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低潮期

一、鄧演達再世

陳誠，在抗戰初期不知底細的人們對他有些幻想。其所以然的緣故不外有這兩種：第一，在淞滬戰役時他擔任左翼軍指揮，確實還打過幾仗。第二，政治部的組織使國共合作在形式上具體化了，而且還網羅了一大批文化人，增加了他的身價。

你想，連周恩來都做了副部長，這還了得！

但其實這位以剿共起家的丘八，他懂得什麼政治，更懂得什麼文化！他的身材矮小，一舉一動都在模仿著「吉納拉里西摩」，武漢的外國新聞記者給了他一個綽號叫PocketGeue

a-lissimo（大元帥的袖珍本）。其實更確切一點說：他不過是傀儡師手裡的一個木頭人而已。

那位傀儡師，本來並沒有心腸抗戰，只是由於內外的逼迫，出於不得已，才讓自己手中的傀儡出來不時表演一些姿態。表演給誰看呢？一方面是表演給老百姓看，另一方面也是表演給敵人看。

老百姓說：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了！十年內戰，招來了敵寇的大侵略，你現在不能再打內仗了！你要團結抗日，救亡圖存呀！你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呀！西安事變留下了你的老命，那意思你要明白！

是呀！——傀儡師不僅用唱白來回答，而且也用姿態和傀儡的表演來回答：我現在已經不打內仗了，我現在正在講究精誠團結。你們沒看見嗎？我恢復了政治部，把共產黨和一大批左翼文化人都團結起來了。我和蘇聯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有很多蘇聯顧問和空軍都來幫我國打仗。你們沒看見嗎？

老百姓是容易受騙的，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然而敵人——那徹底的小人——卻不容易受騙。

當敵人在上海發動「八一三」戰役的時候，我們的傀儡師那時在南京急急忙忙地便於八月二十一日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還不夠，又在九月二十二日和共產黨發表了共同宣言「共赴國難」。（當時有人作這樣的解釋：「共產黨赴國民黨之難。」）

這意思是很明白的，除了對內的敷衍之外，對於敵人是在這樣說：你不要再逼我了，日本老爺，你再逼，我就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沒有理會，不僅拿下了上海，並拿下了南京。

敵人拿下了南京之後，沒有向西追進，而發動了魯南戰役，想打通津浦路，使東北、華北、華東濱海地區在大陸上連成一片，因而又給了傀儡師以表演的機會：這次就是在武漢的一段表演了，連我們自己都成為了傀儡的傀儡。

這一場表演的意義，在今天也是很明白的。除了對內的敷衍之外，對於敵人是在這樣說：你公然要再逼我，日本老爺，你看我硬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也暫時沒有理會，他一心一意地在攻打徐州。本來是姿態，哪裡會認得真來？你要認真而且受騙，那是活該！然而陳誠倒因此而坐享盛名了。

在武漢當時，這位鄧演達的舊部（鄧在第四軍任團長時，陳是營長），隨著政治部的復活，認真彷彿著鄧演達的再世。

誰能說不像呢？鄧演達在北伐時的武漢，除擔任政治部主任之外，兼充湖北省**主席，國民革命軍武漢行營主任，而陳誠在抗戰時的武漢，除擔任衛戍司令之外，實授政治部部長，不久也兼充湖北省**主席。六臂三頭，后先輝映，無怪乎這個小木頭人，有時候也就真的「不可一世」了。

二、李公朴被扣

就在擴大宣傳周完結后不久，有一天，三廳的同人們大多數才穿上新制的軍裝，開往政治部本部去做紀念周，便轟轟然聽見這樣的傳說：李公朴被陳誠扣留了！

詳細的情形究竟是怎樣，我至今都還不知道。

有的朋友這樣說：公朴從華北回來，在這天清早去見陳誠，毫無忌憚地批評了國民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陳誠聽得不耐煩，一時火發，便把他扣留了。

公朴那時還年輕，說話有時不加考慮，因此他就在進步人士方面也曾受到一些誤會。不幸他又碰上了那正炙手可熱的陳誠。陳誠雖然貌似渾厚，而心地是異常陰險的。他在西安事變時，也曾吃過苦頭，因此他最恨救國會的朋友們。過於輕率的李公朴，可以說是冤家碰著對頭了。

但在那時畢竟還是在講團結的時候，國民黨外都誠心誠意地在講求團結，國民黨內也尖心尖意地在企圖團結。陳誠卻未免把自己的威福作得過早了一點。

公朴被拘，大家為了團結，並沒有把事件擴大，營救和抗議在不公開的幕後自然是費了苦心的。

陳誠呢，為了掩飾自己的急躁，卻不能不尋找一個口實，他便一口咬定：公朴煽動工潮。這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那時候漢陽兵工廠的工友們是有著請求減工加薪的醞釀的，因為工作十六小時以上而薪金照舊，實在太偏枯了。但國民黨當局卻一味予以彈壓。他們的理論是：在抗戰期間，只能談忍痛犧牲，不能談改善生活；假如要談，那就是鼓動階級鬥爭，破壞抗戰。

