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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實在被蒙古草原西邊的胡楊林迷住了。薄暮的霞色把那麼一叢叢琥珀般半透明的樹葉照得層次無限，卻又如此單純，而霧氣又朦朧地彌散開來。正在這時，一匹白馬的身影由遠而近，騎手穿著一身酒紅色的服裝，又瘦又年輕，一派英武之氣，但在胡楊林下，只成了一枚小小的剪影，劃破寧靜……
白馬在我身邊停下，因為我身後有一個池塘，可以飲水。年輕的騎手和氣地與我打招呼，我問他到哪裡去，他靦腆地一笑，說：「沒啥事。」
「沒啥事為什麼騎得那麼快？」我問。
他遲疑了一下，說：「在帳篷打牌，撲克牌少了幾張，到鎮上去買副新的。」確實沒啥事。但他又說，這次他要騎八十公里。
他騎上馬遠去了，那身影溶入夜色胡楊林的過程，似煙似幻。
我眯縫著眼睛遠眺著，想：他不知道，他所穿過的這一路是多麼美麗；他更不知道，由於他和他的馬，這一路已經更加美麗。八十公里的絕世美麗，與他的目標——那副撲克牌相比，孰重孰輕？正是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區別出不同於普通人的文化人。
我要用這個景象來比擬人生。人生的過程，在多數情況下遠遠重於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總是漠然於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楊林在薄霧下有一匹白馬穿過，而只是一心惦念著那副撲克牌。
有人說，所有的過程都為目的而存在。
我說不，難道燦爛了千萬年的一路美景，都是因那副撲克牌而生？
請不要過於在乎馬匹起點和終點的那個賭局。賭局窗外，秋色已深。
每天早晨，雁群起飛了。橫過朝霞，穿越白雲，衝出陣風，投入暮靄，最後，在黑夜的蘆葦盪中棲息。
能說它們天天以黑暗作為歸宿嗎？
不錯，朝霞、白雲、陣風、暮靄都匆匆來去，不能成為歸宿，但黑暗難道是永久的嗎？
對雁群而言，能刺激它們行動的，是與黑暗對立的一切。行動重於歸宿，歸宿只是為了明天的行動。
不要為人生制訂太多歸宿性的目標。一切目標都是黑暗的，至少是朦朧的，只有行動才與光亮相伴。
我們的學者，只會低頭尋訪一個個蘆葦盪里的雁宿窩，而不會抬頭仰望雁群真正的生活空間。他們說，空中已無翅影，窩中才有落羽。他們說，萬里長天太空洞了，只有滿腳泥濘才是學問。
這肯定是正確的。但是，學問不是人生，如果雁群也有「人生」。
雁群的「核心價值」，是飛翔。
當代國際戲劇理論有一本經典，叫《空的空間》。這個書名譯得有趣，卻很準確。
一直想借用這個命題來感悟人生。我們的活動空間對我們而言都是「空」的，因為活動是過程，不留印痕。但是，惟活動的生命才真實，因此只有「空的空間」才能驗證我們的真生命。
以空求實，無異於以真求假。
人生有「節氣」，但大家常常忘了。
太多奇怪的坐標干擾了世人的節氣感受。人們那麼不在乎春天中的細雨，細雨中的雷鳴，雷鳴后的暑氣，暑氣后的霜露……人們只有在不得已碰到酷熱和嚴寒時才感知季節，卻是那樣被動，那樣緊張，那樣狼狽……
對於自然節氣和人生節氣，人們已經失去了欣賞的敏感，因此，也失去了欣賞的權利。
人們在乎的，是成功、奮鬥、學位、職稱、資產、官階、升遷以及與此相關的應酬、開會、傾軋、青燈、黃卷……
最被冷落、也最羞於見到的中國字是從小就見到過的那一些：立春、雨水、驚蟄、清明、穀雨、小滿、芒種、夏至、處暑、白露、秋分、霜降、小雪……
讓它們回來吧，回到生命深處。
我們的人生已沾濕白露，過些天，又回到霜降的時節，每一段都是詩的意境。在詩之前，何謂「成功」？
人生的滋味，在於品嘗季節的詩意——從自然的季節到生命的季節。
季節，不品嘗也在。但只有品嘗，詩意才會顯現。
有了詩意，人生才讓人陶醉。
這種陶醉不是一片酩酊，而是像我外公喝酒，喝得很慢、很深、一口口很少間斷。
人人都在人生中，但發現人生，卻需要特殊的眼光。
甚至，需要特殊的仁慈。
我記得這樣一個歷史情景。「文革」災難結束后好些年，幾位中年婦女終於零零散散地見面了，見面時都三分欣喜、七分尷尬。原因是，她們的父親，都是一代領袖，在剛剛過去的政治鬥爭中，互相劍拔弩張、你死我活，而且全國不知有多少無辜者，因他們的搏鬥而遭殃。她們幾個，隨著她們的父親，有時得勢，有時下沉，直到筋疲力盡，滿目蒼涼。
她們見面時，大量的歷史學家、傳記作家還在爭吵過往的是非曲直，控訴其間的血淚恩仇。中國的歷史，多數由這種爭吵和控訴建立，而她們的父親，一度是歷史主角。
她們見面時，不知如何在笑容中負載歷史，或在口氣中揮走過去——這些幾十年前堪稱「紅色貴族」的姐妹淘。
她們彼此也有太多的質詢、疑問、訴說、抱怨，即便在禮貌的交談中也無法避過，因為這一些早已在音訊阻隔間積儲了很多年……
終於，其中一位女士的一句話消解了一切。
她叫陶斯亮。她父親的官職，曾名列全國前四位，后又被整慘死。
她對昔日的姐妹說：我們的父親都不在了，我們全都成了沒有父親的女兒——我們還是一樣。
這就從政治的眼光，上升到了人生的眼光。
這種眼光，十分不易。因為在中國，早就習慣於把一切人生細節，全都「上升」為政治。陶斯亮逆向而行，回歸歷史的仁慈。
為什麼發現人生的眼光才是仁慈的眼光？
因為人因差異而爭鬥，又因爭鬥而擴大差異，並把擴大了的差異當成了真實，做成了真實。
唯有人生存在太多的共同點。發現人生，就是發現共同點，發現溝通的可能。
年邁的皇帝祭祖，儀畢，在陵園門口見一躬身相送的老人。
皇帝凝視守陵老人，皺眉，搖頭，嘆氣，上輦離去。
臣子們不知聖上何意，立即排查守陵老人的履歷和疑點。疑點甚多，每條都足以使皇帝皺眉、搖頭、嘆氣。守陵老人一生見過皇室的各色人等，而皇室內爭鬥劇烈，他又可能划入任何一個反叛勢力和篡權集團。
更有確實證據，守陵老人還在清明時節，去那些皇室離異人士荒蕪的墓地，燒過紙。
於是，守陵老人被驅逐回鄉。
第二年，皇帝又要祭祖。前兩天，他吩咐過，祭祖那天要與那位守陵老人談話。
臣子們一片慌亂。快馬賓士，接回了老人。
那天，皇帝吩咐侍從，扶起跪在陵園門口的守陵老人，上下打量著，又是皺眉、搖頭、嘆氣，然後說一聲：「我們都老了，比這兒所有的人都老。」
守陵老人不敢接話。
「初次見面，我們還都是小孩。」皇帝說，「在一起玩，玩蹴鞠，誰摔倒你就扶誰，但我只摔倒一次。」
守陵老人輕聲應「是」，卻不敢抬頭。他心中想，摔倒最多的皇家兄弟，早已在宮廷爭鬥中落敗。
突然靜默。守陵老人知道，皇帝也想到了什麼。他想輕聲說一句：「我年年去他們墳頭燒紙。」但只是想想，當然不能說。
皇帝終於又嘆了一聲：「都老了，你多保重吧。」
第二年，陵園門口再也沒有出現這位皇帝和這位守陵老人。他們去世的時間只隔了半個月。
——把這件事記錄下來的是守陵老人的同齡表弟，一位鄉村老秀才。他更重要的筆墨是《內宮蹴鞠》，想來也是根據守陵老人的口述記錄皇家兄弟年幼時的遊戲項目，但僅留目錄，不見文本，所以不知詳略長短。
歷史反覆刻印的，是皇家兄弟間的殘酷爭鬥；遺佚不存的，是童年嬉戲和白頭嘆息。因此中國歷史逮住的，大多是無聊的嘈雜，失去的，卻是天下人生。
當代中國有一批落魄文人最喜歡爬剔別人的人生經歷，找出一絲疑點「上綱上線」，誣衊成嚴重的「政治問題」。文章中，幾百萬的「叛徒」、「漢奸」、「特務」，都是由這批人爬剔出來，再被政治鬥爭利用的。
如果就此與他們展開政治辯論，那就進入了他們的價值系統。
對此我很有經驗，不會上當。
因此，我要把事情拉回到人生層面，這也是對他們的仁慈。
有人問：你為什麼不懲罰那個誣陷你的年輕學生？
我說：不飢餓的二十歲，有權利胡言亂語的二十歲，讓人心軟。
有人又問：你為什麼不懲罰向他散布謠言的那個人？
我說：他已經很老，聽說身體很不好。折騰了一輩子還沒有找到別的謀生方式，真是讓我同情。
我這麼說，沒有半點譏諷的成分。因為我經歷過飢餓的二十歲，更見過周圍無數既讓人厭惡又讓人同情的老人。是真實的人生讓我清醒，讓我寬宥。
