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教訓
中國文學史不知道誰做的最好,朋友們所做的也有好幾冊,看過也都已忘記了,但是在電燈沒有的時候,仰卧在床上,偶然想起這裡邊的幾點,和別國的情形來比較看,覺得頗有意思。最顯著的一件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發生大抵詩先於文,中國則似乎是例外。《詩經》是最古的詩歌總集,其中只有商頌五篇,即使不說是周時宋人所作,也總是武丁以後,距今才三千年,可是《尚書》中有虞書夏書,至今各存有兩篇,《堯典》《皋陶謨》雲是虞史伯夷所作,《禹貢》亦作於虞時,至於《甘誓》更有年代可稽,當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也。《皋陶謨》之末有舜與皋陶的歌三章,只是簡單的話而長言之,是歌詠在史上的表現,但其成績不好總是實在的。外國的事情假如以古希臘為例,史詩一類發達最早,即以現存資料而論,成績也很好,訶美洛斯與赫西阿陀斯的四篇長詩,除印度以外可以稱為世界無比的大作,雖然以時代而論不過只是在中國殷周之際。反覆的想起來,中國的《尚書》彷彿即與史詩相當,不過因為沒有神話,所以不寫神與英雄的事迹,卻都是關於政治的事,便只是史而非詩,其所以用散文寫的理由或者亦即在此。國風小雅這一部分在希臘也是缺少,及抒情詩人興起,則與中國漢魏以來的情形可以相比,沒有多大的不同了。講到散文發達之跡,兩國又有很相像之點,這件事覺得很有意義,值得加以注意。希臘散文有兩個源流,即史與哲學,照中國的說法是史與子,再把六經分析來說,《書》與《春秋》是史,《易》《禮》也就是子了。赫洛陀多斯與都屈迭台斯正與馬班相當,梭格拉底與柏拉圖彷彿是孔孟的地位,此外諸子爭鳴,這情形也有點相似,可是奇怪的是中國總顯得老成,不要說太史公,便是《左傳》《國語》也已寫得那一手熟練的文章,對於人生又是那麼精通世故,這是希臘的史家之父所未能及的。柏拉圖的文筆固然極好,《孟子》《莊子》卻也不錯,只是小品居多,未免不及,若是下一輩的亞理士多德這類人,我們實在沒有,東西學術之分歧恐怕即起於此,不得不承認而且感到慚愧。希臘愛智者中間後來又分出來一派所謂智者,以講學授徒為業,這更促進散文的發達,因為那時雅典施行一種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參與,在市朝須能說話,關於政治之主張,法律之申辯,皆是必要,這種學塾的勢力大見發展,直至後來羅馬時代也還如此,雖然政治的意義漸減,其在文章與思想上的影響卻是極大的。我所喜愛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臘文寫作的敘利亞人路吉亞諾斯,便是這種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當作這派的代表作,雖然已是二千年前的東西,卻還是像新印出來的,簡直是現代通行的隨筆,或是稱他為雜文也好,因為文章不很簡短,所以不大好謚之曰小品。中國散文大概因為他起頭很早,在舜王爺的時候已經寫了不少,經驗多了的緣故吧,左丘明的文筆已是那麼漂亮,《戰國策》的那些簡直是智者的詭辯的那一路,想見蘇秦張儀之流也曾經很下過工夫,不過這裡只留下頭懸樑錐刺股的故事,其教本與窗課等均已不得而知罷了。大約還是如上邊所說,因為態度太老成,思想太一統,以後文章儘管發達,總是向宮廷一路走去,賈太傅上書著論,司馬長卿作賦,目的在於想得官家的一顧,使我們並輩凡人看了覺得喜歡的實在不大有,恐怕直至現今這傳統的作法也還未曾變更。漢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雖然也可以綺麗優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釋老,雖然不必歸心那一宗,如陶淵明顏之推等都是好的。古希臘便還不差,除了葯死梭格拉底之外,在思想文字方面總是健全的,這很給予讀古典文學的人以愉快與慰安。但是到了東羅馬時代,尤思帖亞奴斯帝令封閉各學塾,於是希臘文化遂以斷絕,時為中國梁武帝時,而中國時至唐朝韓退之出,也同樣的發生一種變動,史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正統的思想與正宗的文章合而定於一尊,至少散文上受其束縛直至於今未能解脫,其為害於中國者實深且遠矣。儒家是中國的國民思想,其道德政治的主張均以實踐為主,不務空談,其所謂道實只是人之道,人人得而有之,別無什麼神秘的地方,乃韓退之特別作《原道》,鄭而重之而說明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其意若曰,於今傳之區區耳。案,此蓋效孟子之,而不知孟子之本為東施之,並不美觀也。孟子的文章我已經覺得有點兒太鮮甜,有如生荔支,多吃要發頭風,韓退之則尤其做作,搖頭頓足的作態,如雲,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這完全是濫八股腔調,讀之欲嘔,八代的駢文里何嘗有這樣的爛污泥。平心說來,其實韓退之的詩,如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我也未嘗不喜歡,其散文或有紕繆,何必吹求責備,但是不幸他成為偶像,將這樣的思想文章作為後人模範,這以後的十代里盛行時文的古文,既無意思,亦缺情趣,只是琅琅的好念,如唱皮黃而已,追究起這個責任來,我們對於韓退之實在不能寬恕。羅馬皇帝封閉希臘學堂,以基督教為正宗,希臘文學從此消沉了,中國散文則自韓退之被定為道與文之正統以後,也就漸以墮落,這兩者情形很有點相像,所可幸的是中國文學尚有復興之望,只要能夠擺脫這個束縛,而希臘則長此中絕,即使近代有新文學興起,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與以前迥不相同了。
