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

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北京師範學校及協和醫學校所講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看去似太廣大，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我的本意，只是想說明俄國文學的背景有許多與中國相似，所以他的文學發達情形與思想的內容在中國也最可以注意研究。本來人類的思想是共通的，分不出什麼遠近輕重，但遺傳與環境的影響也是事實，大同之中便不免有小異，一時代一民族的文學都有他們特殊的色彩，就是這個緣故。俄國在十九世紀，同別國一樣的受著歐洲文藝思想的潮流，只因有特別的背景在那裡，自然的造成了一種無派別的人生的文學。但我們要注意，這並不是將「特別國情」做權衡來容納新思想，乃是將新思潮來批判這特別國情，來表現或是解釋他，所以這結果是一種獨創的文學，富有俄國特殊的色彩，而其精神卻仍與歐洲現代的文學一致。

俄國的文學，在十八世紀方才發生。以前有很豐富的歌謠彈詞，但只是民間口頭傳說，不曾見諸文字。大彼得改革字母以後，國語正式成立，洛摩諾梭夫（Lomonosov）蘇瑪洛科夫（Sumarokov）等詩人出來，模仿德法的古典派的作品；到加德林二世的時候，俄國運動改造的學會逐漸發生，凱闌仁（Karamzin）等感傷派的小說，也加入農奴問題的討論了。十九世紀中間，歐洲文藝經過了傳奇派與寫實派兩種變化，擺倫（Byron）與莫泊三（Maupassant）可以算是兩邊的代表。但俄國這一百年間的文學，卻是一貫的，只有各期的社會情狀反映在思想里，使他略現出差別來，並不成為派別上的問題。十九世紀的俄國正是光明與黑暗衝突的時期，改革與反動交互的進行，直到羅馬諾夫朝的顛覆為止。在這時期里，一切的新思想映在這樣的背景上，自然的都染著同樣的彩色，譬如傳奇時代擺倫的自由與反抗的呼聲，固然很是適合，個人的不平卻變了義憤了；寫實時代莫泊三的科學的描寫法，也很適於表現人生的實相，但那絕對客觀的冷淡反變為主觀的解釋了。俄國近代的文學，可以稱作理想的寫實派的文學；文學的本領原來在於表現及解釋人生，在這一點上俄國的文學可以不愧稱為真的文學了。

這一世紀里的文學，可以依了政治的變遷分作四個時期。第一期自一八〇一至四八年，可以稱作黎明期。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失敗以後，不免發生一種反動，少年的人雖有才力，在政治及社會上沒有活動的地方，又因農奴制度的影響，經濟上也不必勞心，便養成一种放恣為我的人，普式金（Pushkin）的阿涅庚（EvgeniOniegin）來爾孟多夫（Lermontov）的《現代的英雄》里的沛曲林（Petshorin），就是這一流人的代表，也是社會的惡的具體化。一方面官僚政治的積病與斯拉夫人的惰性，也在果戈爾（Gogol）的著作里暴露出來。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又起，俄國政府起了恐慌，厲行專制，至尼古拉一世死的那一年（一八五五）止，這是第二期，稱作反動期。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書報檢查，本是有名嚴厲的，到了此刻卻更加了一倍，又興了許多文字獄，一八四九年的彼得拉綏夫斯奇（Petrashevski）黨人案件最是有名；他們所主張的解放農奴，改良裁判法，寬緩檢查這三條件，後來亞力山大維新的時候都實行了，在這時代卻說他是擾亂治安，定了重刑。這八年間，文學上差不多沒有什麼成績。一八五五至八一年是亞力山大二世在位的時代，政治較為開明，所以文學上是發達期，這是第三期。其中又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自五五至六一年，思想言論比較的可以自由了，但是遺傳的情性與迫壓的餘力，還是存在，所以有理想而不能實行，屠蓋涅夫（Turgenev）的《路丁》（DmitriRudin）岡伽洛夫（Gontcharov）的《阿勃洛摩夫》（Oblomov），都是寫這個情形的。自六一至七〇年頃是第二段，唯心論已為唯物論所壓倒，理想的社會主義之後也變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了，所謂虛無主義就在此時發生，屠蓋涅夫的《父與子》里的巴察洛夫（Bazarov）可以算是這派的一個代表。虛無主義實在只是科學的態度，對於無徵不信的世俗的宗教法律道德雖然一律不承認，但科學與合於科學的試驗的一切，仍是承認的，這不但並非世俗所謂虛無黨，據克魯泡特金說：世間本無這樣的一件東西。而且也與東方講虛無的不同。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做的《罪與罰》，本想攻擊這派思想，目的未能達到，卻在別方面上成了一部偉大的書。第三段自七〇至八一年，在社會改造上，多數的智識階級覺得自上而下的運動終是事倍功半的，於是起了「往民間去」（VNarod）的運動，在文學上民情派（Narodnitshestvo）的勢力也便發展起來。以前描寫農民生活的文學，多寫他們的悲哀痛苦，證明農奴也有人性，引起人的同情；到六一年農奴解放以後，這類著作可以無須了。於是轉去描寫他們全體的生活，因為這時候覺得俄國改造的希望全在農民身上，所以十分尊重，但因此不免有過於理想化的地方。同時利他主義的著作也很是發達，陀思妥也夫斯奇，托爾斯泰（Tolstoi）伽爾洵（Garshin）科羅連珂（Korolenko）鄔斯本斯奇（Uspenski）等，都是這時候的文人。亞力山大二世的有始無終的改革終於不能滿足國民的希望遂有一八八一年的暗殺；亞力山大三世即位，聽了坡畢陀諾斯垂夫（Pobiedonostsev）的政策，極力迫壓，直到革命成功為止，是俄國文學的第四期，可以稱作第二反動期。這時候的「灰色的人生」，可以在契訶夫（Tchekhov）與安特來夫（Andrejev）的著作中間歷歷的看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國民的暴棄與絕望一時併發，阿爾支拔綏夫（Artsybashev）的沙寧（Sanin）便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正是時代的產物，並非由於安特來夫的寫實主義過於頹喪的緣故，便是安特來夫的頹喪也是時代的反映，不是什麼主義能夠將他養成的。但一方面也仍有希望未來的人，契訶夫晚年的戲曲很有這樣傾向；庫普林（Kuprin）以寫實著名，卻也並重理想，他的重要著作如《生命的河》及《決鬥》等都是這樣。戈里奇（Gorki）出身民間，是民情派的大家，但觀察更為真實，他的反抗的聲調，在這黑暗時期里可算是一道引路的火光。最近的革命詩人洛普洵（Ropshin）在《灰色馬》里寫出一個英雄，一半是死之天使，一半還是有熱的心肝的人，差不多已經表示革命的洪水到來了。