上海人的最近一次聰明，是隆重聘請一批退休老人，上街懲罰隨地吐痰的行人。
隨地吐痰必須罰款，這個法規早已公布，但執行時總是麻煩重重。千條理由，百般道歉，躲來躲去，總想逃脫。但今天，遞上來罰款單的人，滿頭白髮，滿臉皺紋，慈祥地微笑著，載足了人世間的全部道義，因此也聚集了周圍所有的目光。
這般陣勢，誰能逃脫？
是白髮和皺紋，清洗了上海的街道？如此說法有些不忍。應該說，為了城市環境，不得已動用了人生倫理：這是祖父、祖母們的命令。
讓人生的終極階段來包抄後路，才使他們理屈詞窮。
我想複述二十多年前一篇小說的情節。
這篇小說當時是在一本「地下雜誌」上刊登的，沒有公開發表，我也是聽來的，不知道作者是誰。但影響似乎不小，題目好像是《在公園的長椅上》。
寫的是一個國民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的大半輩子爭鬥。兩人都是情報人員，1949年之前，那個國民黨人追緝那個共產黨人，一次次差點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畢竟棋高一招，國民黨人進入了共產黨人的監獄。誰知「文革」一來，全盤皆亂，那個共產黨人被造反派打倒，與老對手關進了同一間牢房。大半輩子的對手，相互盡知底細，彼此家境由對方說來如數家珍。年年月月的監獄生活使他們成了好友。
「文革」結束，兩人均獲釋放。政治結論和司法判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已經誰也離不開誰，天天在一個公園的長椅上閑坐。
更重要的是，這一對互相追緝了大半輩子的男人，都已經非常衰老。終於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孫兒扶著來公園了。另一位本來也已感到了獨行不便，看到對方帶來了孫兒，第二天也就由孫女扶著來了。
雙方的孫兒、孫女正當年華，趁著祖父談話，便在附近一個亭子中閑聊開了。他們說得很投機，坐得越來越近。兩位祖父抬頭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們用漫長的半輩子才坐到了一起，他們用短短的半小時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這篇小說，從藝術上說，過於刻意纖巧，何況我的複述，也一定很不準確。但不管怎麼說，這篇小說在處處還是「政治挂帥」的時代，提供了一種以人生為歸結的思維，而且，這種思維能夠那麼幽默地消解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曾經全心投入的政治迷誤。怪不得，當時的公開雜誌都不敢發表。
我還是喜歡這種顯然簡單化了的消解方式，只因為它讓人生成了真正的主角。
人生滋味，畢竟比血火智謀醇厚得多，也真切得多了。
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按照世俗的標準活得像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違反生活常態的爭鬥說到底是沒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島天真未鑿的尋常生態則常常使爭鬥雙方同時顯得無聊。違反生活常態的爭鬥會使參與者和旁觀者逐漸迷失，而尋常生態卻以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基元性和恆久性使人們重新清醒，敗火理氣，返璞歸真。我認為，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實質性的進步，都是由於從種種不正常狀態返回到了常識、常理、常態，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們親歷的當代歷史進程，也是如此。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末期終於開始了這種返回，實在是中國人，也是二十世紀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來，我們從小就是在一種反常的文化氣氛中長大的，周圍的一切都在誘使我們努力去做一種不尋常的人。所有聽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讓人熱淚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鮮血淋淋。那時我還是小學生，經常在禮堂里排隊聽各種戰鬥故事，禮堂牆壁上畫著一幅中國地圖，每個戰鬥故事發生的地點都可以在地圖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島，抬頭一看，海南島只是中國地圖下的一個點，有了這個點，中國也就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大問號。幾十年過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島的存在讓整個中國成了大問號。我沒有及時被這個問號驚醒於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點尋常和反常。實在太晚了，那種反常的思維模式和奮鬥方式，早已把我們的人生灼傷。
人生是由許多小選擇組成的，但也會遇到大選擇。
小選擇和大選擇的區別，並不完全在於事情的體量和影響。
一隻關在籠子里的天鵝在世界美禽大賽中得了金獎，偶爾放飛時卻被無知的獵人射殺，這兩件事都夠大，但對這隻天鵝來說，都不是它自己的選擇。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殺后哀鳴聲聲、絕食而死，則是大選擇。
如果說人生是一條一劃而過的線，那麼，具有留存價值的只能是一些點。把那些枯萎的長線頭省略掉吧，只記著那幾個點，實在也夠富足的了。
我們也許已經開始後悔，未能把過去那些珍貴的生活片段保存下來，殊不知，多少年後，我們又會後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投身再大的事業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當作一個事業，聆聽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當作一個故事，我們一定會動手動筆，做一點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這樣的事情稱之為「收藏人生的遊戲」。讓今天收藏昨天，讓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斷片連成了長線，原先的水潭連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會再有腐臭和乾涸的危險。
絕大多數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統形態。豈能等待自己傑出之後再記載？傑出之所以傑出，是因為罕見，我們把自己連接於罕見，豈不冒險？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麼就不要鄙視世俗年月、庸常歲序。不孤注一擲，不賭咒發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緩而負責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記憶和嚮往的雙向路途上，這樣，平常中也就出現了滋味，出現了境界。珠穆朗瑪峰的山頂上寒冷透骨，已經無所謂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實的山河間。秋風起了，蘆葦白了，漁舟遠了，炊煙斜了，那裡，便是我們生命的起點和終點。
