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道派」和「統制派」

「皇道派」和「統制派」

要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是一根筋地走上軍國主義之路的話，也不太確切。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經出現過一段短暫的民主政治時期，大致從1920年原敬內閣成立開始一直到1932年少壯派軍官發動「五一五」事變為止。這一時期被後來的史學家稱為日本歷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這一短暫的歷史時期之內，日本國內民主自由氣氛濃厚。明治時代以來，日本逐漸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與思想，使得國民開始逐漸認識並接受民主政治。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政黨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閥內閣走上了歷史前台。由政友會、民政黨輪流執政的兩黨體制的一度實現，說明議會民主政治在日本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歷史上少有的穩定期，在此期間乃至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日本沒有對外發起過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幸福的時光過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地震造成15萬人喪生和200多萬人無家可歸，直接財產損失高達65億日元。東京、橫濱一帶由地震引發的大火持續燃燒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區化作灰燼，日本經濟遭受重大打擊。1926年12月，年僅47歲的大正天皇駕崩之後，剛剛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在1927年3月，短短一個月內，日本就有37家銀行處於停業或倒閉狀態。金融危機大大強化了日本工業產業、金融業的整合：在產業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財閥，在金融界則形成了五大壟斷銀行。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強強聯合使得極少數的財閥控制了財界，財閥又通過提供政治資金的方式逐漸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連夜雨。1929年10月，紐約股市大崩盤所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復中的日本經濟再遭重創，隨之而來是漫長的經濟蕭條。為擺脫危機，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開始大力推進軍需產業優先的戰爭經濟體制，為之後的侵略戰爭鋪路。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斷加大的貧富分化使得民眾逐漸對政黨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蟄伏的軍方勢力藉機再度抬頭。可以說，經濟危機在客觀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化進程，承擔這一歷史「重任」的，變成了一批少壯派軍官。

19世紀末的一天，在東京幼年陸軍學校的操場上，一位正在做木馬訓練的青蔥少年被學校的一群惡少圍攻。危急時刻，兩位年齡差不多大小的少年沖入重圍，拳腳相加，將之解救出來。從那時起，這三個人就開始惺惺相惜，成為情意相投的摯友。那個玩木馬的少年名字叫岡村寧次，另外兩個分別叫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

幾年後，1904年，三人一起成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的學生，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后，再次一起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綜合三人的畢業成績，永田鐵山是「陸士」第四、「陸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陸士」第五、「陸大」首席，岡村寧次為「陸士」第六、「陸大」第八。他們都是大日本帝國陸軍的「天之驕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國萊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貴族城堡區，那三個已至中年的陸軍精英在一個叫巴登巴登的礦泉療養院舉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會。不久前，在東久邇宮稔彥王的引薦下，包括他們在內的一批少壯派陸軍精英參拜了前來歐洲巡察的裕仁，並向皇太子宣誓效忠。這次三個軍銜皆為少佐的日本駐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縱論時政，目的與七天後刺殺原敬首相的中岡艮一類似，那就是結束國內的腐敗，讓軍人再次成為國家的主宰。岡村當時是作為參謀本部的巡迴武官到歐洲考察，永田鐵山是日本駐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為駐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鐵山是大哥，他被譽為日本陸軍的第一大腦，有人說他甚至比石原莞爾還要聰明不止一兩個級別。這三人後來被稱為「三羽烏」——日語中「三隻烏鴉」之意。

三人一致認為，通過軍人控制並治理國家才是日本今後的唯一出路。在他們眼裡，國內的腐敗首先是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又首先表現在陸軍中的人事腐敗。日本歷來藩閥門第氣息極重，明治維新之後海軍長期由薩摩藩掌管，陸軍則由長州藩把持。山縣有朋、桂太郎、田中義一等陸軍中堅人物無一不是出自長州，非長州籍人士幾乎沒有晉陞到陸軍高位的可能。

三個人很快制定了他們今後的行動綱領：一、確立日本舉國一致的總體戰體制，實行「軍主政從」，國家的政治、經濟、產業、文化等一切都應該轉為戰時體制；二、要做到「軍主政從」，就必須打倒當時在日本陸軍中占統治地位的長州派閥，改革陸軍體系。少壯派軍官要聯合起來，形成軍部內的一股新勢力，那就是昭和軍閥。

其實參加這次巴登巴登聚會的還有一個人。第四個人就是第二天才趕來的「陸士」第十七期畢業生，當時駐德國武官，後來成為日本戰時首相的東條英機。比起畢業於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輩而言，此時的東條英機還只是個端茶點煙的小師弟而已。對於成績平平，連續三年都考不上，最後靠老爹東條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顧上了「陸大」的東條英機來說，那幾個學兄簡直是太出色了，端茶點煙也在所不惜。後來有資料說，東條英機第一天就來了，沒資格參加討論，那三個人密謀的時候，東條英機只能在門口負責把門望風，這應該是故意出息人的說法。