以上將俄國近代文學的情形約略一說，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特色，是社會的，人生的。俄國的文藝批評家自別林斯奇（Bielinski）以至托爾斯泰，多是主張人生的藝術，固自很有關係，但使他們的主張能夠發生效力，還由於俄國社會的特別情形，供給他一個適當的背景。這便是俄國特殊的宗教政治與制度。基督教，君主專制，階級制度，當時的歐洲各國大抵也是如此。但俄國的要更進一層，希臘正教，東方式的君主，農奴制度，這是與別國不同的了。而且十九世紀後半，西歐各國都漸漸改造，有民主的傾向了，俄國卻正在反動劇烈的時候；有這一個社會的大問題不解決，其餘的事都無從說起，文藝思想之所以集中於這一點的緣故也就在此。在這一件事實上，中國的創造或研究新文學的人，可以得到一個大的教訓。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相信中國將來的新興文學當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人生的文學。

就表面上看來，我們固然可以速斷一句，說中俄兩國的文學有共通的趨勢，但因了這特別國情而發生的國民的精神，很有點不同，所以這其間便要有許多差異。第一宗教上，俄國的希臘正教雖然迫壓思想很有害處，但那原始的基督教思想確也因此傳布的很廣，成為人道主義思想的一部分的根本。中國不曾得到同樣的益處，儒道兩派里的略好的思想，都不曾存活在國民的心裡。第二政治上，俄國是階級政治，有權者多是貴族，勞農都是被治的階級，景況固然困苦，但因此思想也就免於統一的官僚化。中國早已沒有固定的階級，又自科舉行了以後，平民都有接近政權的機會，農夫的兒子固然可以一旦飛騰，位至卿相，可是官僚思想也非常普及了。第三地勢上，俄國是大陸的，人民也自然的有一種博大的精神，雖然看去也有像緩慢麻木的地方，但是那大平原一般的茫漠無際的氣象，確是可以尊重的。第二種大陸的精神的特色，是「世界的」。俄國從前以侵略著名，但是非戰的文學之多，還要推他為第一。所謂獸性的愛國主義，在俄國是極少數；那斯拉夫派的主張復古，雖然太過，所說俄國文化不以征服為基礎，卻是很真實的。第三種，氣候的劇變，也是大陸的特色，所以俄國的思想又是極端的。有人批評托爾斯泰，說他好像是一隻鷹，眼力很強，發見了一件東西，便一直奔去，再不回顧了。這個譬喻頗能說明俄國思想的特色，無抵抗主義與恐怖手段會在同時流行的緣故，也是為此。中國也是大陸的國，卻頗缺少這些精神，文學及社會的思想上，多講非戰，少說愛國，是確實的；但一面不能說沒有排外的思想存在。妥協，調和，又是中國處世的態度，沒有什麼急劇的改變能夠發生。只是那博大的精神，或者未必全然沒有。第四生活上，俄國人所過的是困苦的生活，所以文學里自民歌以至詩文都含著一種陰暗悲哀的氣味。但這個結果並不使他們養成憎惡怨恨或降服的心思，卻只培養成了對於人類的愛與同情。他們也並非沒有反抗，但這反抗也正由於愛與同情，並不是因為個人的不平。俄國的文人都愛那些「被侮辱與損害的人」，因為——如安特來夫所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不幸」，陀思妥也夫斯奇，托爾斯泰，伽爾洵，科羅連珂，戈里奇，安特來夫都是如此，便是阿爾支拔綏夫與厭世的梭羅古勃（Sologub）也不能說是例外。俄國人的生活與文學差不多是合而為一，有一種崇高的悲劇的氣象，令人想起希臘的普洛美透斯（Prometheus）與耶穌的故事。中國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藝上只引起兩種影響，一是賞玩，一是怨恨。