想到起點和終點，我們的日子空靈了又實在了，放鬆了又緊迫了，看穿了又認真了。外力終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師只能是生命本身。那麼，就讓我們安下心來，由自己引導自己，不再在根本問題上左顧右盼。
左顧右盼，大漠荒荒，其實自己的腳印能踩出來的只是一條線。不管這條線多麼自由彎曲，也就是這麼一條。要實實在在地完成這一條線，就必須把一個個腳印連在一起，如果完全捨棄以往的痕迹，那麼，誰會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時曾一次次感嘆：只有連貫，而且是某種曲線連貫，才會留下一點美，反之，零碎的腳印，只能是對自己和沙漠的雙重糟踐。
拿起自己十歲時候的照片，不是感嘆韶華易逝，青春不再，而是長久地逼視那雙清澈無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經有過那麼強的光亮，那麼大的空間，那麼多的可能，而這一切並未全然消逝；它告訴你，你曾經那麼純凈，那麼輕鬆，今天讓你苦惱不堪的一切本不屬於你。這時，你發現，早年自己的眼神發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財寶，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放回原處。除了照片，應該還有其他更多的信號，把我們的生命連貫起來。
為此，真希望世間能有更多的人珍視自己的每一步腳印，勤於記錄，樂於重溫，敢於自嘲，善於修正，讓人生的前前後後能夠互相灌溉，互相滋潤。其實，中國古代顯赫之家一代代修續家譜也是為了前後之間互相灌溉、互相滋潤，你看在家譜中呈現出來的那個清晰有序的時間過程是那麼有力，使前代為後代而自律，使後代為前代而自強，真可謂生生不息。個人的生命也是一個前後互濟的時間過程，如能留諸記憶，定會產生一種回蕩激揚的動力循環，讓人長久受益。一個人就像一個家族一樣，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譽、有責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變脈絡認真留存。
昨天已經過去又沒有過去，經過一夜風乾，它已成為一個深奧的課堂。這個課堂里沒有其他學生，只有你，而你也沒有其他更重要的課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書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裡，收藏在小河邊，在風夕雨夜點起一盞燈，盤點查看一番，第二天風和日麗，那就拿出來晾晾晒晒。
人生的過程雖然會受到社會和時代的很大影響，但貫穿首尾的基本線索總離不開自己的個體生命。個體生命的完整性、連貫性會構成一種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個小點都指向整體價值。一個人突然地沮喪絕望、自暴自棄、鋌而走險，常常是因為產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個時候偶然翻檢出一張自己童年時代的照片或幾頁做中學生時寫下的日記，細細凝視，慢慢誦讀，很可能會心情緩釋、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靜的理性狀態。其間的力量，來自生命本身，遠遠大於旁人的勸解。
誰也不要躲避和掩蓋一些最質樸、最自然的人生課題，如年齡問題。再高的職位，再多的財富，再大的災難，比之於韶華流逝、歲月滄桑、長幼對視、生死交錯，都成了皮相。北雁長鳴，年邁的帝王和年邁的乞丐一起都聽到了；寒山掃墓，長輩的淚滴和晚輩的淚滴卻有不同的重量。
也許你學業精進、少年老成，早早地躋身醇儒之列，或統領著很大的局面，這常被視為成功，但又極有可能帶來一種損失——失落了不少有關青春的體驗。你過早地選擇了枯燥和莊嚴，艱澀和刻板，連頑皮和發傻的機會都沒有，就這麼提前走進了中年，真是一種巨大的虧欠。
也許你保養有方、駐顏有術，如此高齡還是一派中年人的節奏和體態，每每引得無數同齡人的羨慕和讚歎，但在享受這種超常健康的時候應該留有餘地，因為進入老年也是一種美好的況味，用不著吃力地搬種夏天的繁枝，來遮蓋晚秋的雲天。
什麼季節觀什麼景，什麼時令賞什麼花，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顛大倒，就會把兩頭的況味都損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年齡本不該被太多利用的，因為它帶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無法辯駁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現了霉氣十足的年齡霸權，那也不要怕，不知什麼地方銀髮一閃，冷不丁地出現一個能夠降伏它們的高神。煙塵散去，只剩下這位高神的笑容隱約在天際，而此時天下，早已月白風清。一雙即將握別世界的手，向我指點了一種詩化的神聖。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不知多少人是在這首兒歌中搖搖擺擺走進世界的。人生的開始總是在搖籃中，搖籃就是一條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標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橋，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橋邊。早在躺在搖籃里的年月，我們構想中的這座橋好像也是在一個小鎮里。因此，不管你現在多大，每次坐船進入江南小鎮的時候，心頭總會滲透出幾縷奇異的記憶，陌生的觀望中潛伏著某種熟識的意緒。
教堂門口出現了一隊隊前來參拜的小學生，穿著雪白的制服，在老師的帶領下一路唱著悅耳的聖詩。老師倒著身子步步後退，用笑臉對著孩子，用背脊為孩子們開路，周圍的人群也都為他們讓出了一條道。
真不願相信這些天真可愛的生命遲早也要去承受民族紛爭的苦難。上一代應該像這些老師，不是邁開自己的腳步讓孩子們追隨，而是反過來，每一步都面對孩子，只要面對孩子，一切都好辦了。
歷史的結論，往往由孩子們決定。
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不僅出身貧寒，而且是小語種寫作，是否能得到文學界的承認？他一直想成為當時比較有名的奧倫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這樣的丹麥作家，卻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開指責他只會討好淺薄浮躁的讀者，連他的贊助人也這樣寫信給他：
你認為自己將成為偉大的詩人——我親愛的安徒生！你怎麼就不覺得，你所有這些想法都將一事無成，你正在誤入歧途。
他很想獲得丹麥之外的歐洲文學界支持，努力結交文化名人，結果反讓人家覺得有「搖尾乞憐的奴態」。即便他後來終於受到廣泛承認，人們也只認為他是一個善於編製漂亮童話的有趣作家，並不認為他是文學巨匠。因此，直到他臨死之時，還渴求會見任何訪問者，希望在他們的話語中找到賞識自己的點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極易受傷。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巨匠。那些他所羨慕、拜訪、害怕的名人，沒有一個能望其項背，更不必說像奧倫斯拉格這樣的地區性人物了。
