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滑稽表演

在歌舞小戲盛行的同時，還有一種被稱之為「參軍戲」的滑稽表演也引人矚目。

有一首唐詩這樣寫道：

樓台重疊滿天雲，

殷殷嗚鼉世上聞。

此日楊花初似雪，

女兒弦管弄參軍。（薛能：《昊姬》。）

這裡所說的「弄參軍」，便是指參軍戲的滑稽表演。這種表演有時也伴有「弦管」歌舞，但總的說來卻以說白和一般的舞台動作為主，基本上是「科白戲」。

參軍戲繼承了古優的諷諫傳統，在直接干預時事政治的過程中繼續為戲劇美釀製並積累著滑稽的質素。

「參軍」原是一種官銜，後趙時期有一個叫周延的「參軍」，擔任了館陶地方的縣令，他因盜竊官絹數百匹，被捉拿下獄。統治者為了儆誡其他官員，就在宴會上要演員表演這樣一個節目：一個演員扮演周延，身穿一件觸目的黃絹單衣上場，其他演員一見就問：「你是什麼官呀，怎麼到我們之間來了？」扮演周延的演員答道：「我本是館陶縣令。」說著抖擻一下黃絹單衣：「就為這個，只得到你們這裡來了。」這就引起參加宴會的官員們的一陣鬨笑。（《太平御覽》卷五六九引《趙書》：「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匹，下獄，以八議宥之。后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為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為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為笑。」《藝文類聚》引此段時為：「石勒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盜官絹數百匹，下獄后，每設大會，使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曰『正坐耳是，故入輩中』。以為大笑。」此中「二十數」，顯為斗數（抖擻）之誤。）

其實，這樣的滑稽演出，產生的時間還要更早些，據《樂府雜錄》記載，早在後漢，就有諷刺像周延那樣的贓犯的演出了。（段節安《樂府雜錄》「俳優」條：「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從這一記載看，優伶所戲弄的是石本人，而不是裝扮者。這樣的「演出」，實際上是一種政治處罰的形式，但卻為純粹的裝扮性滑稽演出作了準備。）《三國志》則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兩位共事的學士互相剋伐紛爭，鬧得不像樣子，劉備就叫兩位演員裝扮成這兩位學士，在群僚大會上表演他們吵架、爭鬥的情景，讓觀者在嬉戲中感知其非。（《三國志·許慈傳》記許慈、胡潛並為博士，典掌舊文，互相剋伐，形於聲色；先主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效其忿爭之狀，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

這種表演，至唐代而大盛。《樂府雜錄》、《雲溪友議》等書籍中記下了唐代一批善於「弄參軍」的演員的名字，如黃幡綽、李可及、李仙鶴、張野狐、曹叔度、劉泉水、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馮季皋、孔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態、周季南、周季崇、劉采春等。這許多演員，各有自己擅長的節目，記述者還能隱示出他們的藝術品位，從中很可想見當時的繁榮景象。一般認為，其中的黃幡綽可稱為唐代的第一演員，深得唐玄宗寵愛。

參軍戲的滑稽表演，其基本格局是兩個角色的有趣問答。這兩個角色經過化妝，大多置身於特定的戲劇性情境中，與後代那種讓演員基本保持第三者身份的曲藝說唱節目（如相聲）有所不同。這兩個角色，職能相對穩定，一個是嘲弄者，一個是被嘲弄者，實際上已構成「行當」。仍然可能是那個被嘲弄的參軍周延太著名，被嘲弄的行當就被稱為「參軍」，而嘲弄者的行當則被稱為「蒼鶻」。「參軍」這一行當，相當於後代戲曲中的凈角，「蒼鶻」這一行當，則相當於醜角。李商隱《驕兒》詩中有「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之句，可見晚唐時代連兒童也能按照既定行當來摹仿參軍戲了。

當年優孟扮孫叔敖，只有演員一人，（有人設想，史籍中關於優孟扮孫叔敖的記述，可作另一種理解：可能不是優孟扮成孫叔敖給真實的楚莊王看，而是在楚莊王面前演了一齣戲，戲中既有扮孫叔敖的人，也有扮楚莊王的人，真實的楚莊王看了這出把自己也演在裡面的戲，才怦然心動。這樣的戲，當然就會有演員多人了。但是，這種設想，畢竟沒有什麼依據，精於文字表達的司馬遷不可能疏忽到把真實的楚莊王和扮演出來的楚莊王混為一談。）而到了滑稽表演，則有多人演出，於是有對話，有問答，有往還，這就是戲劇性情境的出現。戲劇性情境是情節發展的載體，滑稽表演，無論是周延的扮演者與其他演員的對話，還是兩位學士扮演者的互相剋伐，其過程，其言詞，其結局，都是預先設定的，構成了具有藝術假定性的情節發展；而優孟扮演孫叔敖則不同，儘管他的扮演帶有戲劇性，但他無法預計被他諷諫的楚莊王的態度，因此他與真實的楚莊王的對話並不構成戲劇的情節性。

由於滑稽表演具有了預先設定的情節性，因而也就與歌舞小戲產生了親和關係，加速了互相滲透。「優諫」，由此上升成為「優戲」。帶有藝術性的政治諷諫，變成為帶有政治意向的藝術。

由於戲劇美從直接的政治諷諫中濾析出來了，滑稽，也就具有了更獨立的價值。據記載，唐代咸通年間著名演員李可及曾在唐懿宗面前表演過參軍戲《三教論衡》。這個參軍戲，並沒有直接對唐懿宗提出諷諫，而是嘲弄了社會上的宗教觀念。對此，當時有人認為是狐媚不稽之詞。（高彥休：《唐闕史》。）照理，這對李可及來說仍然是危險的，因為唐懿宗對宗教的事情很敏感，曾為此貶謫過身踞高位的文學家韓愈，韓愈在貶途中寫下的悲劇性詩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人所共知。但奇怪的是，唐懿宗觀看李可及演的《三教論衡》時，卻一會兒「為之啟齒」，一會兒「大悅」，一會兒「極歡」，不僅當場「寵賜甚厚」，而且第二天竟給李可及授了一個官職：「環衛之員外」。

悲劇美的角色，總是以強硬的形式呈現自己的意圖，因此常常引起敵對者加倍的警惕和防範，結果只能得到悲慘的結局；喜劇美的角色則相反，總是以機巧詼諧的外相藏匿自己的意圖，因此常常使敵對者解除戒備。滑稽的力量就在這裡，丑角的力量也在這裡。

儒家的禮樂觀念，本來就使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習慣於苦中作樂。經由參軍戲的階段，中國戲劇更難全然剔除喜劇美的因素了，即便在貌似悲劇和正劇的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