」，這些都非常貼近我們當代人的行為選擇，更是一種面向未來的人生觀，它們體現了一個古典詩人超前的現代意識。

1834年，果戈理曾經預言，像普希金這樣的俄國人，兩百年才能出一個。但是，兩百年已經過去，俄國似乎也還不曾有新的普希金誕生，它再次說明了這位俄羅斯詩人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創性。追憶似水年華，我本人大學畢業也超過了三十年，並且早已擺脫了當初「被動」地學習俄語的尷尬和懊惱，轉入了「主動」地吸收俄語詩歌營養的興奮與慶幸。在此期間，普希金和他所奠定的標準俄語，始終如同我生命里的血液一般，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滲透在我的文字生涯中，令我獲益匪淺。如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俄語詩歌已成了我的「第三隻眼睛」，我的「天眼」。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詩選主要依據蘇聯科學院出版社於1957年出版的十卷本《普希金全集》，從中選譯了三百餘首抒情詩。就已完成的這些譯詩而言，我自然期望能在前輩們的「百尺竿頭」上，稍進「一步」（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滿足普希金遠遊東方的夙願，告慰他的詩魂），但這一目標是否已經達到，則需要經過同行和讀者們嚴格的考驗。我等待來自各方的評判與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