今天，當我們早已長大，不再流連童話，那就有資格說了：他是一個永恆的坐標，審核著全人類的文學在什麼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裝腔作勢的深奧，自鳴得意的無聊，可以誆騙天下，卻無法面對所有即將成為社會主人的廣大青年和孩童。
不久前，在上海，一位默默無聞的中年音樂教師因患不治之症而進入危急狀態，他的兩位學生聞訊中止了在國外的演出，趕回來為老師舉行了一場挽留生命的音樂會。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與音樂沒有太大關係的家長帶著自己的孩子擠進了音樂會現場，在聽完演奏之後，鼓勵孩子走向募捐箱，一雙雙小手在黑亮的鋼琴邊上幾乎組成了一個小樹林。然後，家長們又帶著孩子們上街買花，找到音樂教師的宿舍，從宿舍一樓到五樓的樓梯立即被密密層層的鮮花鋪滿。
我想，這些家長是在進行一個艱難的囑託：「我們這一代有點不行了，你們要換一種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麼多家長牽著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間為此奔忙，想起來實在有點讓人興奮。
高中畢業的體驗是永遠無法重複的。一群既可稱為少年也可稱為青年的人突然要為自己作出終身選擇了，選擇的範圍又毫無限制。你說將來想做中學語文教師、圖書館管理員，或外科醫生、國際海員而去報考相應的專業，周圍沒有人會笑你。人的一生就這麼短短的個把月時間的無限制狀態，今後到死也不會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師應該來限制一下，但他們那時也正在驚喜自己培養的成果怎麼轉眼之間擁有了那麼多可能，高興得暈顛顛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於是，在那個絕對不應該享有那麼大決定權的年歲，作出了不知輕重的決定。那個夏天那麼煩熱又那麼令人興奮，只有樹上的知了在幸災樂禍地叫著，使很多人成年後不願再回憶這種叫聲。
人類最愛歌頌和讚美的是初戀，但在那個說不清算是少年還是青年的年歲，連自己是誰還沒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種關及終身的情感選擇？因此，那種選擇基本上是不正確的，而人類明知如此卻不吝讚美，讚美那種因為不正確而必然導致的兩相糟踐；在這種讚美和糟踐中，人們會漸漸成熟，結識各種異性，而大抵在中年，終於會發現那個「惟一」的出現。但這種發現多半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他們肩上壓著無法卸除的重擔，再準確的發現往往也無法實現。既然無法實現，就不要太在乎發現，即使是「惟一」也只能淡然頷首、隨手揮別。此間情景，只要能平靜地表述出來，也已經是人類對自身的嘲謔。
更大的嘲謔是年齡的錯位。為什麼把擇定終身的職責，交付給半懂不懂的年歲？為什麼把成熟的眼光，延誤地出現在早已收穫過了的荒原？只要人類存在，大概永遠也逆轉不了這種錯位，因此這種嘲謔幾乎找不到擺脫的彼岸。
我不贊成太多地歌頌青年，而堅持認為那是一個充滿陷阱的時代。陷阱一生都會遇到，但青年時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險。
反覆歌頌一片布滿陷阱的土地，其後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類為什麼要不斷地重複這個惡作劇，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殘酷的後果仍不知收斂。我相信這中間一定有不負責任的社會活動家和陰險的政客故意設置的計謀，他們對青年的歌頌是以慫恿的方式達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較可以原諒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們以歌頌來緬懷已逝的歲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尋失落前的夢幻。
老人歌頌青年時代，大多著眼於青年時代擁有無限的可能性。但他們忘了，這種可能性落實在一個具體個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條。錯選了一種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說起來青年人日子還長，還可不斷地重新選擇，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是由種種社會關係和客觀條件限定在那裡的，重新選擇的自由度並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劇處處發生，只不過多數失足看起來不像失足而已。
除王安石之外，為少年和青年說點掃興話、警惕話的人實在太少了。永遠在歌頌他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風華正茂、英姿颯爽……就這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裡去了，送到什麼里程就不再歌頌也不值得歌頌了，卻不知道。
歷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頌青年來弘揚社會的生命力。這是一帖療世藥方，特別對一個古老而疲憊的帝國更有特殊意義，但用藥也要適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為這裡顯然橫亘著一種二律背反：越是堅固的對象越需要鼓動青年去對付，但他們恰恰因為年輕，無法與真正的堅固相斡旋。
青年時代的使命，是使自己單薄的生命接通人類。
青年人應該懂得，在我們出生之前，這個世界已經精彩而又複雜地存在過無數年。我們初來乍到，能夠站穩腳下的一角，已是萬幸。從這一角紮下根去，刻苦鑽研，必能與世界的整體血脈相通，必能與歷史的悠久魂魄相連。只有這時，我們的生命才會出現重量。
青年人應該以驚喜而謙卑的心情進入世間。有時，也會因過於驚喜而產生激情，並由激情而走向苛求和批判。對此，不能顛倒因果。
在長白山的林間小屋前，我看到過幾根獵戶遺下的棍棒。
它們還沒有從大地汲取足夠的營養，還沒有對世間綻放嬌嫩的綠色，卻被拔擢、被砍伐了。它們變成了又枯又干、又碩又滑的棍棒，在驅趕禽鳥、撞擊萬物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驕橫。它們被使用得烏黑油亮，在棍棒群中也算是前輩了。直到有一天，看到自己當年的同齡老夥伴們早已長成了參天巨樹，它們才驀然震驚，自慚形穢。
樹木本來是可以有很多種用途的，最悲慘的是在尚未成材之時被拔離泥土，成了棍棒。
多年前，在一個朋友家裡，我見到了一個與我同姓的青年。他曾在報刊上對我們一代經歷過的災難高談闊論，並洋洋自得。
我看著他，心中一直盤旋著一句話：孩子，你連幾何學的第一頁也還沒有學過，怎麼寫出了長篇的幾何學論文？
你把人生的開頭開在虛假上，還讓遠近百姓都看到了，今後的路還怎麼走下去？
一個人的生命，可以變得無限精彩，精彩得遠遠超出他自己和旁人最大膽的預期。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人在年輕時代就被塑造定型，難於精彩了。
