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來，明代有過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釋放鬱悶的。例如，十五世紀初期的鄭和下西洋，十六世紀晚期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這樣的事情，本來有可能改變中華文明的素質，進一步走向強健，但中華文明的傳統力量太強硬了，它終於以農耕文明加游牧文明的立場避過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過了歐洲文明。這種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使明清兩代陷於保守和落後的泥潭，嚴重地傷害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我曾經在鄭和的出發地江蘇瀏河鎮勞動過很久，又曾經在利瑪竇的中國友人徐光啟的墓地附近長期居住。每當傍晚徘徊，總是感慨萬千。

我踢著江邊的泥塊想，鄭和的起點本來有可能成為一段歷史的起點。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的歷史和我們自己都將會是另外一個面貌。但是，等鄭和最後一次回來，這個碼頭也就封了。封住的當然不僅僅是碼頭，還有更多更多的東西，多得一時算不過來。

在徐光啟墓地，我想得就更多了。十七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徐光啟在南京見到利瑪竇，後來在北京兩人成為密友，不僅一起翻譯了《幾何學原本》，而且徐光啟成了天主教徒，利瑪竇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國文化。他們的友誼使人想到，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本來也可以避開戰爭走一條和平之路的，卻偏偏走了岔道。

鴉片戰爭后英國人和其他列強佔據上海，驚訝地發現有一處居民一直過著天主教徒的生活，那便是徐光啟後代聚居的徐家匯。於是，列強們也就在那裡造教堂，辦氣象台和圖書館了。徐家匯成了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幾度相遇的悲愴見證地，默默訴說著中國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雖然事隔好幾百年，我還是感到鬱悶，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的社會鬱悶會達到什麼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