除了巴登巴登這4個人之外，「三羽烏」很快又從陸軍少壯派軍官中選拔了7個出類拔萃者加入了他們的組織。他們分別是駐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駐伯爾尼武官山下奉文，駐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駐巴黎武官中島今朝吾，駐科隆武官下村定，駐哈爾濱武官松井石根，駐北平武官磯谷廉介。這些人幾乎全是「陸大」的首席或者「軍刀組」成員，也都是我們今後經常要提到的風雲人物。11個人的「巴登巴登集團」就此形成，以他們為核心形成的昭和軍閥逐漸成為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會沒有非常複雜的內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卻地位顯赫。戰後幾乎所有研究日本軍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這三個人的名字和這次短暫的聚會，聚會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視為昭和軍閥的誕生日。當被稱為「三羽烏」的三隻烏鴉從巴登巴登騰空離去之時，誰也想不到，他們那張開的黑色羽翼將給未來的東方帶去巨大的災難。

幾年後，他們先後回到國內，與他們經常在一起暢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兩個人，這兩個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來在滿洲鬧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團隊迅速擴大到19人，形成了一個表面上是聯誼性質的小組織，取名「二葉會」。除了那6人之外，這些後來者名氣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山岡重厚、岡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葉會」以「陸士」第十六期同學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員組成。後來永田、小畑兩人發生派系鬥爭，小畑被排斥，永田於是居於核心領導地位。

就在「二葉會」的大哥們頻頻聚會期間，永田鐵山還示意「陸士」第二十二期的鈴木貞一逐漸聯絡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於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組織「無名會」。成員包括鈴木貞一、石原莞爾、土橋勇逸、武藤章、橋本群、橫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這些人的名字也都將在後邊的文字里逐次出現。

「無名會」第一次聚會由當時的陸大教官石原莞爾中佐講述「空軍作戰」，第二次聚會就是熱烈討論所謂的「滿洲問題」。聚會結束時，一幫小兄弟才突然發現後邊多了個人，仔細一看，原來大家無比崇拜的永田鐵山大哥不知啥時候來了，正坐在那裡微笑著靜聽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馬上自掏腰包帶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頓。

後來由於河本大作策劃炸死了張作霖，為了團結起來一起保護他們親密的戰友河本大作，永田鐵山把「二葉會」和「無名會」合併在一起，改稱為「一夕會」，但形式上兩會仍然各自獨立存在。

這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橋本欣五郎為首，成立了由陸軍省、參謀本部少壯派軍官組成的「櫻會」。「櫻會」極力鼓吹「戰爭乃創造之父，文化之母」，強調為推進國家改造和建立軍部政權應不惜使用武力，後來逐漸吸收基層的軍官參加，成員達到了60多人。就在這一段時期，日本一系列類似的右翼團體「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比較著名的還有「天劍黨」「血盟團」「王師會」「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類似的團體數量已達500餘個，總人數達到了3萬多人。這裡幾乎聚集了日本陸軍所有蠢蠢欲動的少壯派精英——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獻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動綱領的青年軍官。

有了「革命」的組織，還要有「革命」的思想，這樣才能有進一步「革命」的行動。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日本軍國主義的兩大思想家應運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國家主義的倡導者、軍國主義理論的鼻祖——北一輝。

要說老酒年幼時也曾是個抱有遠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對各種「家」無比崇拜，並立志長大后成為那樣的人物。正如當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時候總是為了將來上『清華』還是上『北大』而糾結，長大后才知道這種糾結根本不存在」。老酒後來也逐漸明白，那些「家」並不是像咱這樣的愚魯之人說當就能當的，也就徹底斷了那些念想。話雖如此，但是對那些「家」的關注始終不減，也就逐漸在內心分出了層次。不管是政治家、數學家、文學家，還是化學家，咱至少還能知道人家是幹什麼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雖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幹啥用的，對他們，咱除了崇敬之外，還是崇敬。可還有一種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並敬而遠之——因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幹什麼，這類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戰爭激戰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戰場，在位於日本東京上野的帝國圖書館，每天都會有一個行色匆匆的年輕人，到這裡殫精竭慮地苦苦研讀，風雨無阻。這個年輕人就是當時年僅21歲的北一輝。

藝術家不分國界，思想家不論年齡。僅僅兩年之後，也就在23歲那年，北一輝的重要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成書並自費出版。在書中，北一輝指出，日本必須通過「土地和生產機構的公有及其公共經營」，來實現「共產制度」或「社會的共產制」，這項任務的實現者是「下層階級」，要通過天皇的「協治」來完成這次「社會主義大革命」。這本書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否定了以天皇主權說為中心的「國體論」，因此雖然是自費出版，也很快被政府禁止發行，北一輝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殺。