第一種是「常規塑造」，而一切常規塑造大多是平庸塑造。這種塑造，一般由家長和教師為主角，以既成的社會職業為範本，使大量前途「無可限量」的年輕人早早地得到了「限量」，成了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
第二種是「機謀塑造」，而一切機謀塑造大多是邪惡塑造。這種塑造，一般以生存技巧為借口，以壓倒他人為目的，使大量渴望成功的年輕人早早地學到了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終生不再與大善、至善真正結緣。
這兩種塑造，都會讓塑造者和被塑造者高興很久。但他們不知道，他們也聯手堵塞了一個生命走向精彩的神秘通道。
在那條神秘通道上，除了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一切都不確定。日日夜夜都在不斷選擇，年年月月都有不同風景，小心翼翼地護佑著生命，走出一程，又走出一程……
青年時代，是一個訓練選擇能力的時代。
這種訓練應該呈現出很多項目，讓接受訓練的青年人不斷出錯，又不斷校正，最後終於懂得了選擇。
這種訓練的最大悲劇，是接受訓練的青年人全都僥倖地選擇對了，因此等到訓練結束，他還不知道選擇的本義。
到了該自立的年歲還不知道自立，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立，這是中國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劇。
天天期待著上級的指示、群眾的意見、家人的說法，然後才能跨出每一步——這是尚未精神斷奶的標誌。
最可怕的是，誰也沒有斷奶，而社會上又沒有那麼多上好的乳汁，因此開始了對多種偽劣飲料的集體吮吸。在一片響亮而整齊的吮吸聲中，最該遮顏掩羞的，是那些爬滿皺紋卻還未蒼老的臉。
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託於自己的老年。
如今天天節衣縮食、不苟言笑、忍氣吞聲，都是在爭取著一個有尊嚴、有資財、有自由的老年。
但是，我們無數次看到了，一個窩囊的中年抵達不到一個歡快的老年。這正像一道江流：一個渾濁的中游不可能帶來一個清澈的下游。
習慣了鬱悶的，只能延續鬱悶；習慣了卑瑣的，只能保持卑瑣。而且，由於暮色蒼茫間的體力不支、友朋殆失，鬱悶只能更加鬱悶，卑瑣只能更加卑瑣。
只有在中年樹起獨立的桅杆，揚起高高的白帆，唱出響亮的歌聲，才會有好風為你鼓勁，群鷗為你引路，找到一個個都在歡迎你的安靜港灣，供你細細選擇。
我的青春，和災難相伴。
我的搏鬥，堪稱英勇，並把搏鬥的腳印留在那塊土地。
這是我驕傲的履歷。
有人說，為什麼要把腳印留在災難的土地上？
他們自己似乎是「飛」過災難的，因此與腳印無關，與災難無關。
與災難無關的人也與中國無關。
沒有離開中國卻與中國無關，實在值得同情。
哈維爾說，只有生過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他是在說一種不良的政治制度對人的啟迪，由我們中國人聽來，僅一步之遙。
我們終於經過搏鬥而獲得健康。
大概在兩年前吧，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帶給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寫的地址卻是30年前的中學和班級。老師早已退休，這天去學校領薪水，偶爾在收發室見到了這封信，他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受好奇心驅使，辛辛苦苦地打聽到我家地址，親自送來了。
拆開信，終於明白，這是湖北北部農村的一位初中女學生寫來的，前不久他們學校發給學生一本新出版的《優秀作文選》，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舊印了我當時的「番號」，於是這位中學生搞誤會了。她很大方地稱我「同學」，而且建議每個月與她交換一篇作文，特別是交換那些「老師不喜歡而自己喜歡」的作文。
送信來的老師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嚴肅地盯著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說：「其實今天的她，就是我記憶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當年的我。」可不是，這個農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歲月渦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師都暈眩起來。她用稚嫩的筆畫，把時間的溝壑乾淨利落地勾劃掉了。
給她回信動了我不少腦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發窘，而我自己也願意在一種逝去長久的無憂無慮的純凈心態中與她對話一陣，但這弄不好會變成大人對小孩的捉弄，最終還會使她傷心。猶豫再三，決定在回信中用一種非常輕鬆的口氣與她談話，也不提我的職業，讓她覺得這種書信往來極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詞間很不經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來孩子還是被驚嚇了，她不知道該如何來對付這麼一個大人，只能向父母親求援。父母親都是中學語文教師，知道我，於是事情就更麻煩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來信的開頭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渦旋停止了，時間的溝壑依然生愣愣地橫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後的通信變得有點艱難。她非常想從我這裡知道通向文學藝術殿堂的路途該怎麼走，但在語氣上怎麼也輕鬆不起來了。她壓抑住了真實的自我，而變成了一個急於求成的「問道」者。信中的文詞除了拘謹外還有一種雕飾感，一定是她父母親幫著修改過的。
通信越來越少了，但我腦中卻經常出現30年前的自己。送信來的老師說得對，當年的我有點像她，痴痴地鍾愛著文學和藝術，但只要把這種鍾愛稍稍延伸，就碰到了一個大人的世界，於是便天天盼望著歲月快快流逝。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
我一直認為，某個時期，某個社會，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記了自己是中年。
忘記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慘重的損失。在中年，青澀的生命之果變得如此豐滿，喧鬧的人生搏鬥沉澱成雍容華貴，沉重的社會責任已經溶解為日常的生活情態，常常遊離、矛盾的身心靈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諧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總是很忙，因此中年也總是過得飛快，來不及自我欣賞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無意間也總是體現得最為真實和完滿。失去了中年的美，緊繃繃地兀自穿著少女健美服，或沙啞啞地提早打著老年權威腔，實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罷了，活生生造成了人類的生態浪費，真不應該。