說來也真是好笑，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就在那抗戰前後竟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只要在字面上一提到工農就彷彿是赤化。「工會」要改為「公會」，「農村」也要改稱為「鄉村」。今天的年輕朋友們不會以這為神話嗎？是的，國民黨反動派就確實在我們眼前造出過這樣的神話時代。

李公朴對陳誠的談話想來也談到過漢陽兵工廠的問題，於是他就被戴上了一頂紅帽子，成為鼓動工潮的赤化分子了。

但赤化分子就有罪嗎？周恩來副部長難道不是共產黨員？

聽說我們的周副部長，關於李公朴的問題，嚴烈地向陳誠抗議過：

「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義來扣留李公朴，因為我是參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長！」

「我以我個人的名義來扣留！」陳誠不顧前後地這樣頑抗，但其實他應該說：「我以衛戍司令的名義來扣留。」

李公朴的被扣留，事實上和張學良一直到今天都還被扣留的情形，完全是一樣。簡簡單單地說，就是反動派的作威作福，圖謀報復，沒有什麼理由可講。

不過李公朴在當時畢竟還算是幸運，他只被扣留了一個月的光景，終竟恢復了自由。

這段插話我把它寫在這兒，不妨把用意自行揭露吧。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陳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而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武漢，一般的人民權利是受著反動派的怎樣嚴烈的限制。當然一切都是在進展的，反動派也在變本加厲。

三、競爭者出現

自從康澤奉命以假警報解散了我們的擴大宣傳周的大遊行之後，這位英雄對於三廳的工作竟以競爭者的姿態，事事出頭干預，而且爭奪。

例如編印《敵寇暴行實錄》，這毫無疑問是應該歸三廳第七處對敵宣傳處辦理的，而二廳要搶著做，說康澤的別動隊在淪陷地區可以收集多量的資料。但這項名譽卻被一廳的賀衷寒搶去了。部里決定組織一個編纂委員會，由一、二、三廳派員參加，以賀衷寒任主編。這在我們倒是無可無不可的，我們的作風是「辦而不包」，反正有工作做便好了。事實上這部書的產生，從收集材料到編纂、印行，以至保管、分發，一直都是由三廳的人做到了底的。

我記得，印刷是由我們出頭交涉，由商務印書館的**分館承擔的，全是圖片，編印得相當精美。雖然後來在長沙大火中損失了不少，但印刷的數量很多，我相信在各地的圖書館或者個人的藏書中一定是還有保留著的。

搶對敵宣傳品的編製，未免太不近情理。然而比這更加名正言順的搶奪，是整個五月的工作，差不多全被二廳抓過去了。

五月是革命的月份。一開頭就是「五一」勞動節，接著是「五三」的濟南慘案，「五四」的文化運動，「五五」的革命**，「五七」、「五九」的國恥紀念，更加上最後的「五卅」。這假如要放手做工作，正是好機會。

然而康澤卻抓緊了這個機會。他在一次部務會議上，以十分堅決的態度，要搶做五月份的工作。他說：五月份的節日，差不多都和二廳的業務組織民眾有關，應該讓二廳來主持。結局是他佔了勝利。外邊有人說：我為這事和康澤爭持得很厲害，其實並沒有那麼一回事。我們的預算一直沒有成立，只要工作費不給你，你便無法進行工作。因此這革命的五月倒反而成為了我們的閑散的一月。「五一」，在康澤主持下，無聲無臭地度過了。「五三」至「五九」，被規定為「雪恥與兵役擴大宣傳周」，由二廳與軍政部的兵役處主持，三廳則從旁協助，也無聲無臭地度過了。「五卅」，在籌備當時便講定歸併在「五三」至「五九」裡面，更無須乎再來「雪恥」了。

一切真是理想地做得來無聲無臭。這在我們，有些朋友也樂得看肖神，認為他們是失敗了；但在他們，其實正是大成功。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所企圖的正是要無聲無臭，他們是怕刺激日寇的！