要說北一輝跟中國也的確有著不解之緣。在日本鬱郁不得志的北一輝隨後把目光轉向了中國，並加入了中國的革命團體同盟會，開始了他投身中國革命13年的生涯。為此，他甚至寫了一本叫「中國革命外史」的書，還把他的名字由原來的北輝次郎，正式改為大家熟知的北一輝。1911年，他應宋教仁之邀參與辛亥革命，頻繁活動於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最後長期定居上海。由於有了這一段特殊的經歷，北一輝和不少國民黨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誼。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譚人鳳的兒子也曾被北一輝收為養子，改名為北大輝。此外，國民黨元老張群等人與北一輝也都有很多交往。「二二六事件」之後，北一輝被處死，張群就曾親自為其墓碑題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輝對孫中山的所作所為卻大加批判。在他看來，孫中山是一個完全西化的中國人，無論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孫中山並沒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去開創革命事業，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過革命的手段在中國實行。因此，北一輝把中國革命的希望放在了黃興、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認為中國革命成功之後能穩定中國局面的人並非孫中山，而是黃興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義憤填膺的北一輝自組調查團，意圖調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思想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執行力，他的調查最終未果。後來由於不擇手段籌集經費，北一輝被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以敲詐錢財的罪名勒令回國。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因為參與中國革命被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驅逐出境三年。

三年驅逐期滿之後，一心嚮往革命的北一輝再次來到中國。但隨著中日關係的不斷惡化，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也不斷高漲，自思再無為中國革命效力之處的北一輝，無奈開始逐漸將注意力轉回日本。

依然寓居上海的北一輝，撰寫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在這本書中，北一輝主張從下層社會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對日本進行徹底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階級而必須依靠軍人，並生拉硬扯地將日本軍人說成是「有兵卒素質之工人」，倡導由最有組織、最有戰鬥力的軍人作為改造國家的骨幹力量，由此在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之間搭起了一條「綠色通道」。作為日本最著名的軍國主義理論家，北一輝崇尚暴力和鼓吹戰爭萬能，宣揚國土狹小的國家對外擴張是合理而且必需的，極力為日本的侵略政策製造理論依據。他還宣稱，日本應當打敗英、美、俄、中等國，締造一個龐大的世界帝國。他的理論後來逐漸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綱領性文獻。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北一輝還指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剷除大財閥、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號召下通過軍人實施政變推翻現有政權。北一輝還設計了改造行動的具體措施：發動天皇大權在全國實行戒嚴令，三年停止憲法並解散國會，在政變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全面改造；經濟方面限制私有財產數量，個人私有財產不得超過300萬日元，超過部分無償交給國家。同時他認為，國家由於其自身發展，對於無視人類共存天道的他國具有開戰的權利。日本國土狹小，資源枯竭，只能走對外擴張道路。此時一貫支持中國革命的北一輝，思想上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他提出「中國是日本實現振興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輝又撰寫了《維新革命論》一書。看，人家寫本書跟喝涼水似的，咱網上發個破帖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服不行啊！在書文中，北一輝提出，從明治維新的歷史可以看出，維新的成功不取決於戊辰戰爭，而是由頗頻的暗殺決定。古今一切革命依靠軍隊運動是歷史的通則，革命是青年的事業，是極少數者與極少數者的鬥爭。這樣，北一輝就補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沒有涉及的「維新」政變到底由誰來完成的問題，那就是青年軍官。

北一輝的一系列理論在日本青年軍官中產生了重大影響。信奉北一輝學說的青年軍官也就開始慢慢團結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這就是後來日本陸軍重要派別「皇道派」的基礎。他們大部分是中下層的軍官甚至士兵，北一輝可以說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領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個軍國主義組織「猶存社」成立。「猶存」兩個字取自唐朝名臣魏徵的詩：「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猶存社」的政治綱領就是反對美、英對亞洲的滲透，徹底改變日本現狀，贏得日本在亞洲更大的話語權。「猶存社」的組織者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輝小三歲的大川周明，大川當時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博士。

這位大川周明我們可能更熟悉。因為北一輝死得早，大川卻一直堅持到戰後，並因在東京大審判時的演出而聞名遐邇。

剛剛成立的「猶存社」派出大川周明專程到上海去尋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先驅者北一輝。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達上海，在一間破舊的爛房子里看到了江湖聞名的大俠北一輝。第一次見到北一輝的大川嚇了一跳，他沒有料到北一輝過得如此清苦，僅僅靠著吃米飯糰、喝清水，撰寫著八卷本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師兄北一輝把已經寫好的前七卷交給了大川師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讀完了北一輝的前七卷作品。合上書後，大川只說了一句話：「就這麼干。」之後，兩個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長談了兩天一夜，大川攜《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前七卷回國。北一輝說，「你們等著我，寫完第八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上海完成其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輝回到日本並加入了「猶存社」。