中年人的堅守，已從觀點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難以言表，他們變得似乎已經沒有頂在腦門上的觀點。他們知道，只要堅守著自身的人格原則，很多看似對立的觀點都可相容相依，一一點化成合理的存在。於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對峙消解了，早年的對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敵人也沒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顧在自己身邊。請不要小看這「照顧」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與此相關。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態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徵是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一會兒要別人像對待青年那樣關愛自己，一會兒又要別人像對待老人那樣尊敬自己，他永遠生活在中年之外的兩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齡里落腳。明明一個大男人卻不能對任何稍稍大一點的問題作出決定，頻頻找領導傾訴衷腸，出了什麼事情又逃得遠遠的，不敢負一點責任。在家裡，他們訓斥孩子就像頑童吵架，沒有一點身為人父的慈愛和莊重；對妻子，他們也會輕易地傾瀉出自己的精神垃圾來釀造痛苦，全然忘卻自己是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情感樓宇的頂樑柱；甚至對年邁的父母，他們也會賭氣慪氣，極不公平地傷害著生命傳代系統中已經走向衰弱的身影。
西方一位哲人說，只有飽經滄桑的老人才會領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樣一句話，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對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產生在兩種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於中年。世上一切真正傑出的人生哲學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們的思想體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場已偏於一極、趨於單相。中年人不見得都會把兩力交匯的困惑表達成哲理的外貌，但他們大多置身於哲理的磁場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體會不到多少人生的隱秘的，再過30年已在人生的邊沿徘徊，而邊沿畢竟只是邊沿。因此且不說其他，就對人生的體味論之，最有重量的是現在，是中年。
人生就是這樣，年少時，怨恨自己年少，年邁時，怨恨自己年邁，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處於一種相對冷靜的疏離狀態和評判狀態，思考著人生的怪異，然後一邊慰撫年幼者，一邊慰撫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義上的魅力，就在於這雙向疏離和雙向慰撫吧。因雙向疏離，他們變得洒脫和沉靜；因雙向慰撫，他們變得親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為此，他們有時又會感到煩心和惆悵，他們還余留著告別天真歲月的傷感，又遲早會產生暮歲將至的預感。他們置身於人生渦旋的中心點，環視四周，思前想後，不能不感慨萬千。
老年是如詩的年歲。這種說法不是為了奉承長輩。
中年太實際、太繁忙，在整體上算不得詩，想來不難理解；青年時代常常被詩化，但青年時代的詩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標準，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詩。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經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瞭然，萬丈紅塵已移到遠處，寧靜下來了的周際環境和逐漸放慢了的生命節奏構成了一種總結性、歸納性的輕微和聲，詩的意境出現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況下，老年歲月總是比較悠閑，總是能夠沒有功利地重新面對自然，總是漫步在回憶的原野，而這一切，都是詩和文學的特質所在。老年人可能不會寫詩或已經不再寫詩，但他們卻以詩的方式生存著。看街市忙碌，看後輩來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綠，而思緒則時斷時續、時喜時悲、時真時幻。
當然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生理障礙，但即便障礙也構成一種讓人仰視的形態，就像我們面對枝幹斑駁的老樹，老樹上的枯藤殘葉，也會感到一種深厚的美。
人一上年紀，就會自然熄滅往常誤以為燦爛的浮火，靜靜地去體會人生的厚味。
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無可避免。這有點殘酷，但這種殘酷屬於整個人類。
年老的人，會產生一種「審美畏怯」。
審美畏怯是一種奇特的心緒，大多產生於將見未見那些從小知名的重要物象之時。年輕時會歡天喜地地直奔而去，年長后便懂得人世間這種不讓人失望的重要物象並不很多，看掉一個就少一個，因此愈加珍惜起來。不怕沒看到，只怕看到時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把一種隆重的機遇浪費了。
那時我十三歲，經常和同學們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園勞動，每次都見到一對百歲夫妻。公園的阿姨告訴我們，這對夫妻沒有子女，年輕時開過一個手錶店，後來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錶養老，每隔幾個月賣掉一塊作為生活費用，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麼老。
因此，我看到的這對老年夫妻，在與瑞士手錶進行著一場奇怪的比賽。他們不知道該讓手錶走得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瑞士手錶總是走得那麼准，到時候必須賣掉一塊，賣掉時，老人是為又多活一段時間而慶幸，還是為生存危機的逼近而惶恐？垮垮垮的手錶聲，究竟是對生命的許諾還是催促？我想在孤獨暮年的深夜，這種聲音是很難聽得下去的，幸好他們夫妻倆白頭偕老，昏花的眼神在這聲音中每一次對接，都會產生一種嘲弄時間和嘲弄自己的悵然微笑。