日寇在當時正在加緊進攻徐州，這可能使反動派產生了一個幻覺。他們認為日寇的不肯直接進攻武漢，或許是怕他們當真赤化了，故不再相逼。

當然，除掉這個幻覺之外，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深入膏肓的**病——害怕民眾。

四、徐壽軒辭職

第五處第一科科長徐壽軒的辭職，大約是在五月初旬吧，我現在記不大清楚了。

徐壽軒本來是國民黨的進步分子，而同時是東北救亡總會的幹部。他因為進步得太快，致遭國民黨的敬遠，而為東北同鄉梅佛光、劉不同等所排擠，在戰前便跑到法國去考察了一次。剛好回國，被邀加入三廳，在他是抱著相當高的工作熱情而來的，但在入廳之後他的工作熱情受到嚴重的打擊。

為了印行《抗戰將軍李宗仁》，首先便得到一個黑點。部內竟因此而開始了文件審查的限制，於是乎一科的工作便根本無法展開，徐壽軒便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我說拂袖而去，這倒並不是修辭，因為徐壽軒臨走的時候曾經和我動過聲色。

一科的朋友們平常做雜誌或新聞副刊的文章都是很拿手的，但那種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左翼文體，卻不適宜於對士兵、對民眾的宣傳，當然也更不適宜於「官廳」的體制。因此所做出來的文章，十有九八不能適用。可以適用的，送到部里去又每每受了批駁。這可使徐壽軒大不耐煩了。

有一次他到我的辦公室里來，拿著一通辭呈和我認為不大適用的好幾篇文章，他說：這些文章在我認為都是很好的，就刊登在大雜誌上也可以毫無愧色。然而這也不適用，那也不適用，不知道要什麼文章才適用！這科長我實在做不來，我不幹了！

我勸他冷靜一下，不必那麼氣憤。

他更氣憤地說：我就是冷靜不下來了。我如果冷靜得下來，我可以做更大的官了。

說罷，他把辭呈放在我的桌上，徑自走了。

徐壽軒就這樣，終竟無可挽回地走了。我為這事非常抱歉。要說梧桐一葉落而知秋的話，徐壽軒這一走也就表明了三廳的秋天的到來——不，或許可以藉此認明，三廳的一出馬便是肅殺的秋天。凡是參加三廳的人，都會同意我的這個見解，因為我們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經常在苦悶中過日子。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地做，做的結果立地便被反動勢力對消，有良心的人你叫他怎麼不苦悶呢？

但關於徐壽軒的辭去，我今天依然有點抱歉。在這裡有兩件事情應該補敘一下。

第一件是《掃蕩報》的接收，我們推卻了。《掃蕩報》（就是今天的《和平日報》的前身）本來是復興社的機關報，但在名義上是屬於行營政訓處的。因此在政治部成立后，這報也應該隸屬於第三廳。但我們在接事時，考慮到無法應付，便只好推謝了這項責任，由陳誠自己派何聯奎去接收了。後來為這件事，陳誠和賀衷寒等人竟鬧出正面衝突，我們倒並不曾因此而後悔。

第二件是一科原擬出一種月刊。假如在就職之前，我單獨把這件事向陳誠提出，或許是可以通過的。但我沒有採取這樣的步驟，讓月刊的計劃作為整個計劃的一項，在總預算中提出去。預算一被拖延，於是月刊的計劃也就拖延了。待到接事以後，工作一開始便受了限制，再要單獨提出月刊的計劃，便再無通過的可能了。

就這樣，沒有一個發表言論的機關，遂使一科的朋友們英雄無用武之地，而逼得徐壽軒急流勇退，在我實在是感覺著遺憾。

五、一樁大笑話

三廳副廳長虛懸很久，我曾推薦一位中共的朋友，沒有得到通過。後來是范壽康向我進言（我倒不知道是不是出於陳誠的授意），何不推薦范揚？他說：范揚是陳誠的同鄉，與陳有密切的關係，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出身，司法行政的專家，和我們要算是先後同學。如范揚得任副廳長，一方面可以保持和陳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可以堵塞著再有劉健群那樣的人從天而降。

范揚是設計委員，我和他並不熟悉，我卻毫無保留地採納了這項意見。雖然還延宕了一些時日，但他業經內定，早就移到曇花林內寄宿了。

有一次我同范壽康兩人，在范揚的寢室里閑話，談到了黨籍的問題。我告訴他：其實我從前有一個時期也是國民黨員，我的入黨恐怕比陳誠還要早，但在寧漢分裂的時候我被開除了。

范揚聽著極感興趣，他便說：現在要恢復黨籍是很容易的啦。

我回答他：當然很容易，不過在目前黨籍的有無反正是無足輕重的了。

我對於他只說到這裡為止，但不知怎的，他卻把我的意思誤解了。隔不兩天（日期我記不清楚了，大約在五月中旬），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他興緻沖沖地拿了一份中央社當天的通信稿來。其中有一條是國民黨的最高決議，恢復了三十幾個人的黨籍，其中有一個是我。在這三十幾人中把中共的領袖差不多全部都包羅了進去。