作為一個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大亞細亞主義作家，大川周明被譽為「日本軍國主義之父」。與北一輝的窮困潦倒不同，大川有著顯赫的社會地位。他191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通曉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臘文、德文、義大利文、法文和英文，並成為帝國大學的法學博士。戰後作為甲級戰犯在東京巢鴨監獄服刑時，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講不同的語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文、周六馬來文、周日義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那時候估計還沒有錄音機，咱現在有這麼好的學習條件，連中國話都說不利索。

作為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日本最瘋狂的宣傳家和煽動家，大川周明極力鼓吹大日本主義、大亞細亞主義之類的民族主義學說。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頗豐」，如《論獨立后之滿洲國應成為日本之附屬國》《論日本國土之擴張對象是中國》《論英美在太平洋地區之主權應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試論日本是亞洲之主宰者》，等等。這些作品無不是為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粉飾、賣好的荒謬無恥之作。

與北一輝強調主要依靠青年軍官的勢力不同，大川周明認為應對內建立軍部統治，通過逐漸與軍部上層的幕僚將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實現軍部對國家的統治。他的說法得到了日本陸軍中大多數中高層人士的認可，其言論逐漸成為另一大派別的理論基礎，這一派就是「統制派」。在近衛文麿任首相期間，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衛的賞識，很快成為近衛「智囊團」的中堅分子。

這樣，與日本海軍內部「條約派」和「艦隊派」相類似，在日本陸軍內部也逐漸形成了兩大對立的派別：「皇道派」和「統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輝思想的影響，對內主張以軍事政變的方式推翻現內閣政府來控制政權，由天皇實施親政，依靠軍隊進行軍部獨裁統治，實行「昭和維新」，對外主張同蘇聯開戰。由於他們開口閉口不離「皇道」「皇威」，故被稱為「皇道派」。其總瓢把子就是曾任陸相的陸軍大將荒木貞夫。「陸大」第十九期「首席」的荒木以擅長演講著稱，他曾經有過一句名言：「物資不足我們並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萬竹槍，所有列強都不在話下！」擔任陸軍大學校長時荒木能夠親自到火車站去接新生入學，因而在青年軍官中有著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輕軍官聚會的場所。荒木出色的組織能力和陸軍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的縝密思想使他倆並列成為「皇道派」的領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陸軍將領均屬於這一派別。

「皇道派」成員多為那些沒有地位，來自農村並對現實嚴重不滿的青年，很多出自野戰部隊的尉級軍官。他們認為政黨政府是「隔斷天皇和民眾聯繫的誤國奸臣」，所以要恢復「明治精神」，要「尊皇討奸」「清君側」，消滅天皇身邊的奸佞小人，恢復「天皇親政」。年輕人總是無所畏懼，他們的行動非常大膽、不聽指揮，主張毫無組織紀律的恐怖活動。其中一部分人更是主張用發動政變和刺殺大臣的手段達到軍事獨裁之目的。

「統制派」以永田鐵山等為核心。這一派的組成者多為裕仁天皇的親信小集團成員，他們已經佔據了陸軍中上層的重要崗位。除了永田鐵山之外，屬於這一派別的還有後來接替荒木貞夫出任陸相的林銑十郎。岡村寧次、南次郎、小磯國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東條英機等都屬於「統制派」的骨幹成員。他們認為血腥的軍事政變不利於軍隊和政局的穩定，於是放棄以武力改造國家的計劃，主張在軍部的統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軍部獨裁，進行平穩緩進的國家改革。在對外策略上，「統制派」提倡建立總體戰體制，首先解決「中國問題」，然後南北並進，做好同美國、蘇聯長期作戰的準備。「統制派」強調必須聯繫上層官僚和新興財閥，在政治、思想和經濟領域進行全面改組和統制。

如果用通俗一點的語言來形容，那麼「皇道派」的成員基本屬於低層階級。往往越是下層軍官對皇室越關心，他們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縱英才」，事情壞就壞在那些貪官污吏手裡，如果「天皇親政」的話，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而「統制派」大多就屬於「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貪官污吏」，也就是所謂的中高層，當然還包括「統制派」提出要聯合的那些財閥和政府官僚。隨後發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實質就是低層階級為了上層階級（天皇）並利用上層階級來試圖打倒中層階級，可惜功敗垂成。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儘管「皇道派」和「統制派」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國家」，「建立軍國主義政權」這一根本問題上卻高度一致，只是在具體方法、步驟方面存在著矛盾和分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