他們本來每天到公園小餐廳用一次餐，點兩條小黃魚，這在飢餓的年代很令人羨慕；但後來有一天，突然說只需一條了，阿姨悄悄對我們說：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錶已經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麼手錶，但他們誰也沒戴，緊挽著的手腕空空蕩蕩。
老人的年齡也有積極的緩釋功能，為中青年的社會減輕負擔。不負責任的中青年用不正當的寵溺敗壞了老人的年齡，但老人中畢竟還有冷靜的智者，默默固守著年歲給予的淡然和尊嚴。
我在奉化大橋鎮潛隱的這座山，叫錦屏山。身體稍好時，我會爬到山頂，山頂有一個亭子，叫「望鄉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徑空無一人，無處可問。
站在望鄉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個不斷被「望鄉」的地方。台灣很多老人，一直把這裡當作遙望的對象。不久前，八十九歲的蔣介石先生病逝台灣，靈柩暫歇慈湖，只是因為那裡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異常安靜，草樹無風，雲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蟄居著的這座老樓，也默然頹然。是啊，我怎麼正巧在這個時間蟄居在以蔣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樓里呢？這些天他的遊魂飄然返鄉時也許曾一再地在這座老樓里停駐？他的去世，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所謂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就是組成那個時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間無論是終身夥伴還是終身敵手，都會在差不多的時間離開世界。風雲歲月終於被歲月本身所消解，只剩下風燭殘年的無奈。
中青年的世界再強悍，也經常需要一些蒼老的手來救助。平時不容易見到，一旦有事則及時伸出，救助過後又立即消失，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是一種早已退出社會主體的隱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隱柔中沉積著歲月的硬度，能使後人一時啟悟，如與天人對晤。老年的魅力，理應在這樣的高位上偶爾顯露。不要驅使，不要強求，不要哄抬，只讓它們成為人生的寫意筆墨，似淡似濃，似有似無。
中國古人喜歡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尋找人生品質的對應物，因此，水的流蕩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徵，山的寧靜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徵。這還不僅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徵，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會由此而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自然環境，這已近乎現代心理學所說的心理格式對應關係了。在我的記憶中，先秦諸子都喜歡以山水來比附人間哲理，但最精彩的還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個說法，直到今天還給人們許多聯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視野開闊、通達遠近、崇尚流變，這一點，早已被歷史證明。由這樣的文明產生的機敏、應時、銳進、開通等等品質也常常成為推進社會變革的先進力量。與此相對比，山地文明一旦剝除了閉塞的包袱，也會以敦厚淳樸、安然自足、堅毅忠誠、萬古不移的形態給社會歷史帶來定力，而這在過去常被我們看成是落後傾向。
其實，就人生而言，也應平衡于山、水之間。水邊給人喜悅，山地給人安慰。水邊讓我們感知世界無常，山地讓我們領悟天地恆昌。水邊讓我們享受脫離長輩懷抱的遠行刺激，山地讓我們體驗回歸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邊的哲學是不舍晝夜，山地的哲學是不知日月。
正因為如此，我想，一個人年輕時可以觀海弄潮、擇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靜定心態，則不妨在山地落腳。
長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階段總是充滿著奇瑰和險峻，到了即將了結一生的晚年，怎麼也得走向平緩和實在。
記得早年在一本書上讀到，有一次費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現了危險的癥狀，他本該留下侍候，但原先約定的一次重要演講來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沒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來，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轉，他激動地流著眼淚與夫人擁抱親吻。人們說，正是這種擁抱親吻使他傳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現在我看著他們夫妻倆的合葬墓想，世間多數廣場演講者的家裡，總有一位妻子等著，等得非常殷切，絕不會不等他回來就獨自離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長眠在一處。
沙傑汗這個皇帝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少功過，他留在印度歷史上最響亮的名位應該是「傑出的建築狂」。除了眼前這座皇宮，他主持的建築難以計數，最著名的要算他為皇后泰姬瑪哈（TajMahal）修建的泰姬陵。泰姬陵已經進入任何一部哪怕是最簡略的世界建築史，他也真可以名垂千古了。
泰姬皇后在他爭得王位之前就嫁給了他，同甘共苦，為他生了十四個孩子，最後死於難產，遺囑希望有一個美麗的陵墓，沙傑汗不僅做到了，而且遠遠超出亡妻的預想。這個陵墓，由兩萬民工修建了整整二十二年，現在還完好地保存在阿格拉，如果時間允許，應該去看看。已經無數次地見過它的照片，極度豪華又極度單純，進入了詩和夢的境界。有人說，由於沙傑汗過於沉迷於包括泰姬陵在內的大量豪華建築，把從阿克拔（Akbar）開始積累的大量財富耗盡了，致使莫卧兒王朝盛極而衰，這也許是對的，但從歷史的遠處看過去，有那麼美麗的建築留下來了，也值。有時，一座建築比一個王朝更重要。
有兩個場面讓我感動。沙傑汗在妻子死亡以後，有兩年時間不斷與建築師們討論建陵方案，兩年後方案既定，他已鬚髮皆白；泰姬陵造好后，他定時穿上一身白衣去看望妻子的棺槨，每次都泣不成聲。
他與他的祖父阿克拔遭到了同一個下場：兒子篡權。他的三兒子奧倫澤布（Aurangzeb）廢黜並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樓，隔一條河就是泰姬陵。他被囚禁了九年，每天會對妻子的亡靈說些什麼呢？我想，他心底反覆念叨的那句話用中國北方話來說最恰當：「老伴，咱們的老三沒良心！」
幸好，他死後，被允許合葬於泰姬陵。
奧倫澤布掌權后明確宣布廢除印度教和基督教。
甘地墓。