我感到很大的詫異：怎麼不徵求本人的同意便可以決定呢？中共領袖們的同意是徵求過的嗎？

范揚滿得意地跑來向我說：我把你前兩天同我的談話，向陳部長報告了。他很高興，立地向「最高」報告，便決定了下來，把你的黨籍恢復了。

但到了晚上，僅僅相隔三四個鐘頭的光景，中央社的下一次通信稿又來了。這次又有一條國民黨的最高決議，是取消前一次三十幾人恢復黨籍的決議案。

這倒真是可以令人捧腹的一件笑料，這樣的最高黨議，不真是出於兒戲嗎？

事實上是這樣，事前對於任何人都沒有徵求過同意。當第一次消息發出之後，中共辦事處嚴正地提出了抗議，因而便有了第二次的取消。這一消息，在武漢是沒有見報的：因為當天更正，當天來得及抹殺。但在偏遠的地方，如像重慶，卻都是見過報的。

這個大笑話，包含著一個大陰謀。當時的反動派正高唱著「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濫調，有時很奇怪地竟向國際宣傳，說「中國已經沒有共產黨了」。為了滿足這種主觀願望，故而來這一策略的試探。假使第一消息發出后，沒有遭到立即抗議，或抗議而不嚴烈，那就正中下懷：國民黨的確「融化」了共產黨，中國也就當真沒有共產黨了。

笑話，的確是天大的笑話。但在這裡我要坦白地承認，我自己對於范揚這位副廳長的推薦，也得算是不小的笑話。

六、胡愈之上台

胡愈之任第五處處長，是大家所一致期待著的，但他到任得最遲。他本來留在上海在從事《魯迅全集》的出版工作，經不過朋友們的再三敦促，一直到五月中旬他才趕到了武漢來。那時候我記得是在徐壽軒已經去職之後了。

胡愈之到達武漢后，對於就職一事也煞費躊躇。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好幾位朋友在漢口一家飯館裡面請他吃飯，為了敦促他就職，我幾乎向他下跪。

愈之遲疑了一個星期的光景，終竟就了職。這對於在低潮期中苦悶著的同人，尤其在科長離職之後的一科，好像是一支強心針。愈之的作風非常利落，他一上任便訂下了一個突擊計劃，以工作比賽向第六處挑戰。工作確是緊張過一個時期。

然而，愈之所能做到的，遺憾得很，也只能是強心針的作用，並不能夠把三廳的苦悶根本消除。三廳是受著先天性的繼子虐待的，有人甚至說「三廳是變相的反省院」。事業費的預算不讓通過。下級政治部無權指揮，並連有關的工作報告都不容易得到。因此一切的經常工作都無法展開，尤其是文字上的工作。（第七處的對敵工作，情況稍微不同，因為沒有別的機構和我們競爭。）受著了這樣的限制，即使愈之懷著很大的雄心，抱著很高的責任感，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同樣受著了苦悶的感染。突擊計劃只推行了一個星期光景，便又消沉下去了。

有工作沒有本領做好，是一件苦事。有本領沒有工作好做，更是一件苦事。我們是找工作做的人，重要的工作擺在面前，觸目皆是，而卻不讓你染手，有良心的人誰個能夠不苦悶呢？

愈之是做文章的老手，而且是素來講究效率的人，在我今天回憶起來，他所做的工作，很奇怪，我只能記憶得一件，而且是無足輕重的一件。

那是「六三」的禁煙紀念。這個紀念日照道理上講來，應該不能說不重要，然而就和禁煙是奉行故事的一樣，禁煙紀念，一向也只是奉行故事而已。

但我們本著找工作做的精神，想把這個紀念來強調一下。因為那時日寇在淪陷地區正在推行其毒化政策，煙禁是廢弛了，而且把紅丸、白面、***、嗎啡，大量傾銷，藉以從根腐化我們中國人的體質和精神。我們是應該借這個機會，一面揭破敵寇的陰謀，一面喚醒國人的警覺的。

我們擬訂了一個擴大禁煙紀念的計劃，想大規模地做它三天。計劃呈出之後，卻只搶來了一篇文章做，而禁煙紀念本身依然由禁煙委員會和市**奉行了故事。

做了一篇什麼文章呢？那就是替「最高」草擬「為禁煙紀念告人民書」。「最高」的文告一向是由陳布雷執筆，這一次，或許因為計劃是由我們提出的，卻被批交三廳擬具了。

我為慎重起見，請愈之擬了一篇，我自己也擬了一篇，一併送去。文章後來成了一篇雜燴出現，便是，愈之的取了一部分，我的取了一部分，加上陳佈雷的一部分，可能還經過「最高」批改，倒真真正正成為了四不像。