我們說過中國沒有史詩而散文的史發達獨早,與別國的情形不同,這裡似乎頗有意義。沒有神話,或者也是理由之一,此外則我想或者漢文不很適合,亦未可知。《詩經》里雖然有賦比興三體,而賦卻只是直說,實在還是抒情,便是漢以後的賦也多說理敘景詠物,絕少有記事的。這些消極方面的怕不足做證據,我們可以從譯經中來找材料。印度的史詩是世界著名的,佛經中自然也富有這種分子,最明顯的如《佛所行贊經》五卷,《佛本行經》七卷,漢文譯本用的都是偈體。本來經中短行譯成偈體,原是譯經成法,所以這裡也就沿用,亦未可知,但是假如普通韻文可以適用,這班經師既富信心,復具文才,不會不想利用以增加效力的。再找下去,可以遇見彈詞以及寶卷。彈詞有撰人名氏,現存的大抵都是清朝人所作,寶卷則不署名,我想時代還當更早,其中或者有明朝的作品吧。我們現在且不管他的時代如何,所要說明的只是此乃是一種韻文的故事,雖然夾敘夾唱,有一小部分是說白。其韻文部分的形式有七字成一句,三五字成一句者,有三三四字以三節成一句者,俗名攢十字,均有韻,此與偈語殊異,而詞句俚俗,又與高雅的漢文不同。嘗讀英國古時民間敘事小歌,名曰拔辣特,其句多落套趁韻,卻又樸野有風趣,如敘閨中帳鉤雲,東邊碰著丁冬響,西邊碰著響冬丁,彷彿相似。我們提起彈詞,第一聯想到的大抵是《天雨花》,文人學士一半將嗤笑之,以為文詞粗俗,一半又或加以許可,則因其或有裨於風化也。實在這兩樣看法都是不對的,我覺得《天雨花》寫左維明的道學氣最為可憎,而那種句調卻也不無可取,有如老夫人移步出堂前,語固甜俗,但是如欲以韻語敘此一節,風騷詩詞各式既無可用,又不擬作偈,自只有此一法可以對付,亦即謂之最好的寫法可也。史詩或敘事詩的寫法蓋至此而始成功,唯用此形式乃可以漢文叶韻作敘事長篇,此由經驗而得,確實不虛,但或古人不及知,或雅人不願聞,則亦無可奈何,又如或新人慾改作,此事不無可能,只是根本恐不能出此範圍,不然亦將走入新韻語之一路去耳。不佞非是喜言運命論者,但是因史詩一問題,覺得在語言文字上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度,其次是國民興趣的厚薄問題,這裡不大好勉強,過度便難得成功。中國敘事詩五言有《孔雀東南飛》,那是不能有二之作,七言則《長恨歌》《連昌宮詞》之類,只是拔辣特程度,這是讀古詩的公認之事實,要寫更長的長篇就只有彈詞寶卷體而已。寫新史詩的不知有無其人,是否將努力去找出新文體來,但過去的這些事情即使不說教訓也總是很好的參考也。
小說發達的情狀,中國希臘頗有點近似,但在戲曲方面則又截然不同,說來話長,今且不多談,但以關於詩文者為限。現在再就散文說幾句,以為結束。中國散文發達比希臘還早,這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特殊的事,而且連綿四千年這傳統一直接連著,至少春秋以來的文脈還活著在國文里,虞夏的文辭則還可以讀懂。希臘文化為基督教所壓倒了,可是他仍從羅馬間接的滲進西歐去,至文藝復興時又顯露出來,法國的蒙田與英國的培根都是這樣的把希臘的散文接種過去,至今成為這兩國文藝的特色之一。西洋文學的新潮流後來重複向著古國流過去,希臘想必也在從新寫獨幕劇與寫實小說,中國在這方面原來較差,自然更當努力,只有雜文在過去很有根柢,其發達特別容易點,雖然英法的隨筆文學至今還未有充分的介紹,可以知道現今散文之興盛其原因大半是內在的,有如草木的根在土裡,外邊只要有日光雨水的刺激,就自然生長起來了。這裡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說散文發達由於本來有根柢,這只是說明事實,並非以此自豪,以為是什麼國粹,實在倒是因此我們要十分警戒,不可使現代的新散文再陷入到舊的泥坑裡去,因為他的根長在過去裡邊,極是容易有這危險。我在上邊說過,左丘明那時候已經有那一手熟練的文章,這一面是很可佩服的事情,一面也就是毛病,我們即使不像韓退之那麼專講搖頭擺尾的義法,也總容易犯文勝之弊,便是雅達有餘而誠不足,現今寫國語文的略不小心就會這樣的做出新的古文來,此乃是正宗文章的遺傳病,我們所當謹慎者一。其次則是正統思想的遺傳病,韓退之的直系可以不必說了,文學即宣傳之主張在實際上並不比文以載道好,結果都是定於一尊,不過這一尊或有時地之殊異罷了。假如我們根據基督教的宗旨,寫一篇大文攻擊拜物教的迷信,無論在宗教的立場上怎麼有理,我既然以文藝為目的,那麼這篇文章也就只是新《原道》,沒有著筆之價值。過於熱心的朋友們容易如此空費氣力,心裡不贊成韓退之,卻無意的做了他的夥計,此為所當謹慎者之二。中國散文的歷史頗長,這是可喜的事,但因此也有些不利的地方,我們須得自己警惕,庶幾可免,此文學史所給與的教訓,最切要亦最可貴者也。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