我們把花輕輕地放在墓體大理石上，然後繞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長明燈，墓首有幾個不鏽鋼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認識，但我已猜出來，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後遺言：「嗨，羅摩！」
一問，果然是。羅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聲「嗨，羅摩」，相當於我們叫一聲：「哦，天哪！」
那麼，這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墓碑了。說是最後遺言，其實是最後的呼叫，生命最後發出的聲音最響亮又最含糊，可以無數遍地讀解又無數遍地否定，鐫刻在墓碑上讓後人再一遍遍地去重複，真是巧思。
不要因為害怕被別人誤會而等待理解。現代生活各自獨立、萬象共存。東家的柳樹矮一點，不必向路人解釋本來有長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樹高一點，也不必向鄰居說明自己並沒有獨佔風水的企圖。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個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創造都是對原有模式的背離，對社會適應的突破，對民眾習慣的挑戰。如果眼巴巴地指望眾人理解，創造的純粹性必然會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們一生所做的比較像樣的大事，連父母親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親締造了我們卻理解不了我們，這便是進化。
人類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尋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設置不自由。環顧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帶著一座座監獄在奔走。老友長談，苦嘆一聲，依稀有鋃鐺之音在嘆息聲中盤旋。
要對一些複雜的問題作出選擇時，首先要給自己減壓，先讓自己放鬆下來。在沉重的壓力下，連空氣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錯誤的決斷。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際交往上，經常減肥、排毒，才會輕輕鬆鬆地走以後的路。我們周圍很多人，實在是被越積越厚的人際關係脂肪層堵塞住、窒息住了。大家都能聽到他們既滿足又疲憊的喘息聲，你們年輕，不要走這條路。
當我們還在做學生的時候，善良的老師給了我們一個美麗的假象，好像世界上的一切問題都有答案，都有結論，都有裁斷。但是，當我們離開校門闖蕩世界以後，美麗的假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漏洞，直到我們不再對這些漏洞驚恐萬狀，我們才意識到自己已真正長大。
世界不再完美，但不完美的世界卻更有吸引力。
我們對這個世界，知道得還實在太少。無數的未知包圍著我們，才使人生保留進發的樂趣。當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確解釋了，這個世界也就變得十分無聊。人生，就會成為一種簡單的軌跡，一種沉悶的重複。
人生道路上有一些際遇和感受像吹拂的風、飄浮的雲，抓不住，定不住，卻隨處可見，一再重複。它們撥離了可觸可摸的事件實體而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又抽象不成理論形態而始終柔軟隱約。要是用幾個標題的鐵叉去收俘固定它們，它們就滑身而走；而完全不理，它們則又成為一種揮不去的纏繞。既然如此，那就用一個無標題的無形大網兜聚合一下吧。
讀著沒有名目的文字，看著不知名稱的風景，走著沒有路名的道路，竟然走到了人性的相會處。人生的味道，盡在這般朦朧中。
至今記得初讀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財寶》時受到的震動。他認為，一個人突然在鏡前發現了自己的第一根白髮，其間所蘊含的悲劇性遠遠超過莎士比亞式的決鬥、毒藥和暗殺。這種說法是不是有點危言聳聽？開始我深表懷疑，但在想了兩天之後終於領悟，確實如此。第一根白髮人人都會遇到，誰也無法諱避，因此這個悲劇似小實大，簡直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而決鬥、毒藥和暗殺只是偶發性事件，這種偶發性事件能快速致人於死地，但第一根白髮卻把生命的起點和終點連成了一條綿長的邏輯線，人生的任何一段都與它相連。
嚮往峰巔，嚮往高度，結果峰巔只是一道剛能立足的狹地。不能橫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時俯視之樂，怎可長久駐足安坐？上已無路，下又艱難，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與惶恐。世間真正溫煦的美色，都熨帖著大地，潛伏在深谷。君臨萬物的高度，到頭來只構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譏謔，於是急急地來試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艱難，不上高峰發現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與它近乎。看來，註定要不斷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當代希臘人很信奉那個大家都熟悉的寓言故事：一個人在魚群如梭的海邊釣魚，釣到兩條就收竿回家，外國遊客問，為什麼不多釣幾條，他反問，多釣幾條幹什麼。外國遊客說，多釣可以賣錢，然後買船、買房、開店、投資……「然後呢？」他問。「然後你可以悠閑地曬著太陽在海邊釣魚了。」外國遊客說。
「這我現在已經做到。」他說。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又滲入了筆墨之中。我想，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坐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著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他許多定位把人重重疊疊地包圍住，最後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堙路，這便是老。
當歷史一旦變得人生化，常常會產生滑稽的效果。歷史，只有當人們認真地沉湎於它的具體環節的時候，它才顯得宏大而崇高，而一旦當人們騰凌於高高的天宇之上來俯察它的時候，它被濃縮、被提純、也被本質化；藝術家進一步讓人人都能經歷的人生形態來比擬它，它只能是滑稽的了。滑稽，從觀察對象而論，是歷史本身怪異靈魂的暴露；從觀察主體來說，是藝術家高邁超逸的情懷和視野的表現，他們還想通過這種表現，來引導讀者和觀眾站到同樣的觀察心境上來，與他們一樣來確認人的社會歷史地位，把握歷史的微妙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