喜歡錶現殘酷的情景那種病理的傾向，在被迫害的國如俄國波闌的文學中，原來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國的多是一種玩世的（Cynical）態度，這是民族衰老，習於苦痛的徵候。怨恨本不能絕對的說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實在與文學的根本有衝突的地方。英國福勒忒（Follett）說，「藝術之所以可貴，因為他是一切驕傲偏見憎恨的否定，因為他是社會化的。」俄國文人努力在濕漉漉的抹布中間，尋出他的永久的人性；中國容易一筆抹殺，將兵或官僚認作特殊的族類，這樣的誇張的類型描寫，固然很受舊劇舊小說的影響，但一方面也是由於思想狹隘與專制的緣故。第五，俄國文學上還有一種特色，便是富於自己譴責的精神。法國羅闌在《超出戰爭之上》這部書里，評論大日耳曼主義與俄國札爾主義的優劣，說還是俄國較好，因為他有許多文人攻擊本國的壞處，不像德國的強辯。自克利米亞戰爭以來，反映在文學里的戰爭，幾乎沒有一次可以說是義戰。描寫國內社會情狀的，其目的也不單在陳列醜惡，多含有懺悔的性質，在息契特林（Shchedrin-Saltykov）托爾斯泰的著作中，這個特色很是明顯。在中國這自己譴責的精神似乎極為缺乏：寫社會的黑暗，好像攻訐別人的陰私，說自己的過去，又似乎炫耀好漢的行徑了。這個緣因大抵由於舊文人的習氣，以輕薄放誕為風流，流傳至今沒有改去，便變成這樣的情形了。

以上關於中俄兩國情形的比較，或者有人覺得其間說的太有高下，但這也是當然的事實。第一，中國還沒有新興文學，我們所看見的大抵是舊文學，其中的思想自然也多有乖謬的地方，要同俄國的新文學去並較，原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的辯解。但第二層，我們要知道這些舊思想怎樣的會流傳，而且還生存著。造成這舊思想的原因等等，都在過去，我們可以不必說了。但在現代何以還生存著呢？我想這是因為國民已經老了，他的背上壓有幾千年歷史的重擔，這是與俄國的不同的第一要點。俄國好像是一個窮苦的少年，他所經過的許多患難，反養成他的堅忍與奮鬥，與對於光明的希望。中國是一個落魄的老人，他一生里飽受了人世的艱辛，到後來更沒有能夠享受幸福的精力余留在他的身內，於是他不復相信也不情願將來會有幸福到來；而且覺得從前的苦痛還是他真實的唯一的所有，反比別的更可寶愛了。老的民族與老人，一樣的不能逃這自然的例。中國新興文學的前途，因此不免渺茫。……但我們總還是老民族裡的少年，我們還可以用個人的生力結聚起來反抗民族的氣運。因為系統上的生命雖然老了，個體上的生命還是新的，只要能夠設法增長他新的生力，未必沒有再造的希望。我們看世界古國如印度希臘等，都能從老樹的根株上長出新芽來，是一件可以樂觀的事。他們的文藝復興，大都由於新思想的激動，只看那些有名的作家多是受過新教育或留學外國的，便可知道。中國與他們正是事同一律，我們如能夠容納新思想，來表現及解釋特別國情，也可望新文學的發生，還可由藝術界而影響於實生活。只是第一要注意，我們對於特別的背景，是奈何他不得，並不是僥倖有這樣背景，以為可望生出俄國一樣的文學。社會的背景反映在文學裡面，因這文學的影響又同時的使這背景逐漸變化過去，這是我們所以尊重文學的緣故。倘使將特別國情看作國粹，想用文學來讚美或保存他，那是老人懷舊的態度，只可當作民族的輓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